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元旦前后的一天，早餐时不见大法弟子王玉林。十点多钟王玉林脸色灰暗，神情憔悴，双腿支撑不了身体，由两个“包夹”架着很勉强的走到一大队后墙根，他很艰难的坐在一条长凳上。王玉林遭了酷刑！大法弟子知道后，被非法关押一班的全体大法弟子决定集体抗议，中午吃饭所有法轮功学员都没有蹲下，要求二大队说清楚王玉林的情况。几天后迫害法轮功的副队长陈勇耍手段说：还在调查中。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年纪最大，带个头配合一下他们的工作。我当时很严肃的对他说：“王玉林被打了，打人是犯法的，你们警察应该很清楚，你要我怎样配合？王玉林被你们打却要同修不闻不问，也不管是谁指使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一个整体，你们今天打他，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打我和其他人呢。”我又跟他讲了些真相，他表面上也认同。

后来有大法弟子开始不配合劳教所的迫害：不报数，不答到，不参加奴役劳工。紧接着一班有大法弟子绝食抗议，后来又有其它班的大法弟子也开始绝食抗议，据说当时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有一百多人。邪恶组织了一个有三套人马的灌食班子，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灌到晚上十点都灌不完。因为绝食的大法弟子众多，整个何湾上下都很紧张。

当时灌食非常残忍，特别是在李靖值日指挥灌食的时候。以六月中旬被灌食的江夏大法弟子柳家兴和七月中旬江夏大法弟子刘文平为例：李靖要刑犯将三个大蒜头、五六个又干又尖的红辣椒、半根黄瓜和几片白菜（全都没洗）搅拌成沫兑自来水灌他们。一个参加灌食的抢劫犯下不了手，蹓回班不停的说太残忍，太残忍了哇，他悄悄的告诉我说李靖非常狠毒。

大法弟子们被灌食后，不一会脸色苍白，脸上豆大的汗珠不停的往下流，衬衣有的地方都湿了，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手一会儿捂胸，一会儿抓头，一看就知道是身体不适，摧残的难熬难忍，直到他们胃中全部吐空才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我在楼梯间见到大法弟子王玉林，他的裤子从档往下是湿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但很显然是小便失禁。王玉林小声的对我说：“我被很多人按在地上打了一针。”后来我怀疑是破坏神经的药物。因为在2002年元旦前王玉林是非常精悍的小伙子，在被高君安指使机动班的人打了后慢慢的就痴呆了。

二大队还有挂牌的“心理治疗室”，其实就是专门对大法弟子行刑的场所。靠近食堂有一间，在机动班办公的里面也有一间。他们用黑纸把窗户玻璃封死，“治疗”的手段就不被人知。有时他们将大法弟子在这里用被套或大衣等物罩住头，机动班的打手们在四面八方猛烈击打，到快要死了一样瘫在地上他们方才住手。有时在食堂后面锅炉房的小巷里也用这种办法毒打大法弟子。2002年4月18日中午在“心理治疗室” 我就被高君安酷刑“治疗”了一个多小时。

2002年上半年，大法弟子叶浩被李靖强行隔离，每天由刑教犯甘声波“包夹”。早上六点洗漱后叶浩被甘声波带到李靖的屋里，要“背直、头正、双手搭膝盖”坐在小方凳上，活动的位置不准超过四块小地砖，只有0.36平方米的面积。到晚上九点后才让回班，为了减刑，甘声波很卖命，有时还故意刁难，经常还打假报告。

二大队强迫在押人员长时间劳役，有时通宵达旦，那里生产的有黄色刊物，坑骗百姓的假信息册子等假冒伪劣产品。如“将化学原料用高温搅拌匀后兑水稀释，装罐，贴上顶级名牌商标就是优质机油，水果包装箱的瓦楞纸刷上水泥浆，干了后，每个包装比实际包装重量要超出2-3斤，还有其他的手提袋等等，多数都以劣充优。

我吃饭时在菜里发现烟头和卫生纸。二大队的高君安把当时市场价格三元一瓶的沱牌酒，五十元卖给犯人获利。有时把一块多钱一斤的散酒也按高价出售获利。

韩毓龙，雷昌文是2001年末被分到二大队迫害法轮功的，2002年8月，何湾劳教所将男大法弟子关小号强行进行所谓的“转化”迫害，那里经常能听到韩毓龙的狂吼：“电棍伺候。”韩毓龙是东西湖区荷包湖六支沟人。恶警陈勇2002年下半年调往三大队后，雷昌文接任专职迫害法轮功，此人死心塌地的执行邪党的迫害政策。高君安、刘彤钰、李靖等恶警对法轮功残酷迫害均是他在幕后操纵。有时也跳到前台操作。在盛夏的中午他经常看哪个大法弟子不顺眼就拉到操场中间站在水泥地上让烈日暴晒数小时。如杨家敏、蒋长林等众多大法弟子都受过此迫害，有时一次多达十几人。

二大队八班的分队长刘彤钰是何湾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在2003年上半年他离开了二大队，听说他的胃很糟糕，可能得了绝症。高君安等恶警住在武汉江汉区西北湖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