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之后，中共邪党在全国各地对法轮功打压，王文娟与全国的大法弟子一样，由于坚持修炼“真、善、忍”，遭到了邪党各级人员的不断骚扰、恐吓、绑架、关押等迫害，家人遭到株连迫害。

下面是王文娟诉述她与家人所遭受的部份迫害经历：

一、上访遭迫害

1999年7月之后，由于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被非法抓捕，迫使我去了省政府上访。那天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省政府门前被防暴警察围了起来，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抓走，有一个老太太被拖倒，警察连踢带打，把老人拖上警车，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驱散，用大客车一车一车的拉走。当时为了抗议政府这种粗暴行为，我和本地的学员在道边炼功，被哈尔滨南岗区派出所的警察强制带到派出所，后来被依兰县公安局接回，被关在依兰县公安局会议室2天2夜，依兰县公安局局长赵世晶在会议室公然辱骂大法弟子，逼写了不炼功保证。

1999年9月去北京上访，我抱着相信政府的心，和几位功友去了，没想到信访办成了公安局，见到法轮功学员就抓。9月26日只好到天安门情愿，晚上被一辆警车截住，问我们是否炼法轮功，我们说“是”，就被带到前门派出所，关押了一天一夜又被送到宣武区派出所，屋里没地方睡觉，只能躺在水泥地上，因我面带微笑被罚站1小时。那个女狱警因我在狱警室炼功，叫我给她擦桌子，还要打我，被男狱警制止，那个男狱警发牢骚说：这下政府不知又要闹到啥时候了。

被非法关押了7天，被依兰县公安局龙云飞和信访办一个姓赵的接到依兰县驻京办，身上有860多元钱被龙云飞扣留，两天后被戴着手铐押送到依兰公安局，当时是依兰公安局的霍财非法提审的我，逼我说出和我一同去北京的还有谁，问我钱是从那弄来的。我说我不能写保证也不能告诉你钱哪来的，我不想连累我的亲人。霍财恐吓我，说不写保证就判刑，说我是政治犯，还拿我丈夫的工作威胁我，我说：“葡萄是酸的甜的只有吃到的人才知道，你们说法轮功不好就不好了吗？我是实践者，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那错了。”最后我被送进依兰县第二看守所，每天吃带泥的菜汤，里面有小虫子、线头，树叶，窝头里有老鼠粪便，沙子，而且还不熟。被勒索3000元才被家人接回，这次被勒索的票据还保留着呢（在后面提到被勒索的钱，公安局都没出示票据）。

由于我被非法关押，孩子没人照顾，被冻的得了肾炎。丈夫是哈尔滨王岗农业机裓化学校毕业的，是带着编制分到农机局监理所的，因我炼法轮功他被农机局局长辛福君开除了工职，被迫下岗。

2000年正月十五，为了有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我县有30多位到原炼功点商厦炼功，被公安局政保科的龙德清、韩云杰绑架到公安局。由于我们背经文，我被公安局副局长张焕友打了一耳光，耳朵被震聋。我跟他讲打人骂人不好，他不听，后来找来公安局打人最狠的刑侦科的郭庆吉迫害我，郭庆吉体罚我站了9个多小时，两臂抡圆了像下雨点的扇我耳光，打我小脑，我的头脸全肿了起来，强制我开飞机（一种酷刑），用手铐铐我。我不断讲大法真相，他不听。我问他姓名，他不说，但我感觉到他有点害怕了，他逼我说是谁让我出去炼功的，我就是不说，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我违心的说是我通知的别人，因我不能出卖工友，在下午五点多被送进依兰县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为了反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起绝食，一共有100多人，每天都有功友被接回家，最后剩30多人被超期关押。一个多月后，再次绝食抗议，这次第二看守所的警察用灌食的方法折磨我们，他们把我们抓住塞进刑椅内锁上，狱警尚德忠和刑事犯抓住我的手和头，副所长林忠指使刑事犯用牙刷撬我的牙，我不配合他们就掐住我的鼻子卡住我的脖子，头发被他们拽掉一大把，用盛满玉米面糊糊的矿泉水瓶子插进我的嘴，林忠喊着灌灌，我差点晕过去，泪流不止，玉米面呛入气管，肺部感染一年多才好，真是生不如死，心脏也被迫害出了病。绝食期间，在零下30多度的冬天，恶警把我们赶出监号，有的功友根本来不及穿棉鞋、棉衣。正所长郑军和副所长林忠把我们赶到背光处冻我们，我在没吃没喝的4天的情况下被冻，心脏虚脱差点失去生命。恶警还强制我们上高，擦玻璃，我差点从窗台上跌下才叫我进监号。吃的窝头、白菜汤很脏玉米面有老鼠屎、沙子、泥、线头，杨树叶子，根本不是人吃的，连猪食都赶不上。我被非法关押了65天，家人被迫交了600元窝头钱。

