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学员中，老的经历过文革，年轻的也见过“六四”，大多都是从中共暴政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当然知道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后果。那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还敢大规模的去北京上访呢？对于很多外人来讲，的确是个大大的疑问。

答案却很简单。修炼“真善忍”，做个好人，政府还能不容许？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学员们就想，做好人还能有错吗？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咱们得去跟政府有关部门说说去。谁都知道所谓的“稳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虽然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如何，但是，修炼“真善忍”在客观上对国家对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法轮功学员才放下了几十年养成的对共产党及其政治运动的恐惧，坦荡的到北京去上访。于是，你也想去，他也想去，很容易就有上万人了。

几十年来，共产党不断地在搞什么学习榜样，搞所谓的“精神文明”，提倡什么“五讲四美”等等，目的看起来就是要人做好人。可是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好人好事一阵风，走走形式而已，很难从内心去真正改变一个人。修炼了法轮功则不一样，法轮功学员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是要返本归真，返本归真就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明白了这层理，学员们都自觉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要去做好人，不要政府任何的宣传动员，不要什么榜样，这么多学员主动要去按“真善忍”做好人。

但是，作为一种性命双修的佛家修炼大法，在一个无神论作为国教的地方，可以说，风风雨雨从来就没有断过。中共的职能部门中就有一股势力，一直想要整治法轮功。只是因为法轮功做得正，学员们也的确是按“真善忍”在做，职能部门才没有找到借口下手。事实上，到了1996年，修炼环境就越来越恶化了。先是《光明日报》刊文攻击法轮功，接着中宣部就禁止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后来的学员买的书都是盗版）；1997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教”；1998年5月，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在《北京特快》节目中诽谤法轮功；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定罪，后调查；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4月23日，天津公安抓捕了去教育学院说明真相的几十位法轮功学员。

在中共社会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些攻击法轮功的舆论和事端，就是为全面打压做铺垫的。文痞以无神论为理论棍子，不惜造谣中伤抹黑法轮功；政客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利用手中的职权不断制造事端（罗干在镇压法轮功后升官进了政治局）；江泽民的狭隘的妒忌心和个人野心的膨胀，丧失理智发了狂一样要置法轮功于死地。风雨欲来，黑云压城，无论有没有“四•二五”，镇压都会来临。相反，“四•二五”是法轮功学员给中共提供的一次机会，希望当局能够倾听民众的声音，化解对法轮功的打压，明确地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让老百姓有一个做好人的权利。

中共在镇压之后的宣传中极力隐瞒和歪曲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一些职能部门长期以来对法轮功的偏见和打压——中共的宣传给人的印象是，好象法轮功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所谓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动作。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好端端的都能自由修炼，法轮功学员们去上访干什么？

做好人有错吗？修炼真善忍有错吗？在哪个社会，这也没有错啊。

但是，事实证明，在中共的统治下，做好人不容易，甚至容不得你做好人，容不得中国人心向真善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