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于学或志于道

古人说：“心之所之谓之志”，“志”这里指的是一种“志向”、一种“追求”、一种“意志”、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个学是指学道，所要学习的就是要达到上达，达到通天的道理，学习天地大道的法则，使自己所做所为如何能够合乎大道。

古代的道德准则和伦理纲常是接受而非讨论的对象，是信仰而非研究的对象，学习所要做的不是探究知识本身，而是如何将圣贤之道落实到实践。因此孔子强调重视修身，从“毋自欺”到“慎其独”；从“切磋琢磨”到“有斐君子”；从“自明”到“日新”无不在揭示道德不断升华的境界。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宪问》），认为君子为事的目的不在于事，而在于道，“志学”和求道的目的是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心向善，是为了负载经世济民之肩承。

立身于世

在战乱纷争的春秋年代，礼崩乐坏，孔子问《礼》于老子，欲行“仁”、“礼”于世。他说：“三十而立”。这个阶段他创建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救世解惑释疑，重视道德教化，开始办学传授学生。倡导用礼来约束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不违背道德伦理。他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颜回问“仁”的涵义，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子路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先之”的意思是要以身作则，事事做在前边；“劳之”即要不知疲倦的为民勤劳。孔子推崇先古圣王所行之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如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实行过的道：为政者与天地同心，有“天”、“地”、“日月”对世间万物的“无私”气度和胸怀，并以无私之心关爱天下众民。

明智不惑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一些人偏离了正道，生活在乱世和逆境中的人，更多的是怨声载道，哪肯近道？如何引发每个人心中原有的道德力量，并非是简单的说教，而是关系到每个个体生命的自觉。如何自觉？需要担当大任，担当起维护道义的使命和责任，以正心诚意，直面生命的本真，导人以正。孔子认为君子必具生命的担当，他说：“四十而不惑”，这个阶段他力图恢复周礼，欲兴圣王之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道心坚定，不计个人得失，置个人贫富、穷达于不顾，说：“贫而安”；“富而知礼”；“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知顺天命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明确了在宇宙决定论的价值观念中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即认识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与“福自己求”的可能性，而对人生采取“择善固执”、“依乎中庸”的态度，安于义命。他说君子“畏天命”，故“居易以俟命”，反之，“小人不知而不畏”，故“行险以侥幸”，知命者不立于墙岩之下。君子尊重客观规律，明辨是非，对未来发展有理性的判断和预测，可以唤醒他人从善以避免灾难的发生。于是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而弘道。

孔子在五十一岁至六十八岁的十八年间，或仕鲁，由中都宰、司空至大司寇摄相事；或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叶之间，历尽艰辛，但他始终坚持“寓意于行”，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善化他人的机缘。在匡地被匡人围攻时，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宋国被司马桓魋威胁时，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针对当时的“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看法，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奉行天命的坚定信念。

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返回鲁国时，已经六十八岁了，又致力于整理诗书礼乐和教育。他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一切行为已无太过不及之偏弊，达到了中庸的“至德”，能够从心所欲，又自然而然的不越“仁礼”、天命。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删诗、序书、订礼、正乐、赞易，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明确教育的作用是教人“知天命”，并达到顺应天命，他一生都是在孜孜不倦的教人，门下如颜回之好学、闵子骞之廉洁、曾子之弘道……。

孔子将维护和传播道义作为其一生永恒的志向与追求，要完成上天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以超然的态度面对一切挫折和困苦，始终刚毅沉着而屹立鲜明，为后世作出了楷模。在道德一日下滑千里的今天，法轮大法洪传于世，给人们带来未来和希望，很多人修炼“真、善、忍”，实践并传播真理，向人们讲清真相，唤醒更多民众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正义和善良，勇敢的承担起维护真理的使命和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