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大法弟子张贵富诉述他在河北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日晚十点钟左右，我被劫持到廊坊市安次公安分局后，主要参与迫害我的是李姓和刘姓两个警察（具体姓名不详）、杨华（女，廊坊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和几个协从恶警。刚被劫持到安次分局的时候，李姓恶警猛打我耳光，并用手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逼迫我说出姓名住址，因我不配合恶警的一切迫害要求，被李和刘二恶警面朝下按倒在地上，他们用手猛打我脸和头部，并把我双手扭到背后戴背铐。

我的左手手腕被铐伤流了很多血。李和刘怕弄出事故担责任把我拉到医院。当医生问及致伤原因时，他们知道迫害大法弟子理亏，不敢提我是炼法轮功的，说我拒捕并唆使医生不要给我打麻药。这位讲医德的医生没有听他们的，给我施用了麻药，我的手腕伤口缝了四针。他们对我进行了将近一夜的刑讯逼供，第二天给我戴了脚镣，因左手有伤，他们就把我的右手用手铐和脚镣连铐在一起。

六月十三日他们把我劫持到廊坊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我的手腕伤口刚拆线便被逼迫参加看守所的奴工劳动——每天卷筷子（就是饭店用的一次性卫生筷）、捡红小豆。看守所强制在押人员做奴工劳动为其赚钱，干活慢的人会被罚值夜班。我因干活慢经常被罚值夜班，有时连续几个晚上，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足四小时。

七月二十六日管教喊我的名字说是放我出去，监室里的人都以为我回家了。出来后我看到李和刘两个恶警以及开车的警察在等我。他们拿出非法劳教我三年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让我签字被我拒绝，他们强行把我劫持到廊坊市万庄劳教所。

刚进劳教所，我被分到二班。二班班长韩利旺让我扛着装满红豆的重达一百四、五十斤的麻袋绕大院跑，周围传来正在干活的犯人对我的骂声和对大法、对师父的不敬和污蔑之词。我深切的感受到了中共利用谎言所制造的这场对法轮功最邪恶的迫害，不仅仅是迫害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也迫害了所有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的所有民族、所有的人。迫害了他们的良知、道德和人性。在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宣传的毒害下，使多少原本无辜善良的人变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中共对他们的愚弄使他们的生命真正的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韩利旺受劳教所队长的指使，带四个犯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对我包夹监控。其间几乎天天逼我“转化”，妄图以威逼和暴力使我屈服。韩利旺逼我参加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奴工劳动（捡红豆）。一次我因完不成他规定的任务被他逼迫扛着装满红豆的麻袋绕大院跑。当时天气炎热，水泥地面被太阳晒的很烫，我因穿的是拖鞋只好把鞋脱了光着脚跑，因此双脚脚底下起了大片的水泡，疼痛难忍。韩利旺规定不许我和任何人接触说话。一次因为一个犯人和我是老乡说了几句话被他看见，他抓起红豆往我的脸上摔，并把我叫回监室在我的胸前两个肩膀处用拳头猛击。

因他们对我的非法迫害，我开始绝食抗议。一个姓刘的恶警知道我绝食后狠狠的打了我一个耳光，并威逼我说：“你们说善恶有报，你们恶人榜上也有我，说我是恶警，我先让你遭报应，让你尝尝鼻刺（一种灌食方式）的滋味。”几天后他们给我强制灌食，把我的胳膊向两边伸直用手铐铐在铁床的铁栏上，我面朝上躺在床上，他们从我鼻孔里插入胶管给我灌食，灌完后胶管留在胃里不拔出来。这导致我嗓子处很痛，两个胳膊疼痛难忍。后来我因承受不了这种酷刑迫害放弃了绝食，但是因迫害给我造成的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是巨大的。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六日，我被万庄劳教所的恶警再度劫持到臭名昭著的河北省高阳劳教所继续迫害。因为不配合恶人的所谓“转化”要求，八月二十日被劫持到五大队下设的同口劳务点参加奴工劳动。当时家里还不知道我被非法劳教的情况，我没有换洗的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无法干活，无奈之下和一个值班的犯人换了一双布鞋（比我平时穿的鞋小一号）。我的脚趾甲两个多月没有剪长的很长（无指甲刀，无处求借），在这种情况下又穿了一双小一号的鞋，每天干近十二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我的双脚大拇指趾甲被挤的从趾甲根部的肉开始红肿到溃烂，最后趾甲被挤掉了。在这期间，我向值班的犯人和队长反映此情况，他们非但不管还继续逼迫我参加劳动。

在劳务点期间，我经常遭到值班犯人和队长的毒打。一次，我被一个姓贾的恶警用鞭子（一种刑具，里边似有钢丝，有弹性）从后背抽的一道道的黑紫色的痕迹。劳务点规定每顿饭只给三个小馒头两勺白菜汤或冬瓜汤，犯人们都吃不饱。我几乎天天饿着肚子勉强挺着干活。连饿带累，再加上精神上的压力和身体上的被摧残，我常常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痛苦，感觉自己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有一次因为饿的太厉害了干活时感到身体有一种虚脱的感觉，脚底像踩了棉花一样。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他们把我从劳务点送回大院（从看守所刚送过来的犯人一般都先送到大院，然后再分送到各个劳务点）。这之后不长时间我的前脚掌和脚趾开始痛，但当时仍被强迫每天参加奴工劳动。二零零一年年底，我的双脚疼痛突然加剧，整夜整夜的无法入睡，无法正常行走。这期间有的队长说我在装病。后来他们看我实在疼的无法忍受就把我拉到高阳县医院草草检查了一下了事，劳教所的医生说估计是神经炎。回到劳教所后给我打了十天左右的针吃了一些药没有效果就再也不管了。去医院检查和所有的药费在我出劳教所时都从劳教期间家人送的钱的余额当中扣除了。

大院在年前一段时间没有活，犯人们每天在室外训练。不能参加训练的病号被要求在院里转着圈走。我和一位也是因脚疼不能正常行走的法轮功学员被逼迫拄着拐杖在院里转圈走。有一次因脚疼痛难忍我俩拄着拐棍到值班室向当时的中队长王耀武请假，要求回监室休息。他竟然说给我俩电疗一下，接着就用电棍分别在我俩的脚趾上电。

在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二零零二年八月份我的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到十月份听力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九月份到十一月份仍被强迫参加劳动两个月。二零零二年年底中队长梁宝科问我要了我家的电话，打电话让家人到劳教所接我。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家人把我从劳教所接回。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走路需要人搀扶。

我一九九八年九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不但困扰我多年的扁桃腺炎好了，体质增强了，而且思想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师父教导我们以“真善忍”准则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做事为别人着想。实践中我努力以师父教导的要求自己，带给家庭、单位、社会和每一个接触我的人以善良、真诚和快乐，和他们一起分享法轮大法带给人类的美好。可以说，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予了我全新的生命和一切。法轮大法带给人类的是美好、神圣、善良、真诚、慈悲、和谐、宁静、充实、快乐、希望和光明。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可是，在中共以谎言为基础所制造的这场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中，劳教所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具体实施机构。劳教所警察的工资、奖金、升迁和迫害法轮功挂钩。这场迫害从根本上迫害了人类的道德、良知和人性。而参与迫害的人为了个人利益昧着良心不断的干着迫害好人的坏事，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良知和道德，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循环中，他们失去的将是真正的生命。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了中共，中共也最终葬送了他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