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何永粒自述他遭受的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的时候，当时我在外地打工，迫害没有波及到我。二零零零年六月回家后，公安局龙王派出所对我进行调查，我对他们谈了我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和大法的好处。当时对谈话进行了笔录，派出所叫我不要炼功了，说是中央的指示，叫我去练其它的功，或信其它的教。

我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坚持修炼。他们说服不了我，把我讲的话笔录后上报给县六一零办公室。当时县主管六一零办公室的张政委和国保大队的孔元，前来找我谈话，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修炼大法。我用我亲身的体会证实大法的好处。

他们用暴力强行绑架我到县六一零办公室审查，后又关押苍溪县北门沟看守所迫害。一方面又对我妻子施加压力，要交罚款三千元取保候审。那时家境贫寒，女儿读高中费用也高，无力交罚款，妻子四处东借西凑，交了一千元，我被非法拘禁一月后放回。

二零零一年我在北京打工期间，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的迫害在升级。我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有责任揭露谎言，讲清真相。我就想到国家信访局上访，既然我来了北京，就应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高举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记得那天有二十七位大法学员被关押，我们关在一起，然后单个提审，我们都不报姓名、住址。

那时江氏流氓集团对上访下达了挂钩的毒招，如一个县有三个法轮功去北京上访，县委书记下台，层层挂钩。他们对法轮功学员首先查姓名、住址，查清后绑架到当地迫害。因上访民众直接关系到层层政府官员的利益，本地政府对上访的学员非常仇恨，加剧了迫害的因素。

天黑后，北京公安局调集了很多警察，把我们三、五人一组分散到各区的派出所审查、迫害，我们三位学员拉到了丰台派出所，有两人忍受不了电击和暴打就说了姓名和住址，马上就通知当地来人带走了。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轮番打我，电击，以至我昏倒，我就是不说，后来扒了我的衣服，北京腊月的天气是非常寒冷的，又吹着寒风，把我的双手铐在室外铁柱子上，用面盆接来自来水从头上往下浇；浇后问我说不说，我咬着牙，闭着眼就是不作声，自来水浇在我身上如刀割一般，身体冒着热气。我站不起来了，他们看我不行了，停止了浇水，把我拖到了屋里有暖气管的地方，慢慢我恢复了知觉，他们伪善的拿来了饭，我开始绝食。每天都提审，不说就打我、电击。

第四天看我不行了，就强行输液，晚上又关在派出所，因我不配合，他们把我的鞋扔了，我光着脚丫被推进了这所人间地狱。

进去后，我绝食抗议，他们就叫关押的犯人，五人强行按住灌食，也没灌进去。第五天把我转到最凶残、最狠毒的监室，其中有十五、六个犯人，狱头最邪恶，不让我睡觉，轮番对我殴打，然后强行灌食，几个人按住，把我脸的双面颊打坏，左、右上下的大牙打坏，到第七天我说出了姓名、住址。

狱头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没有，他们在一起商量用什么最恶毒的手段来害我，先折磨我，然后勒死我，他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里面的警察和犯人互相勾结，串通一气，每个监室都有监控，警察假装没看见。在凌晨五点左右，他们要实施谋杀计划时，几个犯人在向我靠拢，我立即一跃而起，大声呼叫，“有人密谋暗杀法轮功学员”。

在那宁静的早晨，邪恶之徒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呆了，警察不得不前来问情况，我讲了我听到他们的谈话。看到他们准备的绳子拿在手上，警察非但不主张正义，反而袒护这伙人。

早饭后，所长把我叫去，我的右脚无力，一走一跛，所长听了我反映的情况，给换了监室。晚上广元住北京办事处把我提走了。苍溪县六一零来了二人，他们知道我在北京打工的工资还没领，他们找到包工头领走了我的八百多元工资。然后带回苍溪关押。又抄了家，那时家里经济很困难，他们要罚我几万元罚款，家里也拿不出，他们说要拆我的房子，牵猪、口粮都要收走。

苍溪公安、六一零对我和家人三番五次的迫害，给妻子和上高中的女儿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在看守所不配合邪恶，经常给我戴脚镣，后有强行判二年劳教。我不服写了上诉，看守所从无人担保为借口退回。二零零二年五月送绵阳新华劳教所。那是四川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是人间地狱。

