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一季度，我去一个没有大法弟子的民族县做真相，去时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对，可当我乘坐的长途班车即将進入该县唯一的一个進出口关隘时，荷枪实弹的武警和警察出现了：他们如临大敌，几人用枪对着班车，穿着防弹衣的武警上车搜查并检查身份证。我心静如水，请师父加持。他们把车上所有人的身份证都查验过了，唯独没有查我的。（其实，我并没有带身份证）。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今天是中共邪党向全世界所标榜的这个民族的所谓“好日子”。而眼前上演的这一幕使我更進一步见证了中共的谎言、暴力和无耻！

下车后，我感到无明的压力冲我而来，浑身发冷，正念受阻。再看街道——行人稀少，警察便衣武警和特意招来胳膊戴着“治安”标志的协警布满街道。我边发正念边在街道做真相。正当我等车打算离去时，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他是一个很骠悍的便衣警察。这样，我被他们绑架到国保大队。

刚开始他们太邪恶了，对我来讲简直好象天要塌下来了。我边发正念边讲真相，不配合他们的任何命令、指使和要求。公安局长、国保大队长、警长、内勤、秘书和刑警、协警轮番上阵，他们一无所获。唯一显现出来的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我明显感到师尊的加持，使我慈悲心和语气越来越达到救人的要求。

公安局长翻开我记着一张几个主要协调人电话号码的纸，如获至宝，逐一拨打，无一打通，我看到他的困惑和无奈。特别邪恶的一个小头目不服气，从局长手里接过那张号码纸继续拨打仍一无所得。

他们哪里知道，那是一张经过加密了的电话号码。我的具体做法是：一不记同修的名字，记着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我给同修起的名字。比如那个同修个子高，又住在民主街，他的名字就叫“高民主”，那个同修皮肤白，他的名字就叫“白富”，姓包的就叫“包子店老板”等等。二是不管是手机还是座机号码，我按我设置的“程序”全部打乱从新排序，就是同修自己拿到这张号码纸，也看不出他自己的号码来。三是修口，不在任何环境下向任何同修“泄密”。四是少记少记再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