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一名警察，服务于基隆市警察局。今年三月十四日至五月十六日，一万二千名大陆安利团成员分九梯次搭邮轮来台旅游。九梯次的行程都是基隆港靠岸后，早上搭游览车到台北参观，晚上再回到基隆庙口逛街及小吃。这些可贵的中国人来台，基隆大法弟子在基隆港、基隆庙口有两次证实法的机会，同修们都很重视。这段期间我夹在同修与同事之间，过程中让我看到自己许多的不足，怕心与执着心也都展露无遗。
基隆地幅狭小，有证实法及讲真相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安利团晚上从港务局走到庙口夜市，经过文化中心广场后，接着沿途二、三百公尺都是走骑楼地或人行道。无论在文化中心广场集体炼功、拉横幅，或是在骑楼地、人行道举展板、讲真相或播放大法音乐等，大陆游客都是近距离从大法弟子面前经过，所以想不看、不听真相都很难。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方方面面的干扰很多。刚开始，早上安利团搭游览车从码头到离开基隆，同修们就在沿途路边拉横幅。然而面对大法弟子的证实法，警方如临大敌，并且表示依据集会游行法，在路边拉布条要提出申请，还要出示路边商家的“场地出借同意书”。当我们质疑道路是公有的，商家理应没权利开立同意书时，对方也充耳不闻。
后来又不允许我们在路边拉横幅，还说要拉到骑楼地里面去拉，协调人不同意到骑楼地，警方还表示要举牌警告；甚至连晚上两位同修穿绣有“法轮大法好”的黄色衣服到庙口逛街，警方都全程跟在旁边；晚上集体炼功、拉横幅时，警方还怒气冲冲地说：“早上已经拉过布条了，晚上就不要再拉了。”面对警方不合理的要求，同修们都能心平气和地向警方讲真相，展现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风范。
眼看大陆游客一波一波不断来，这么多的干扰势必影响众生得救的机会。我们于是向有律师身份的同修请教相关法律问题，律师同修表示：象我们这种单纯拉横幅、讲真相的和平诉求，一般来说法律是不干涉的。她的结论是：此事没有法律问题，只有修炼问题。经同修提醒后，我们认识到有问题就是讲清真相的好机会。
我在警察局里面服务，执法人员都是我的同事，可以说是最有讲真相的便利条件。我意识到这是我无法推卸的责任，为了短时间达到全面讲清真相的效果，我就以说明法轮功学员为什么拉横幅、讲真相为由写了一份真相材料，然后以警察局法轮功社的名义从上到下一百多个单位及办公室全部送发。真相材料送出不久，负责安利团来台业务的主管就对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和平、理性的。”
与此同时，有一家媒体在安利团来台当天中午新闻报导时，拍摄画面故意避开“欢迎大陆游客来台旅游”的横幅，报导中还说法轮功学员在向大陆游客抗议，同时暗示这样做有违反集会游行法之嫌。知道此事后，我立刻以电子邮件向该媒体讲真相，并要求更正不符事实的报导。随后同修们也纷纷打电话去要求更正，因为打的人数太多，以致最后对方都不敢接电话了。结果下午三点钟左右新闻报导就更正过来了。该媒体后来也回信表示：已经将我的信转交给有关部门了。从那时起，就再也没看见该媒体对我们有任何负面的报导了。
以往对于媒体不符合事实的报导，有时我们会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可是大法弟子都想方设法在救人，媒体负面报导会使大量众生遭受毒害，与我们的目地恰恰相反。从此事经验中个人以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不能不闻不问，而且最好第一时间内就做出回应，以免时间拖的越长伤害越大。
警方这一方面，除了真相撒遍各单位外，在下一批游客来台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到管辖派出所当面向所长讲真相，并送给他们《九评共产党》。然而可能是基于上级的压力，第二天警方的态度还是很不好。我在现场和警方协调时，在场的一位长官还阻止我，让我注意自己有警察身份。此话的意思，似乎要我在同修与同事之间作出抉择，但我转念一想：大法弟子不能不证实法；但怕心和名利心还是起了一些作用。随后安利团来台两个梯次，我都没有出去证实法，而是在“幕后”默默地做事。
针对警方的态度，同修们除了一再风尘仆仆地前往有关单位讲真相之外，也邀请佛学会负责人或在常人中较有身份的同修拜访警察高层，但后来发现时间有些缓不济急。经过交流后认为写信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写信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也可以避免对方避不见面或不接电话就没辙了。
认识到以后，基隆大法弟子随即写信给警察高层，除了讲清真相及随信附赠《九评共产党》外，也对警方动员大量警力对待一个和平群体，以及将集会游行法扩大解释，表达我们的不安和忧虑。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同修再去和警方交涉时，对方的态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并且表示尔后只派维持交通的警力，其他警力原则上就不派遣了。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环境就这样开创出来了。