五月的天气很热，监室人也多，大法弟子与劳教人员关在一起，在刑事犯中找最邪恶的人来包夹大法弟子，开始在集训队，两、三人包夹一个大法弟子，天气炎热，一百多人关在五十多平米的教室集训、转化，两、三天不转化的学员就分下大队，我分到六大队三中队转化，监室十五人，成天坐矮凳子，军姿，前后有包夹监视，不准说话。只准听他们诬蔑大法的教材，和看录相。每个监室有一正副班长，都是指派最邪恶的刑事犯担任。在烈日下军训，不转化的学员，包夹和班头随时殴打学员。

当年七月对不转化的学员加剧迫害，我被列为首要“攻坚”对象，每个中队向所里承包，与经济利益挂钩，转化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不管用什么办法。加上江××下达了对法轮功采取“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密令，这样恶警中队长邓刚，副中队长何××，刘××就更加猖狂，胆大妄为，趁机捞取政治资本想立功上爬，加剧了迫害的因素。

和我一起到三中队的几十名大法弟子，“攻坚”后剩下十几位了。“攻坚”还在持续，还在升级，晚上不准睡觉，白天超时在烈日下军训，上砖厂干苦力，对不转化的学员，九个包夹把我们推进刚出窑温度极高的窑内，把窑口堵住，用高温烧烤我们，身体难以忍受，当时火红的砖头，人在里面感觉瞬间头发都在燃烧。我抓住一个包夹不放，他一点也受不了，便往外跑，堵窑口的恶人才让我们出来。

出来后我谴责狱警扬某的残暴行为，他报复我，当晚指使恶人对我拳打脚踢，白天长期体罚下蹲，晚上不准睡觉，还用车轮战不准我闭眼，一闭眼就拳打脚踢，还拔我的胡子，用尽了各种恶毒的方式折磨叫写转化书，不转化每天都遭暴力殴打，真是邪恶之极，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恶警把我们单个隔离，包夹围一圈，把我们按在地上用力捏我大腿筋，拔胡子、扯头发……后来专找了一个藏族的犯人达吉来迫害我，此人生性凶残，面带兽容、体格粗壮。

签字后，我的精神极度痛苦，真是生不如死，想到这样下去是没希望了，没有了生活的勇气。通过几天的思考，也看到一些没有转化的学员一些经历，慢慢有所了解，通过冷静的思考、分析、观察，怎样去应对邪恶的疯狂迫害。那些不妥协、坚持做的好的学员用各种方式、眼神传达了发自内心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我决心从新站起来反迫害。

十天后我写了严正声明，所签三书作废！邪恶气急败坏，这之后邪恶变换了招术，表面上在迫害的程度上减弱了。很多写过三书的学员都陆续发表了声明，声明所签三书作废。在三中队，在中队长邓刚，副中队长何××，刘××的邪恶作用下，我亲眼看见了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精神失常、肋骨被打断等残酷事实。度过了三个月的所谓攻坚转化。

第二次攻坚二零零三年七月开始，我拒绝看、听攻击污蔑大法的一切文章和录相，不看不听，背法和发正念解体邪恶。全盘否定邪恶的指使和安排，横下一条心，哪怕付出宝贵的生命都不动摇。

那时，中队长刘某和女警察扬某经常要我写思想汇报，我用这个机会写大法的好处，讲真相揭露邪恶对大法的迫害，这也是有力窒息邪恶的办法。邪恶搞体罚，不顺从、不配合，冷静智慧的反迫害，他们没有办法了，就用持久战术想拖垮我，不让睡觉，不让洗澡，控制大小便，这些招术是邪恶经常使用的，白天、黑夜长时坐军姿，我不配合，坐久了我就站起来，站久了我就坐。邪恶看转化不了我，公开叫我自杀，我义正词严说：师父要我们不杀生，更不能自杀。

他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一个暗室里趁我身体很虚弱来暗杀我，指使刑事犯魏从军用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想置我于死地，过后，我公开揭露了邪恶的罪行。刘队长非要转化我，那时我没有一点怕心，对他们说，我不会转化的，不管你使用任何手段，哪怕失去生命。看我这么坚定，劳教所真是没招了，所谓的“攻坚转化”彻底宣告失败。

在绵阳新华劳教所这个人间地狱我经历了两年的折磨、迫害，邪恶的罪行真是罪恶之极，很难用短时间叙述清楚，这只是我经历的一些片段而已，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黑幕，有待更多学员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