二、孩子遭迫害

2001年关岳街派出所警察梁金城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警察闯进我家，在我家发现写有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小条，强制我去公安局，我不去，他们就叫来公安局以韩云杰为首的关岳派出所所长王泽辉、警察王义斌等5、6个人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当时赶上孩子放学，我孩子刚到家门，孩子怕把妈妈抓走，为了保护我，孩子说不干胶是他写的。就这样我被带到公安局后，又把我放了。孩子这次受到了迫害，公安局、教育局、关岳派出所、三校的老师都参与了对孩子的迫害，在教育局局长的鲍冰源及公安局政保科韩云杰、龙德清的指使下，关岳派出所梁金诚和一个不知名的警察去第三小学骚扰孩子，逼迫孩子写不炼功保证，班主任刘晓霞辱骂孩子，骂大法。

孩子被叫到门卫室，当时有10多人围着孩子，把孩子吓坏了，他们体罚孩子，还必须站直，强迫孩子写不炼功保证，那个不知姓名的警察还问孩子我每天在家都干什么，都和什么人来往，把孩子逼急了，孩子说，“你们大人站着，却让我一个小孩站着，我为什么听你们的，你们欺负我，我妈在家干什么我怎么知道，我白天上学，晚上睡觉，你们问我妈去。”他们见孩子挺硬，就想进一步迫害孩子，两个警察就把孩子带出校门，孩子说：我不知道他们带我去那，我知道不是好事，出了校门我撒腿就跑，警察就在后面追，孩子顺着小道往家跑，被老师在小道截住。毕竟才10岁的孩子，孩子吓哭了，孩子说我啥都不知道，老师怕孩子出校门有危险，怕担责任，赶紧说我们再不找你了。但是他们就给我丈夫施压，叫我丈夫逼孩子写保证，孩子把自己关在屋里，说你再逼我就跳楼，就这样他们总算放过孩子，但是班主任刘小霞经常辱骂孩子，孩子心灵受到伤害，有时坐那就发呆，那种场面给孩子造成的恐惧太可怕了。

2001年夏天，依兰县农机局局长辛福君和依兰县政府组织部刘亚晶，以我丈夫工作要挟我，叫我写保证，我没答应，走了，辛福君狠狠的辱骂我。

在2001年除夕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我们全家都回娘家过年了，下午2点多我正和奶、父母、姐妹、兄弟等10多口人吃团圆饭时，农机局副局长马清林领了6、7个人开着警车闯入我娘家，逼我写不进京保证，当时我质问他们为什么骚扰我，我有80多岁的奶奶和60多岁的父母，你们大过年的都吓着他们怎么办，你们不想过年，我们还想过年呢，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开着警察来抓我，村民还以为我娘家人犯了什么法了呢，我只能给我师父保证修到底，我就是进京，也是你们逼我的。我告诉你们别逼人太甚，你们想看住我没门，我想做什么谁也看不住。我大声说给我出去，这是我的家。最后他们灰溜溜地走了。

2001年依兰县政府副县长辛敏超和农机局副局长马清林职工田风真、石宝强到我家逼我答应不进京，不上访，并说我要是进京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我跟辛敏超说：“我信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会伤害到谁，真善忍不让信你叫我信啥，难道非得让我违心的撒谎吗？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非得让我把你的乌纱帽背上，我不背还非得叫我背，你们不是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吗？你作为县长应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应该如实向政府反映情况，为民做主，是你们拿你的公职压我。最后辛敏超说：我们知道法轮功好，你在家炼吧，为了我们的饭碗，我不得不来。

三、无休止的骚扰、绑架

2002年5月17日，我和6位功友在宁淑贤家被绑架，当时被宁淑贤的同事达连河镇的老师杨某某骗开门。我们被绑架到依兰县东城派出所，直接参与的恶警有公安局局长张焕友、政保科韩云杰、关岳街派出所王泽辉、副所长王义斌，还有公安局的。我们被非法关进依兰第2看守所，全部被非法刑拘。到我们被非法关押时为止，已有18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了，每天强迫我们下地干活，头顶烈日在地里拔草，种菜。我们18位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劳教，长的3年，短的1年，我被非法劳教3年。我跟法制科姓李的警察说，我不能签字，我没犯法，我把劳教票撕了。

