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午后，我与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在公园相遇，她告诉我：“法轮功的传单上面把共产党说的啥也不是，是不是有‘反国家’的人在利用法轮功？”我首先向她耐心解释“党”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迫害”不等于“反国家”。接着，向她叙述了自己在看守所、劳教所的所见所闻，活生生的事实。这位身受中共宣传毒害的女士如梦初醒，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她神情激动的说：“你应该把这些经历写出来。”我看着她的眼睛回话：“如果写出来，印成真相资料，会不会有人又要说‘反国家’了？”她无语，沉思。

当她知道我的工资被长期停发，深表同情：“有困难我帮。”“不用，谢谢”。临分手时，满脸喜悦的她突然冒出一句：“得劲儿！今天咱俩说了半天，真得劲儿！”（我俩碰面时，她脖子后贴个膏药，在公园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直说：“难受”，谈话结束时，像换了个人儿。）

走在回家的路上，回想起谈话时的情景，双眼涌出的热泪模糊了我的视线。

零六年秋，丈夫儿时的伙伴从南方回来探亲，听母亲说我家出事了，特意登门探视。一进门，他满脸惊讶，“真没想到，你出生在那样的老干部老革命的家庭怎么也……”。当我叙述了被非法劳教的经历，他坦诚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受冤枉的人太多了，历次运动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他本人就是因为“成份”问题，从小上学一直到参加工作，受尽了歧视，加上生活的窘迫及亲眼目睹父亲身受的百般凌辱，心里早就恨透了共产党，他用“恨之入骨”四个字形容儿时的心态，但他从来不敢对任何人讲，成年后，他相信“善恶终有报，只是时辰没有到”，几十年来，尽管生活坎坷，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艰难生存中的一线希望。他同情法轮功，更钦佩法轮功，他曾有意私下问过一位有交情的中共高官：“法轮功到底咋回事？”这位高官说：“人家炼功又不违法，抓那么多人，将来不好收场……”。

这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垮台的时间不会长了，咱这个岁数能看到那一天，那一天到来时，看吧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大街上放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