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　山雨欲来

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随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徐光春这么做实际上违反了中共自己的“三不”（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干涉、不宣传、不打棍子”）政策，想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就想给法轮功扣一个“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报都有许多人修炼法轮功，真正执行镇压的国家机器——公安部中炼功的人就更多。前面说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感谢信中还专门提到为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治病，效果非常好。因而当时公安部里了解法轮功的人相当多，很多人本来就是气功爱好者。一些司长、局长、处长一级官员，还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厅的厅局长就是法轮功学员。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叶浩和李昌原来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长、处长。

一九九六年的镇压根本没来得及开始，就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后来不了了之。

一九九七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

罗干当时发的文件明显带有构陷的性质，先是声称法轮功是“邪教”，然后让各地公安去搜集证据，等于“先定罪，后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但是法轮功无底可卧，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谁愿意来炼都行，不愿意了就走，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学员。令罗干吃惊的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

但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四千多元。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由此引起四十余人到公安部上访；一千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罗干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两次想把法轮功定为“邪教”进行镇压。这倒不是因为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罗干那时当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官儿坐到头了，要想继续往上升，就必须做出大动作来。这个和军人不到战争时期很难立大功晋升将军一样。罗干也想把水搅浑，这样他这个政法委书记才能成为政治焦点。

罗干搜集不到资料也很着急。他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罗干在一九九六年开始为此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打压法轮功铺路。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科痞开道　颠倒是非

因为罗干等执意想通过打压法轮功来搅浑水，围绕法轮功的政治空气也越来越敏感。在这期间，既有敢讲真话、正面支持法轮功的媒体记者、政府官员，也有见风使舵、乘机大捞政治资本的小人利用各种机会诽谤、诬蔑法轮功，为日后的全面迫害制造事端。

一九九八年五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对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的一个记者造谣，说中科院一个孙姓的研究生，因练法轮功导致精神病。实际上孙当时表现的不正常状态和法轮功毫无关系。孙的室友和孙的同学都多次以详细具体事实向何讲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在电台竟仍用同一假证栽赃法轮功，纯属故意。许多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人自发去北京电视台澄清事实真相。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副台长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后决定制作关于法轮功学员户外炼功的新闻以挽回错误宣传的影响（但是没有公开道歉）。事情得以初步解决。

何祚庥号称是“两栖院士”，实为政治投机分子。他善于在科学家面前冒充哲学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学家，尤其善于从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真正的科学。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来到清华大学，找青年学生召开了理论学习座谈会。何柞庥在会上提出探讨与众不同的问题：“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何祚庥因此而被于光远看中，五一年毕业时，何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于手下工作。从此，何开始在科技界到处挥舞大棒。

比如说，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何祚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倡把当时国内政治斗争中对所谓唯心主义的批判应用到物理学。一九五五年，围绕北京市古建筑的拆留问题，正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主拆派”和以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为首的“主留派”之间的争论不休时，当时在中宣部的何祚庥抓住机遇，在《学习》上率先抛出一篇批判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攻击梁思成的建筑风格是“中国人的脑袋，外国人的身子”，是“阶级调和的变种”，“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于是，梁思成被迫做检讨，一场大拆大毁北京古建筑的狂潮同时掀起，从而根本改变了北京城的面貌，也改变了何自己的政治命运。据一九九八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两栖学者’─何祚庥”的报道，何迄今为止仍然对这段经历津津乐道，认为使他“逐渐领会到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此外何祚庥还抡起意识形态的棍子批判过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用马列主义批判盖尔曼获得诺贝尔奖的“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转而批判气功，声称是“伪科学”。

因为何祚庥打击科学、维护中共意识形态有功，《红旗》杂志力荐他当了中科院的院士。何则继续利用他的院士头衔拍中共、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马屁。二零零一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宣传正火，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学研讨会上发言说“量子力学的发展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当即有几位正直的学者拂袖而去；何同时不知耻地将其“理论”整理成“论文”发表（何祚庥二零零一，“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零零一年一期）。

因为罗干想借打法轮功向江泽民邀功请赏，罗的连襟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遗余力地披着科学的外衣诋毁法轮功。但何祚庥的名声实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亲自指示，今后北京市的媒体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骗言论，对气功仍旧执行中央“三不”的政策。

天津事件　序幕拉开

何祚庥因为无法继续在北京刊登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就到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于1999年4月11日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

