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二岁，与老伴于一九九六年在当地一个公园的炼功点得法。经过不长时间学法炼功，我的身心很快得到净化，喜悦之心难以言表，这与我过去所学过的许多气功截然是两回事，有天壤之别。真是一部天书。身心受益的那种心情别提多高兴了，我完全沉浸到学法炼功中，沐浴在法中升华。

炼功后的不长时间，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生死关的考验。一九九七年的九月，我和老伴走到马路上，被一辆疾驶的汽车撞上，俩人凌空被抛出五米远落地，结果都安然无事，而汽车的挡风玻璃却被撞破一个大洞。师父为我们还了一条命，消了个大业。

这场邪恶的迫害比我想象的要凶猛。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六点钟，公安带领十余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警，如临大敌，闯入我家，要進行所谓的搜查，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强盗行径很坦然，没有想到害怕，心想：我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我们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家里没有搜查到他们认为的证据，于是抢走了我的手抄本《转法轮》，带到公安询问。他们想要从我嘴里得到他们认为更机密的东西，在询问时专门配备了一台录音机，结果那录音机就是打不开。我给在场的人讲我修大法身心健康的好处，以及一些因修大法绝症不治而愈的事例。最后那个做记录的只顾听我说话，什么也没记下来。凡是到我身边的人我都要见机和他们聊法轮功的事，就这样讲了整整一天。最后由单位领导作保，让我晚上回到了家。

晚上回家后，电视连篇累牍放攻击大法的文章，我感到邪恶不会轻易的善罢干休的，仿佛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又回到了眼前。家里的孩子们压力也很大，周围的人心浮动，这时又从社会上得到消息，国安要动手抓我，我与妻子商量并写了遗书，准备和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一样，上北京找政府说理，生死就此一举，别无选择。家里的孩子发现后坚决阻拦，当时那种心情一边是难以割舍的亲情，一边是要走出来去维护大法的清白，怎么办呢，亲友子女的轮番劝说，还有邻里见面不说话，同事远离你，同修不敢相见，我孤独无助，与老伴相对无言，打开电视只有一个声音，诬陷攻击大法颠倒黑白的造谣与说谎。

七月二十二日，公安局召开会议当天晚上要动手绑架“法轮功骨干”。在公安开会之际，孩子们开车，将我与老伴送上去外地旅游的火车上，去外地避难。在外地旅游的日子里，也不得安心，时常有国安和单位的电话骚扰，一路上警笛哀鸣呼啸而过，红色恐怖气氛压的人喘不过气来。哪里有心情观赏风景，常常是心神不定，我想知道家乡昔日的同修，他们在做些什么，是否正在受到迫害，往日集体学法，集体炼功的情景，以及同修的音容笑貌如影随形在眼前掠过。我感到失去集体环境的寂寞难耐的痛苦，我一天都不想再留下来。看不了书，炼不了功，太空虚，太无聊了，我与老伴决定返回去，同行的儿子还要带我去另外一个城市避风头，看拗不过我，只得匆匆返回。

我与老伴回到家后，第二天中午，当地公安就知道了，市纪委等几家部门成立了专案组，（我当时还是邪党党员）传唤我到单位進行外出审查，询问外出期间与外地的什么人联系。整个审查过程，我都非常平静，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过对国家对人民有害的任何一点坏事，师父教给我的就是做好人的理，而且我也在做好人，我没有理由惧怕什么，我就向他们讲学大法身心受益的美好。审查结束后，那个领导单独与我交谈，他个人想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尽我所知介绍给他听，他这才明白了真相，最后他说，既然法轮功这么好，那大爷您就好好炼吧。

这场审查，我当时用文字游戏的办法蒙混他们，给他们写了一个对法轮功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是配合了邪恶，没有真正做到正念正行，这一关没过好。

以后的日子，邪恶并没有因此罢手，三天两头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上门骚扰，今天捺手印，明天剪头发，扣身份证，每逢所谓敏感日更是不得安宁，有时半夜三更敲门入室检查，我和老伴都是善心相待，给上门的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那段时间，和同修失去了联系，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我虽然也做散发真相资料的事，但由于人心的干扰，谨小慎微，胆胆突突，大量的时间在家用来学法抄书，抄经文，不断用法来充实自己。

