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多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大连教养院、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被残酷迫害，经历了人无法想象的折磨。
在派出所遭背铐
二零零零年，我被恶警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恶警把我双手背铐（一手从肩上往后背，一手从下面往后提，铐在一起），由于我胳膊短身体胖，被四个恶警一起用力才铐上，当时手铐卡进手腕的肉里，恶警还拽着手铐把我提起来再打倒、提起来再打倒，直到我站立不住才松开，当时手肿的象面包一样。恶警在打我的同时，还把大法书拿来让我撕，把师父法像放在我脚下让我让我踩，都没有得逞。恶警又威胁我说，要把我的孩子从学校带来，让他看着我被折磨，从而达到他们的让我放弃信仰的目地。后来在大连看守所，我绝食抗议，恶警将我手脚铐在一起，钉在木板床上灌食，我的食道被捅破，鲜血直流。我始终不屈服，最后被非法送到劳教所劳教两年。
在大连教养院被吊铐折磨
在大连教养院，我和一批拒不妥协的大法弟子，被强制“转化”：弯腰九十度双手抱头一整夜，到第二天又一上午，后来恶警又找来邪悟人员围着我，每天讲他们的歪理。当时我被迫害的满身疥疮、便血四天、发烧四十度，送到医院时，医生说这人已经活不了了。教养院怕担责任，当天给我办了院外就医的手续，中午就让我家人把我接走了。回家后，我通过学法炼功，恢复了健康。
为了不受骚扰，我在外租房子住。后来我去派出所追索被抄家时非法扣押的钱物时，又被派出所绑架送到了教养院。因为我拒绝背“三十条”监规，拒绝戴牌，被关进了小号——铁笼子里迫害。恶警把我的双手拉伸到极限后铐在铁笼子上，因为剧痛，豆粒大的汗珠从我胳膊的皮肤上渗出来，大小便失禁。吊铐三天三夜后，恶警又指使普教（普通教养人员）把我的一条腿绑在栏杆上，另一条腿劈成一字型，踢打下身、用拖布杆捅、绳子打结前后拉、抹辣椒水，往眼睛里抹辣椒，往嘴里抹尿水，并用木板抽打全身。我的脸被打的走形，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正常皮肤，全部呈黑紫色，下身被打烂，腿被打瘸，需要双手扶着东西才能行走，过了三个月还不能正常走路。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又被绑架到了大连教养院。因为不背“三十条”，不戴牌，被绑在只有四条窄木板的铁床的四个角上，绑了十八天，后又被罚站每天到下半夜一点，早上五点就起床，强迫超负荷奴役劳动，收工后继续罚站，经常站着站着就睡着了，这时就会被坐班（值班的普犯）猛推一把或被谩骂。直到大连教养院二零零四年十月解体，又被送到沈阳马三家女子教养院女二所。
在马三家劳教所遭野蛮灌食、毒打和吊刑
在女二所，我不背监规、不戴牌、不穿囚服，被关押到严管队。严管队的每间监室关押十名大法弟子，监室的窗户都用报纸糊住，只留几个小洞供恶警在外面窥视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经常听到走廊上有几个人的跑步声。有一次我打开门，看到四个恶警用女二所特制的有四个把手抬大蒜的大袋子，把大法弟子往外抬。第二天，五六个恶警冲进我们房间，没有任何理由的殴打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我被打得腰腿受伤倒地不起，恶警叫狱医进来给我检查了一下，确认我起不来了，只能躺着，恶警崔弘还不让躺在床上，只能躺在地上。为了抗议这次非法迫害，我们监室大法弟子集体绝食，开始恶警不理不睬，到了第六天，冲进来十几个恶警，拿着开口器、木棍等强迫吃饭，不吃就被几个恶警打倒在地，骑在身上用开口器迫害，并用木棍往嘴里捅，直到吃饭为止。
二零零五年六月，被关押在严管队的大法弟子集体绝食反迫害，我所在监室的大法弟子集体炼功等。恶警又开始疯狂迫害，先是延迟就寝时间、几天不准洗漱，我找恶警黄海燕讲真相，告诉她我们炼功是正当的，不让我们洗漱是不对的，我个人要绝食抗议。她当时什么也没说，到了第二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让我把昨天说的再说一遍，我看出了她的企图，就拒绝了。
