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离休多年，年轻时曾做过某市公安局局长，虽然文革时挨整十年，党文化仍然深入骨髓。我与父母不住在同一个城市，我自从九五年得大法后，想让家人也得法的念头日见强烈。我把洪法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那真是费尽了心机，但我与父亲在观念上总是南辕北辙。由于对亲情的执著，我陷入了痛苦，以前探家的那种温馨不见了，几乎每次探家都会因此事与父亲发生不愉快，有时甚至使我失声痛哭。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一次次的讲大法的美好，修炼的殊胜等等。
潜移默化中，父亲的观念也在一点一点的发生着变化。同时，父亲也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其实他也害怕失去我，按他的话说，我是他所有儿女中最孝顺的一个了。所以，总体上父亲基本是“妥协了”，甚至当着全家面宣布“我们家是信仰自由啊”等等。特别是在“七·二零”以后，他还让我把《转法轮》背下来，免得回家路上来回带，被邪恶们发现惹麻烦。（我深知，是师父借父亲之口对我背法的重要点化以及在邪恶迫害形势下的修炼要求。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我开始背法，一直坚持到今天，背法及其修炼的故事在此就不做赘述了。）
但是，自打我给父亲看《九评》时，《九评》戳破了父亲的党文化外壳，父亲好象彻底翻车了，他宣布与我划清界限，他说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敌，甚至一度不再接听我的长途电话。而我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表象，《九评》已经抚摸到了父亲受伤的心灵，父亲几乎用生命全力捍卫的东西，顷刻之间显现出最最邪恶的原形，原来它是个最流氓的下流之党，那不是噩梦一场吗？这一切对一个向来自尊、自信、甚至有些自大的父亲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他实在不愿正视这一切，他还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尽管文革吃够了苦头，也明知是共产邪党干的，但他仍然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其表现形式就是一个“死扛”。我想，父亲需要一定的时间，他需要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和转化过程。父亲的心灵受到过邪党的伤害，他需要一个“疗伤过程”。
在艰苦的修炼中，慈悲伟大的师父教我逐渐看透了亲情的本质，这一次，我感觉好象一点都没动心。我坚定的坚信父亲最终一定会退出邪党，走向光明。我知道，父亲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他会把《九评》看完的。况且，灭绝人性的文革迫害，父亲不会忘的那么干净吧？接下来的这几年探家中，我不再主动与父亲谈论大法及《九评》的事儿了，一切好象都没有发生过。然而，父亲自个儿却时不时的痛骂几句共产邪党。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农历已進入腊月），父亲得了很严重的病，到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就是连续一个多月失眠症状，母亲打电话叫我提前休假回家。母亲一向支持我的工作，不到非常时期是不轻易叫我的。我想起师父的法：“万古事 为法来”（《洪吟二》〈戏一台〉）。我带上大法书、资料、大法护身符等等，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一進家门，我看见父亲脸色灰暗，非常非常痛苦的样子。他说：“我做了一辈子公安，各种各样的死法我都懂得，要不是为了你妈，我早就自己解决了，你知道吗，睡不着觉的滋味太残酷了啊……。”这时我毫不犹豫的拿出了大法护身符，对父亲说：只要爸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今晚您就会解除痛苦，睡一个好觉，您就试试好吗？
同时，我给父亲讲着大法早已给父母及家人带来的美好，引导父亲思考“为什么您和我妈八十多岁的人，一点器质性病变都没有”；引导父亲想一想“邻居们、老同事、同乡们，这么大岁数的人有几个能象你们一样，腿脚利索的骑自行车满街跑？……”我告诉他：“真修弟子的家属一般都是有福份的，比如，我修炼了十五年，丈夫未走入修炼，可是他十五年来也从未去过医院，基本没吃过什么药，因为他确实没得过什么病，我们全家都是免费医疗，可我们全都不用去医院。”
其实父母比谁都清楚，我由于出生时不足月，打小儿身体就特别弱，得法前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甚至于有时不能坚持正常上班，一次因为贫血住院，长达两个多月，现在的情况已经足以证明大法的超常威力了。
父亲终于做出了生命的选择，他开始一遍又一遍的虔诚的念这个使他生命升华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但自己念，他还让母亲也一块念。我仿佛感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朗朗诵读声从我家飘之天外，与那婀娜无比的美妙大穹巧妙的对接起来了……。
奇迹出现了，当晚父亲一觉睡了六个小时，解决了内急之后，他继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结果又睡了近两个小时！我告诉父亲：“我师父也管您啦！”
接下来一直到现在，父亲基本上恢复了健康。父亲说：“我真正的不反对你炼了，那个《九评》我也不反对了啊，我知道女儿就象当年的孙中山一样，是革命的先知啊！”我向父亲认真的解释了大法与我师父与孙中山们的本质不同，为什么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的使命就是救人的等等，父亲一一的接受了。
大年前的腊月二十八日，我再一次建议父亲退出邪党，父亲终于同意了！
至此，我的家人已全部脱离了邪党，可是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的心依然沉重，每每想起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千千万万的未抹去兽记的父母兄弟们， 我的心依然在痛哭着！ 让我们抓紧做好三件事，救出更多的众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