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三月初，我抱着为大法、为师父鸣冤，抱着对政府的幻想，和四位同修去北京上访，想把自己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事实和亲身感受以及周围炼功者的真实情况，反映给政府，使其明白法轮功对社会百利无一害，收回错误决定，给我们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没想到我们刚走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骗上了警车，便衣说要我们上车登个记，上车后就不让下车了。

后来陆续有各地大法弟子被骗上车。车满后，恶警就把我们绑架到天安门广场公安局，关进了铁笼子，做了登记。后来恶警又把我们绑架到淄博驻京办事处，听说那里是某空军招待所的第六层楼，淄博市及各区的公安局在此都设有办公室。我们被限制在楼道尽头，厕所门前大约三四平米的地方。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们的鞋脱掉拿走，搜走了我们随身带的钱，让我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那时天已很晚。我们来之前已有两位临淄区的老年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此，后来又绑来了两位同修。这一夜，我们九人在这窄小的地方轮流蜷曲着休息，我背靠墙坐了一宿。

第二天一天没给我们饭吃，大约晚上十点钟，张店区兴学街派出所的李峰和张店区车站办事处武装部的部长张某押着我们单位的车到淄博驻京办，同修庞台美是被张某揪着头发推到电梯里，上车时还被张某一脚踹到车上。经过一夜的行程，大约早上六点，邪党人员把我们绑架到了兴学街派出所，我们在兴学街派出所的值班室里关了六天六夜，这六天六夜不能躺下休息，后来家里被勒索了三千元钱，才由单位把我接了回去。

我认为这三千元钱派出所要的很没有道理，家人告诉我这是罚款。即使是罚款也应该有票据，我向单位要、向居委会要，都没有要来任罚款凭证。在后来得知淄博驻京办事处已把绑架我们时扣押我们的现金转交给了兴学街派出所，我们去索要该款的时候提出了罚款也要给发票，一女指导员说：“你们还得寸进尺了。”直到去年奥运会期间，张店区车站街道办事处和兴学街居委会的人到我家找我谈话时，我又提出上访罚款要给个说法。今年邪党两会前居委会又让楼区负责人找我，说要到我家找我谈话，我说：“到我家不行，那是扰民，我可以去居委会，他不找我，我也得找他，我们上访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凭什么罚款！我们五人共计一万七千元（本人、张桂兰、庞台美、老高各三千元，张爱兰五千元）得给个说法。”楼区负责人把我的意思告诉了居委会主任。主任说要先请示领导。结果后来回电话给楼区负责人说：“还是上次在她家门口谈的那些事，就不谈了。”就这样谈话取消了，所谓的罚款至今也没有个说法。还有邪党人员去北京绑架我们的费用，是从我和本单位同去北京的同修张桂兰的工资里扣的，至今也没给个说法。

另外，二零零零年我从派出所回来以后，办事处、居委会、派出所三天两头的找我谈话，我丈夫本来就受党文化毒害很深，迫害使他更加疯狂的谩骂大法，造业深重，搅得家无宁日。三月二十五日，车站办事处又强迫我们单位把我和同修张桂兰非法关了起来，直到过了四月二十五才放我们出来。

二零零二年九月七日，我为了不被绑架到洗脑班，被迫离开了家，到了女儿上学的城市。这期间，派出所对我家进行电话监控，到家里骚扰，让家人提供我在外的线索。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因家中有事必须与家里通话，结果第二天女儿学校的邪党书记就找我女儿问话。为了不被绑架，我马上又到了另一座城市。二零零三年，“六一零”的人开着警车到女儿学校找我。因找不到我，“六一零”恶徒竟逼家人写保证书后才作罢。

二零零五年七月，我回到家，结束了近四年的流离生活，但我的名字被邪党人员上了黑名单，直到现在它们依然对我进行监视、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