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在《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你们在做任何证实法的事情时，其中包括集体做事和个人做事，你们都会自己去思考，想办法解决难题。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于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深有体悟。由于在同修之间出现的问题，我用人的观念去对待，结果对身边的几位协调人产生了强烈的怨与恨，和他们之间形成了厚厚的挥之不去的不好的物质因素，重大的间隔已经使我同他们之间形成了貌合神离的状况，使我自身的升华受到抑制，同时也严重的影响了同修之间的配合。然而，当我真正放下自我，不用人中形成的观念，而是敞开心扉，用一种大法弟子的博大心胸和正念在法中去面对同样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五年来形成的压抑得我很苦很累的不好物质一下子解体了，这个教训值得同修们引以为戒。

事情是这样的，在五年前我正处于在修炼道路中最艰难的时刻：在自己失去公务员工作后，由于对时间的执著，认为正法很快就会结束，因此没有安心的踏踏实实面对已经发生的迫害现实，总有一种挺过几年法就能正过来的思想。又加之当时我既不会干什么，也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既没有常人的技能，又没有资金的来源；既要面对公安人员的骚扰，又要面对家庭的压力；既有常人社会对我的不解，也有自身对自己在常人中原来享有的荣华的留恋的割舍，在人心的作用下，心理有一种修不下去了，没有路了，活不起了的极度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先后接触到了过去不认识的新同修A、B、C，这三位同修成了我对法坚持的动力，使我在人中有了倾诉的对像，和在人中能够得到仅有的一点点帮助的温暖，使我在修炼的最底谷中走了过来。因此，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人中的知己，和人间中最亲的人的感觉。

但是由于我总和他们接触，而这几位同修又都有大法的工作，因此协调人就告诉他们不能总让我上他们那里。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由于没有在法上认识问题，结果就对协调人生起了强烈的怀恨心，认为是协调人利用特殊的身份在分裂同修之间的关系，认为协调人在用拉拢人的手法在孤立我、排斥我、甚至于在打击我。同时也对这三位同修产生了怨，认为这几个人太不讲情谊，这么好的关系，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被改变，等等。于是，我又用人中形成的情面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有脸有皮，于是不再与这三位同修有任何的往来，即使后来当我有困难协调人带着很多同修来帮我时，我也只是表面上的感激，但是在内心深处不知为什么还是那么硬，感受不到同修的那种纯善与无私。

纵观上述我的认识问题基点，没有从善而是纵恶——当面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时，完全用了在人中形成的党文化中的变异思想在思索问题，总是用斗争的思维、怀疑的思维、总是往最不好处去想别人、总是用恶的想法在想别人，根本没有用学法后形成的正念来思考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在修炼，那么师父在我修炼道路中安排的应该去我的执著与观念的这个考验我就没有过去，就象考试一样，得了一个大零蛋。

同样的问题，今天的我用正念是如何看待的呢？第一首先向内找自己，为什么协调人不叫别的同修和我接触，我是不是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影响了同修，我总去同修那里同修的家庭有没有压力、同修有没有时间学法、同修自己需要做的那么多的事是否已经做完，对同修家的安全有没有影响？

第二，我和同修的接触中只是向同修去倾诉，这一点同常人中的对待困难时的想法和做法是一样，却没有真正的在困难中修自己，没有用更多的时间静心学法，没有把心放在救度众生上，这不是修炼。如果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和同修接触再多自己也没有提高，对同修也是一种干扰，因此，协调人让他们不和我接触的真正目地是让我自己在法中提高，在法中修自己。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我对这几位同修不但没有怨和恨，反而还有一种对不起他们的感觉，觉得自己的人心太重、自己太不纯净，觉的协调人对同修及我本人的负责。

写出此文，目地让和我过去一样有类似不足的同修能尽快修上来。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