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开始了，到处搜书、翻书、抓人。街道委主任出于“好心”让别人告诉我妻子交书，我妻子就是不交，结果派出所及街道的邪党人员也没敢到我家来。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妻子到北京天安门去证实法，当时我出差在外地，听到后就立即乘火车到天安门找她，我到天安门广场时看到是呼啸的警车及警察扭打大法弟子的场面，我在广场东侧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我看到妻子时，她已被几名恶警打倒在地，抢去条幅，抬到警车中，我急走上前时，警车已启动，向天安门分局开去，妻子在车中也看到了我，并且刚毅的将头转向别处，不再看我，好象在说：“不要管我，法轮大法好，我没错。”我是多么的理解她，这么好的一部大法，妻子是从病魔中被大法救出的，全家的幸福是大法给的。

我下决心一定救出妻子。我当时就想：李老师，我妻子是您的弟子，受迫害了，您帮帮我，我去把她救出来。我到天安门分局一看，在大铁门里有一个大空地，（约三个篮球场大）被公安抓来的人，是人挨人已站满了人，我对把门的民警说：“我是某某国营公司的保卫科长，进京找本单位炼法轮功的工人，看这么多人来找一下我单位的职工，警察让我进去了，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妻子，我堂堂正正将她领了出来。回到故乡，她又开始讲真相，我又开始帮助和保卫妻子安全。到郊区往公路两旁大树上，电线杆上挂条幅，贴不干胶等。

二零零三年，我出差到省城办案，住在一个公园附近，早上到公园散步，看到一个女大法弟子在往树上挂条幅，她一个人，个子又小，怎么也挂不上，我就走过去要帮她，把她吓了一跳，我立即说：“你别怕，我虽然不是大法弟子，我妻子是大法弟子，我起码是大法弟子的家属，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你们是好人，我帮你可以吗？”她很高兴，我俩一起挂条幅，我二百多斤的体重，上树挂条幅真的很灵巧，一点都不吃力，往上扔条幅，希望条幅上面的线子多缠几圈，真的是好神奇，就这么一想，我一扔，带石头的绳子象听话一样，真的绕了几圈，缠在上面，条幅下坠，迎风飘荡，好看极了。条幅挂完后，她又拿出口红，往电线杆上和假石头上写“法轮大法好”等标语。我一摸兜，正好，我也给妻子买的口红，我也掏出来在上面写，我个子高，字写的又好看，这名女大法弟子说：“大哥，你的字写的这么好看，又为大法做事，你将来一定有福报的，你同你妻子一起炼功吧！”我笑了笑，分手了。

我在公园外面吃早餐时，几辆警车开进公园，吃完饭后，我又到公园里，看到警察正在摘条幅和擦口红标语，我心想，你们摘不下来条幅，更擦不掉我写的口红标语，警察二三个人上树也摘不下来条幅，又怕树枝折断，又怕电线电着，这时围观的人群多了，有的人还在不停的念条幅上面的字，一个人念、大家也跟着念，气得警察大吼大叫，灰溜溜地逃跑了。回家后同妻子一讲，她也很高兴，我说：“我给你买的口红让我写标语了。”她笑着说：“我也不抹口红，你写标语是正事，这样做就对了。”

从二零零三年至今，我每周都同妻子一起讲三退，并经常开车下乡，将资料送到农村去，并且将迫害我妻子和到我家来的公安六一零等全部进行抵制，同他们讲理，讲法律，使他们语无伦次，急忙逃离我家。

今年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八路，文革时遭迫害来向我咨询其国家赔款问题，他十四岁参军，参加打大、小仗无数次，枪林弹雨中为邪党打天下，在部队当班长，是共青团员，后被他人诬蔑为地主崽子，混进队伍，被开除军籍，根据法律及政策，他应该平反，并得到政府赔偿，但政府不赔偿损失也不给他平反，我同他谈谈就谈到了《九评》，他一听，一个劲说“对，对，对”，就那么回事，并且要求我给他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名字就叫“八路”。

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家属，我一要保护妻子，二要同妻子一起去讲真相，去救人。同时也祝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让现实的社会道德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