我觉的我的选择没有错，我走的是人间最正的道，我应该理直气壮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有一次，街道办事处主任一伙人上门，一定要我和老伴写什么不炼功的书面保证，说是领导的意思。我俩意识到这一关必须要过，再不能纵容邪恶。我的正念一出，当时正告他们：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告诉你们的领导，我就是坚持到底，谁也改变不了，我听我师父的，就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想听真相你们就听，不愿意听回去向你们领导交差去吧，他们灰溜溜的走了。第二天，我到派出所要回了我俩的身份证。从此以后，我觉的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从此以后派出所、街道来人，不等他们开口，先给他们讲真相，揭露中共谎言暴政，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事实，以后他们就很少来骚扰，去年奥运会也很少“关照”。

二零零七年，邪党从省里下来，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绑架行动，本地几十名大法弟子都被绑架。我也被列入黑名单。一天晚上，我与老伴正在学法，有人按门铃，我误以为是熟人，没有观察，门一开闯進来的是公安、国安、派出所的警察，来势汹汹，说着就翻箱倒柜，四处找东西并开出所谓的搜查证。他们人多势众，拦是拦不住了，邪恶要行恶，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他们抢走录音机一台，随身听一台，mp3两个，《转法轮》一本，《九评共产党》光盘一套，以及其它真相光盘和物品。一个凶气十足的警察问我光盘是哪里来的，我没有理他。他气急败坏的说：敢发《九评》，这是反党！我当下稳下心来，心平气和的说：《九评》怎么了，《九评》是天下奇书，谁看谁说好，写的都是事实，政府官员都说好，你们说它不好，那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拿出来叫群众批判它一下呢？中共不是说要“相信群众”吗？他们听了无言以对。我又紧接着讲了大法在世界上洪传受世人欢迎的洪势，讲天安门自焚案的破绽，讲海外揭露摘取器官的罪恶，讲大法弟子在劳教所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讲大法弟子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事实。我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一席话，他们刚進门时的气势一会就没了，只听我一个人讲，我问他们：你们扪心自问，我们只是做好人，并没有危害社会什么人，凭什么迫害这些好人？你们也有父母妻子，也有亲朋好友，大家都想过好日子，我们要人的权力干什么？只是因为共产党要迫害无辜，难道我们不能向世人说说真相？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吗？他们无言以对，我正视他们说：我没有犯什么罪，我坚决不能跟你们走，找你们领导我要问明白，他们都不敢正眼看我，本来要带我走，最后自己找台阶下说：我们请示领导再说。他们就出去了，后来他们也没回来。

还有一次，我在街上发《九评》，正好碰上一个警察，把我扭到派出所，当时，我稳住心发正念，有师在身边，我怕什么。到了派出所，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讲三退，派出所警察处理不了，把我交到城区“六一零”头子手上，这个人社会名声极坏，过去迫害过多名大法弟子，一進门象恶狼一样说：我知道你这个人。他威胁说，我们掌握了你很多情况，现在还敢发《九评》？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我平静的说：《九评》是好书，谁看谁受益，我知道这个城市少说也有几十万本《九评》在民众手中，也没听政府公开提《九评》这本书，这是为什么？他语塞。说着要录我的口供，我没有配合，问我的家庭住址、电话，我没告诉他，只是给他讲真相，特别是讲天安门自焚的破绽，他听了很入神，越说越自然，最后他竟然露出笑容，没有刚才的紧张气氛，最后他叫我在一张表上签字，我看也没看那个东西，我不签，他无奈的说：这老汉你不签我签，以后得注意了。从進派出所经历了四个小时，我平安回到家中，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

我经历过几次和邪恶面对面的较量魔炼，我现在的心态比较平稳，在这种邪恶迫害的环境下，能够面对这一切了，怕心也在不知不觉的修去，我家的学法小组被多次破坏后，现在又恢复起来，我也有了自己的证实法的家庭资料点，每周供周围的同修周刊和小册子。在师尊最近几次讲法中，我在用法对照自己的不足，不断学法，溶于法中，跟上正法進程，不拖整体的后腿，勇猛精進，跟师尊回家。

我知道我修的不好，距法的要求还有距离，以上请同修严肃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