此事解决后，紧接着训练单位突然告诉我：依据上级的规定，我承办的业务必须办理讲习，对象是分局、派出所的警察。也就是说，依照规定我要对安利团来台实际执行勤务的同仁讲课，总共两梯次，每一梯约两、三百人。我悟到这是進一步讲清真相的机会。为了将真相讲清楚，第一梯次五十分钟的课程，讲真相就占用了将近三十分钟，结果训练单位知道后有意见，而且要求我第二梯不能再讲了。我想这也许与我事先没有发正念，而且还预期真相可能只能讲一个梯次有关。出现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自己的心促成的。
此外，有鉴于《九评共产党》是破除常人对中共邪党心存幻想的利器，平时我经常利用机会送《九评》给同事或长官。安利团来台期间，同修们也会送“九评”给到场服勤的员警。后来有位长官告诉我，《九评》他已经看过三遍了；也有一位同事说他经常随身携带《九评》，一有机会就拿起来看，还说每看一遍整个人就好象被清洗过一遍一样。
因为白天要上班，所以我都是晚上参加证实法的活动。晚上大陆游客前往庙口这一段路，我们原本是以发真相材料为主，但发现他们都不接，后来才知道他们事先都被中共邪党警告：不能拿法轮功的资料，否则回去要秋后算帐。
面对这种情况，我就做了一些真相展板，然而可能对于突然宽松的环境不太能适应，我拿展板给同修时，有位同修拒绝，并且表示警察不可能会同意我们举展板的。但事后证明，当我们沿途举着真相展板时，警方不仅没有干涉，有的同事看到我举展板还对我微笑，有的则是点头示意。后来有一位同事还竖起大拇指对我说：“我最佩服你了。”我想他是被我坚持正义的行为所感动吧！
对大法弟子的考验是多方面的。文化中心广场是安利团必经之地，刚开始我们在广场集体炼功引起很大的震撼，一批一批大陆游客经过时，有的人瞪大眼睛看，有的人窃窃私语，也有人拿照相机拍照。但文化局面对压力，随后即不允许我们在广场炼功。问题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经过写信及当面讲真相，后来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文化局长还对前往讲真相的同修说：他会拜读《九评共产党》这一本书。
安利团来台这一段期间，警方、文化局或媒体前后态度戏剧性的变化，充份证明了：讲清真相是一把万能钥匙。个人以为，讲真相不局限于何种方式，此次无论对警方、媒体或文化局讲真相，我们都是口头和文字双管齐下，而且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此次经验也让我深深体会，出现问题是好事不是坏事，而且仔细想一想还是大好事：出现问题不仅可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过程中可以得到提高，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因此我认为遇到问题我们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烦恼或抱怨才对。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对最近职务异动的一些认识。前一次人权圣火到基隆时，我负责和警方交涉交通疏导事宜，还担任了活动的代理人。在公文送批的过程中，有位长官见到我的名字在公文上，告诉我这样做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此次安利团来台，我白天上班积极讲清真相，晚上下班参加证实法活动，从一些同事的言谈举止中可看出，他们对我如此热衷于这种会影响自己前途的事，是难以理解的。
安利团最后一梯次离台不久，我的前途果然受到影响，但从常人的角度来看是正面影响，我从非主管职务调到一个人人称羡的主管职位。从许多人惊讶的反应中，可看出我此次异动可以说是跌破了专家的眼镜。其实想一想也是这样，大法弟子的得失，不是常人说了算的。
到新职报到不久，忽然有一位知名广播电台的记者，要以电话采访我关于两岸警察的对比，还说采访会播送到中国大陆去。当时我非常惊讶！怎么刚到任就有人找我讲真相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在网路上看到我写的有关两岸警察的文章，那一天适逢警察节所以要采访我这个题目。于是我就以大陆警察迫害法轮功、台湾警察炼法轮功为主轴，以此强调两岸强烈的对比。采访后为了让她進一步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我也寄了几本《九评共产党》给她。此事让我悟到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也许这个职位有我该做的事吧！
就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案例打电话时，对于大陆公安在邪恶的环境下，无知、麻木的迫害大法弟子，觉的他们实在很可怜，有些恶警已无可救要，将来势必要入无生之门，而我却有幸成为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最后以师父在《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如果我现在结束这件事情，未来的生命就销毁的太多了。下来得法的那些人、为得法而来的人，就白来了。当初哪，这些生命，不管他现在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神，看着这里头这么可怕，就敢一头扎進来，就敢来，为什么哪？他们是对正法、对大法抱着希望，非常坚定的信念，来了。不管他现在表现的怎么样，也得看当初，也得看历史，也得看这个生命的过去怎么样，尽量去救度他们。”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二零零九年台湾北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