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也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鼓励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从各种迹象看来，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杂志和读者之间的事件。天津方面显然是接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指挥和压力。海外媒体直指罗干是此次暴力行动的直接指挥。

中南海万人大上访

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北京的许多法轮大法学员，包括当时北京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决定4月25日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得知这一行动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也相互联络，结果那天紧邻中南海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愿人群达到一万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在文革后，面对历次中共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大量民怨，中国建立了上访制度。个人或集体上访受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

当时前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想法都很简单，那就是到更高一级国家机构去反映情况。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石采东参加上访的想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学员家参加通常的集体交流和读书。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简单地介绍天津事件的经过，并说了部份学员决定明天去上访。李阿姨说大家自己决定是否去。我说上次写信反映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转法轮》的事情至今没有进展，这次上访也正好反映一下，所以当然要去。国家新闻出版署早在1996以“传播迷信”为由，用行政手段非法查封了法轮功有关书籍。许多学员曾经写信给新闻出版署和中央领导反映过这些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但长时间没有回音，情况也没有改善。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如果我们今天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在10年后来看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人的想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或者天真，也许他们不了解政治的复杂。果真如此吗？

*放下生死 君子坦荡

其实，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中老年人，他们都经历了中共历次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他们中也有亲身经历了1989年64事件的年轻人，还有些人和甚至有渠道获得中共高层内部消息，他们并非不了解自己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当权者。

2005年5月4日明慧网刊登了一位参加上访的学员写的经历，其中这样写道：

就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我一连接到几个电话，我才知道事情已非常复杂。电话是我的一个姐夫打来的，他郑重其事地说：“明天你们姐妹三个千万不能去北京，我有在警察局工作的好朋友，人家特地告诉我，上边全安排好了，明天可不客气！”（我们姐妹三个都修炼法轮功）。过了一会儿又来电话，再一次警告：“中南海 附近已驻有大量的军队，我朋友说，‘我知道嫂子可是好人，你就是把嫂子绑在家里，锁在家里，也不能让嫂子去中南海，上头要我们明天不认人，见一个抓一个……’（意思是明天讲不了情面）你们一定要去，我也要先告诉你们！”我的一个姐姐也来电话说：“某某给我儿子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要看住我不能出门，外面全布置好了……。”我问姐姐们是否改变主意，她们都笑了。就这样，我们姐妹三人堂堂正正地各自走上“4.25”的行程。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使他们义无反顾的去上访？难道不知道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无法理解他们：坚持要上访，是不是没做到忍？为了社会稳定，难道不可以牺牲一下“小我”，不要去上访吗？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法轮功学员们的真实想法。一位法轮功学员针对这样的疑问写道：

•善良不是懦弱，宽容不是苟且，也不是对行恶的纵容。我们不懂也不参与政治，但是我们懂得善与恶，是与非。

从96年禁止出版转法轮，到北京电视台事件、光明日报事件，到罗干的调查，到天津事件，虽然政治“风声”越来越紧，但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员，一方面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中国的事情一旦涉及到政治，一旦涉及“上面的决定”，那就没有什么对和错，是与非可言；而另一方面，作为修炼人，我们只是炼功，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真善忍修自己这颗心。我们不懂也不参与政治，但是我们懂得善与恶，是与非。“忍”不是苟且，忍中还要有善、有真。如果人人都认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那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基本的善恶、是非标准，没有基本的公义和社会良知，最终受害的是每一个人。

•修炼人只能在任何情况下，坚守原则做一个好人，人人都这样，那就是社会的希望

修炼的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在对和错、是与非面前的苟且也许能换得暂时的平安，但那是懦弱，绝不是忍。一个社会道德崩溃的开始，正是从社会的每个成员放弃善恶的原则开始，如果人人都认同强权就是真理，或者把现实利益当作行为准则，那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希望，因为人们都不相信这世间还有个公道，那只有个人利益为大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诚信丧失、良知麻木，不都是这个原因吗？！

•人人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的稳定

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来说，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护公民基本的合法权利，这个义务，如果不是说大话的话，首先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样做也是维护这个社会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说为了所谓的“稳定”，人人都在利益或压力面前放弃原则、放弃公民的合法权利，那等于是帮着践踏法律，这个社会真的能稳定吗？

的确，中国过去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在历次由中共发起，全民参与的政治大动荡中，如果社会中多一些这样坚持原则，不畏强权的人群，那些混淆善恶、颠倒是非的荒唐悲剧也许可以少发生一些。这一群看似平凡的人，却坚持着不平凡的原则。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