二零零一年，派出所的十多个警察开了三辆警车来到我家把我从家里无端绑架，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就把我强行押至洗脑班企图暴力“转化”我。洗脑班使用的迫害手段包括施暴、体罚、不让睡觉、强制观看污蔑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文章、影片等，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我和其他大法弟子集体背法、炼功，不让他们的洗脑迫害得逞。他们实在没办法，就把我关進看守所，关押将近两个月之后，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将我送到天津板桥劳教所劳教二年半。

在劳教期间，无论谁找我谈话，我都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法，告诉他法轮功如何美好，江××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和明白事实，不要参与迫害。劳教所每年有八项考核，成绩好的队长得奖金，普通犯人减刑。体操是其中的一项，所以每天早晨都逼我们去做体操。一天早操时，我想到师父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就想应该带着大法弟子炼功。我边炼功边喊：不能听他们的，要听师父的，不论到哪里咱们都得炼功。此时恶人慌了手脚，包夹和邪悟人员慌忙跑过来捂我的嘴，不让我喊。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让我做早操了。那次的八项考核也取消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一同修发现食堂中张贴了污蔑师父的大画报，由于她个子矮够不着，就跳着把它撕了下来。邪悟分子和包夹发现了，上来就对她拳打脚踢，之后将她关進小号。我知道此事后，立即要求见队长高华超，同屋其他四位大法弟子也提出要见高。队长赶忙过来问有什么事。我跟她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污蔑我们师父的画报就应该撕下来。大法弟子人人都会这么做。某某做的对，你不应该把她关小号。”她支吾着说：“上指下派”。我说：“贴不贴是你们的事，撕不撕是我们的事，你们是被迫贴上去的，我们是主动撕下来的，有什么错呢？你们快点儿把人放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她们只好把同修放了出来。

零三年三月开始强制“转化”，一批批大法弟子被隔离，受尽百般折磨。我四月份被关進严管队强制“转化”。当时先后共有五个警察和三个包夹往死里打我，并轮番折磨我，二十四小时不准睡觉，只许凌晨三至五点坐两个小时。在这期间只能去一次厕所。在她们打我时，我不断发正念清除她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论她们怎么打我、骂我，我都心怀慈悲，无怨无恨，反倒觉的她们在无知中做恶是最可怜的，而且最终她们不同程度的都遭了报应：有一个叫张兰的包夹，她骂师父，骂大法，嘴马上就烂了，痛的吃不了饭，喝不了水，而且还肚子疼，从早到晚总去厕所；一个叫高丽丽的吸毒犯，三十多岁，两个月后得了心脏病，一个月输三次液，病的很重；有一个姓王的恶警见我几次就打我几次，最后也遭报应了，再见我时都不敢看我。

零六年六月，我出去发《九评共产党》一书和揭露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光盘，被巡警发现，遭到绑架。

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应正念正行，没有办法选择环境，那我们就要开创环境，所以即使把我绑架了，我也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抓到分局，我就对警察讲真相；关進看守所，我就向犯人们讲真相劝“三退”；在庭审时，我借自我辩护的机会，向法官讲真相。在法庭上，我从大法的美好和自己亲身受益的体会讲起，一直到大法弟子所遭受的迫害。讲到迫害的时候，审判长质问：“你看到谁遭到迫害了？”我毫不犹豫的说：“在十六大召开前，天津医院护士长李淑敏被活活打死；零三年五月份，赵德文仅一宿就被迫害致死。”审判长又问：“咱们县有吗”？我说：“有。”此时，我想起被迫害死的同修董玉英，不禁悲从中来，边哭边说：“你们都知道董玉英吧？这么一个好人被你们关進监狱后，受到非人的虐待，由于不放弃修炼，恶警指使犯人折磨她。那些犯人实在没有人性，带着胶皮手套往她的阴道里抠，抠的直冒血，又用顶花带刺的黄瓜往阴道里捅，血一直往外流。这些流氓变着花样折磨她，活生生的把一个正常人折磨的精神失常，没多久就去世了。”没等我说完，我看到两个女法官、一个女检察长和一位女律师都在哭，那个男法官低头不语。最后我说：“我们法轮大法弟子都在做好人，讲真相是为了救人，没有犯法，更不会犯罪，应该判我无罪。”那位律师也为我做了无罪辩护。但是，邪党法院对大法弟子是不讲法律的，最后还是判了我三年。

在天津女子监狱，每天从早上六点至晚上九点，被逼一直保持“三挺一瞪”的姿式，有三个包夹看着我不让动，后来又先后换了两个很邪恶的包夹。虽然她们都很邪恶，但我一直以善心对待她们，让她们切身感受到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好人。师父说“慈悲能溶天地春”（《洪吟二》〈法正乾坤〉），一年半以后，包夹和狱警们都被我感化了，而且都很尊敬我，还差两天到期，狱警就直接用车把我送回家。

我想说的是：所有被非法劳教和关押的大法弟子，让我们都写出自身经历揭露迫害，曝光邪恶。我们是被迫害的，决不能消极承受，一定要坚信师父和大法，正念正行，堂堂正正的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