我们被2次送进万家劳教所，第一次全部拒收，第二次因看守所所长郑军为了往上爬，花钱买关系，把我们17位功友全部劳教，我由于被迫害出心脏病，送到万家劳教所拒收，回来的路上郑军恶狠狠的瞪我，回到当地看守所，公安局的人说过了“16大”放我。我没相信他们，接着绝食抗议，因心脏病严重，再加上不吃饭，怕出人命，公安局宋宇泽到看守所叫我签保外就医的名，接着就把我放了。回家后才知道为了救我，家人给万家劳教2000元钱，公安局非法罚款3000元，我父亲给公安局张焕友1000元，在劳教所找关系给办事人500元。这次共计被非法关了4个多月，回家后农机局副局长马清林和主任（名字不详）让我签不炼功保证书，我告诉他们为了他们我不能签，我把保证书撕了。

2003年县委书记刘文斌花5万元钱奖励各派出所及公安局的警察迫害法轮功，原因是在他家的楼道内发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据说县政府办公楼被送进去了《九评》，而且每屋一本。在2003年11月9日晚8点钟，有人来摁我家的门铃，因为这场迫害的发生，来我家的朋友，亲属，都知道我家的暗号，我一看暗号不对，就没给开门，第二天邻居说：“昨晚有警察来找你。叫我开门，我没开。”我和丈夫吃完早饭就出车了。到9点多钟，关岳派出所警察就赶到公交车江边站点，孟凡辉，和孙万杰及几个不认识的警察强迫我去派出所，遭到我和丈夫的严厉制止。他们没得逞，接着又尾追到体育路站点，跟恶狼一样，就从车上窜下来，好几个人架着我往车里拖，我拼命把住车门不上，我说你们干扰我正常家庭。围观群众的指责说他们是土匪。

恶警们把我抬进警车，我丈夫怕我遭迫害也跟到关岳派出所，我被他们拽的胸闷喘不上来气，被关岳委住人和警察围住，有10多人，其中有一个不知名警察要打我，被警察孙万杰制止，孙万杰说：“她有心脏病，不能打。”我告诉在场的人，千万别干傻事，留着点，被人当枪使终究害自己，我讲文化大革命、六四、及法轮功遭迫害的事实，告诉他们有善念的警察都是暗中保护大法弟子，而你们怎么做的，他们说我威胁他们，我说：“是让他们以史为鉴，”我说：“你们把我弄进监狱，让我的儿女失去母亲，叫我的父母失去儿女，你欠我的能不还吗？”我告诉他们“法律没有天法大，谁都逃不过天法，谁干的坏事谁自己还，你们干扰我正常家庭生活，你们是执法犯法。”孙万杰又给我住在农村的母亲挂电话，叫我母亲劝我，我顺势接过他手机，我说：“妈，你有一个好女儿，我不会写保证的，我不会叫你老丢脸，请放心，接着就挂断。我正告他们我今天就是要回家，你们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见他们不放人，我丈夫要替我写保证，孙万杰说不行，非得叫我写。这时我很犯难，我向师父求救，我看到一个大大的“信”字，我知道师父叫我坚定，他们逼了我一上午也没达到目的，孙万杰说：下午公安局局长签了刑拘票子就把我送进监狱，我说：“你们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算，我要是写保证就把你们毁了。到了中午，屋里只剩下两个警察和我丈夫，我去了卫生间，及时走脱，在外呆了7天，回到家后，丈夫又把我撵出家门。

2004年12月份，依兰县“610”领着4个戴墨镜穿一身黑的人，在高级中学拦住我家公交车，就象黑社会打劫一样，那天路面就象镜子一样滑，差点把车弄翻，杨小青叫我丈夫把车开到公安局去，并叫人上车拽我下车，我正告他们，因我离车，出什么问题叫他们担着，当时一车人，我丈夫把车强行开走，我在半路走脱，我家车被停，损失300多元。由于我丈夫被单位开除，从2002年我家买了公交车，农机局不断有人上车骚扰我，农机局王吉波构陷我，向“610”打黑报告。

这些年简直就象在恶梦中，今天在家，明天就不知在哪了，整天担惊受怕，派出所、街道、我丈夫单位的恶党人员，就象公开的黑社会人员一样，整天到家骚扰、恐吓，我没有人身自由，直接经济损失 113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