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David Howarth）主持了研讨会，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受邀与会，介绍了他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合著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该书列述了他们独立调查收集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以做器官移植牟利的五十二种证据。

《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森•柯特曼先生（Ethan Gutmann）也在会上讲述了他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调查的进展。英国上议院议员希尔顿勋爵（Lord Hylton）、柯伯德勋爵（Lord Cobbold）等政要，以及来自大赦国际、西藏社区、维族等团体的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上，大卫•乔高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是绝对非暴力的群体。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在被中共抓捕后遭受到酷刑折磨。如果法轮功学员在酷刑之后仍然拒绝“转化”（放弃信仰），那么他们就会消失在劳改所等中共关押并强迫劳动的系统里，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人被中共杀害、摘取了他们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许多器官卖给了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外国人。在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外国人减少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卖给有钱的中国人做移植。

“在劳改所和监狱里，只有法轮功学员被系统地进行了血液和身体检查。这些检查不可能是出于对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的关注，因为法轮功学员们在那里系统化地遭受到酷刑迫害。查血和体检对器官移植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器官供体和受体（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两者的血型必须匹配。”乔高说：“例如Crystal Chen（陈华），在被（非法）关押在一所劳改所的三年里，她被做了好几次体检，包括两次血液检查。”

大卫•乔高在研讨会上发言

乔高说：“我们估计，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到二零零五年期间，有四万一千五百起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在扣除中共发言人所称的这期间的九万起供体是死刑犯及其它可解释来源的器官移植后，得到这个数字，这四万一千五百起移植手术的器官（中共）无法解释来源。”

他还谈到一个例子：一个在二零零三年前往中国做移植的人告诉他们，在他住进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两周内，医院将他和四个肾脏做血液和其它方面的配对测试。由于他的抗体反应，没有一个肾脏是配对的，结果四个肾全部被拿走。他于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大约两个月后又返回这家医院。又有四个肾脏拿来做类似的测试，当第八个肾脏被证明相配时，他做了移植手术。

伊森•柯特曼在研讨会上也谈到，他在曼谷采访到从中国逃到那里法轮功学员，那些学员在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曾被从监号里叫出来，用车运到医院做体检，而等在医院给他们做身体检查的是一些军医。柯特曼说，根据他自己的调查，约有七万二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执行了死刑”（杀死），就是为了取他们的器官。

研讨会中，有位名叫安华•托蒂（Enver Tohti）的维族人士发言说，他是外科医生，现在英国一家医院任职。他于一九九五年还在中国大陆做医生，一天早上值班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另两名医生叫去帮忙，结果是去了乌鲁木齐的西山，在那里等着数声枪响后，一个警察领他们过去抬走了其中一个刚被枪击的人。安华•托蒂说，他看到那个人还活着，子弹是故意从背后的右边打的，这样一、两个小时内这个人不会死。他说，在救护车上，这个人被开了膛，摘取了肝和两个肾。这段梦魇一直缠绕着他，所以他决定要讲出来，对发生在中国的人体器官摘取作一个佐证。

研讨会上讲出的调查结果和事例，让与会者们震惊和深思。与会者表示，仅仅与中共进行人权对话没有实质效果，远远不够，应当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也有与会者表示，国际社会应该行动起来，“我们不希望被看作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摈弃人道价值。”

面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中共无言以对

在研讨会后，大卫•乔高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从他和麦塔斯开始独立调查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一直施加压力、重重阻扰。当第一份调查报告出来后，中共经过仔细研究他们的报告后，发表的公开言论只是指出调查报告中有两个城市所属的省份写错了。除此之外，对报告的实质部份、重要部份，中共没有说出任何反驳之辞。到第二份调查报告完成，到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出版，对报告的实质部份，中共始终没有说出任何反驳之辞。在新书中有我们调查收集的五十二种证据，证明中共在血腥摘取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肆意谋杀。

当记者询问乔高先生，是什么力量让他和麦塔斯到访世界各地，告知人们仍然还在中国发生的这毫无人性的血腥器官摘取。乔高说，他在调查时接触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许多国家也遇到法轮功学员，他感受到法轮功学员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团体，一群非常好的人。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中共政权）杀戮，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不能被容忍的事。他还说：“也许你也知道，麦塔斯还是研究犹太人被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学者。大屠杀的惨痛历史教训让人不能坐视血腥器官摘取这样反人类罪行而不管。我非常尊敬中国人民，他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应该拥有人权，他们应该受到自己的政府尊重和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