七月一日，当我绝食到第五天时，几个恶警冲进监室，叫着我的名字，说我“反党”，用手铐把我铐起来，绑架到院里的警车上，送到了女一所。同时送到女一所的还有大法弟子信淑华，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
女一所是关押普通教养人员的，每队六、七十人，其中关押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因我不穿囚服，恶警赵国荣命令四、五个普教按住我，硬往身上套，我的两手经常被拽的抽搐不止。赵国荣叫普教把我铐在窗子上，我喊“法轮大法好”，恶人就在我嘴上缠了好几层胶带。我抵制恶警对我的迫害，赵国荣就命令普教把我在地上拖着走，早上拖到车间，晚上再拖回三楼的监室，上楼梯的时候，恶人拽着我的头发往上拖，头发被拽的一把一把往下掉。由于我拒绝奴役劳动，恶警又把我铐在铁椅子上半个多月，两手抻开只能蹲着，早上六点一直铐到晚上十点收工后。造成我严重脱肛、双腿不能正常行走，被两个普教扶着才能站起来。
在女一所，大法弟子信淑华也因不穿囚服、不奴役劳动被严重迫害。在冬天，有一次我在被押去车间的路上遇到了信淑华，恶警竟然扒光了信淑华的上下衣服，只留一个裤头。在沈阳冬天零下三十度的瑟瑟寒风里，信淑华双手搂着前胸，光着脚，被包夹在普教一列长长的队伍里，到了车间以后，又被捆绑着扔在厕所的水泥地上，恶警还把窗户打开冻她。真是只有人想不到的，没有马三家恶警做不出的流氓行径。
二零零六年七月，我又被送回女二所，因为拒绝奴役劳动，人高马大的男恶警刘勇对我拳打脚踢，专门暴打头部，我被打的鼻口流血、眼冒金星、耳朵轰轰直响，最后失去了意识，后来打多久根本就不知道了，醒来后用手摸到自己的腿竟然不知道摸的是什么，好长一段时间失去记忆。后来又把我吊在二层床架上，吊的高度使我站不起来又蹲不下，直到半夜十二点以后才被放下，并强迫我回监室。我的脸已经被打的肿胀变形、青一块紫一块，他们叫我回监室的目的，是让同监室的其他人看看我的惨状，杀一儆百，恐吓其他大法弟子参加奴役劳动，当时监室的人看到我的样子都流泪了。第二天早饭后，我经过院子里时，用全力高呼“法轮大法好”、“警察打人、执法犯法”，当时值班警察急忙来制止我。我问她：难道恶警可以把我打成这样，我连喊的权利都没有吗？警察不吱声了。
从二零零六年九月份开始，马三家又开始对六十多名不妥协的大法弟子进行所谓“攻坚”，对大法弟子进行非人的折磨，气氛阴森恐怖，每晚都能听到惨叫声。这次主要是用吊刑，刑具就是利用教养院的上下双层铁床，把人的上身从床头推进去，两手分别捆在上床的两边，再把两条腿绑在一起，斜着固定在下床的铁架子上，这样人的腰直不起来，蹲又蹲不下，整个人的重量全部在两只手腕上，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整天整夜这样吊着……，我被放下来时，手臂不能动，腰不能直，只能躺在地上。此后的半个月，腰直不起来，只能弯腰九十度手拄着双腿走路。在我劳教期满的最后半个月，因为不服从恶警的要求，又被殴打后吊起来，恶警科长马吉山把我两个胳膊拉直，一只手铐在上床，另一只手上绑上带子拉到极限后绑住，几分钟后就呼吸困难，痛的浑身是汗。
大法弟子沈若琳、刘桂平都被吊刑迫害的胳膊抬不起来手腕严重化脓溃烂。大法弟子邱丽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从女二所转到女一所加重迫害，恶人对她使用多种酷刑，在她双腿肌肉萎缩不能行走的情况下，恶警让普教每天早上拖着她到车间，收工时再拖回监室。后来又被转回女二所，马吉山又对她上刑迫害，使她长期不能正常行走。
大法弟子信淑华被转回女二所后，被迫害的骨瘦如柴，还被灌了不明药物，必须有两个人搀扶着才能走动。在马三家女二所的院子里天天都能看到被折磨的不能正常行走的大法弟子。
我所经历的只是大连教养院和沈阳教养院女二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