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卫处，有警察、社区书记、主任、犹大加上单位保卫处等一帮人围着我，他们说，你这又是九评，又是真相，就凭这就能判你刑，等等。犹大龚良汉让我填表我不填，他们就叫嚷要送我到谌家矶洗脑班，我虽未搭理他们，但犹大冯艳平的出现，却让我产生了怕心，没有正念。她曾是辅导员，我们经常有接触，她被迫害后邪悟了。到了中午，社区书记看我七十多岁年纪了，就担保我不進洗脑班，让我回家了。

但从六月十一日下午开始，洗脑班书记殷林海，犹大龚良汉、冯艳平等人天天轮番到我家，洗脑班都办到家里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人的思维当中，总觉得冯艳平熟悉我们这一带的情况，害怕连累出其他同修，想要离家出走，又怕影响担保人，想抵制他们，又怕進洗脑班受迫害，心里又是痛苦又是害怕又是无奈。于是在各种人心的驱使下，向邪恶妥协了，做了一个修炼人最不该做的事，这完全是自己苟且偷生，放不下生死造成的。之后，想到自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心里反而更痛苦。摔了这次大跟头，我爬起来反思自己：争斗心、妒嫉心、色欲心、争强好胜、证实自我、爱指责别人、对情的执著等等，真是人心执著太多了，特别是关键时候对大法不坚定。从那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能意识到，那一定是有我要提高的因素在其中，决没有偶然的事出现，也下决心要修去自己的各种人心。

二零零八年六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与两同修去某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在一门洞的一楼，我刚放一份资料在一家窗台上，“嗖”一下从后面来一人，死死抓住我的手，后来知是保安。他打手机又叫来一个，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不听。他俩一左一右强扯着我往前走，路上乘凉的人很多，我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我边喊边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师父，这次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做好。”我心里非常平静，一点都不怕。

他们把我拉到派出所一个房间，一警察正在看电视，我上前与他讲真相。他“唿”地站起来说：“讲到这儿来了。”要我到隔壁办公室去，我说我要上厕所。在厕所，我把身上带的九评光碟、真相传单、不干胶等搜出来放到窗台上（纱窗外面），心想：我总想把真相送到派出所，今天正好是机会，救救这里的警察吧。

我回到办公室，警察要做笔录，我不配合。一高个儿恶警一边叫骂着，一边揪着我的头发打我，当时我心里非常平静，没有怕，没有恨，也没有急，只是心里求师父：“师父，请救救他们，他们都是您的亲人，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并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当时在场的有六个警察，三个保安，我以最大善心对待他们每个人。后来换了个警察让我坐下，我说：“谢谢。”他们从我手提包里搜出几分真相传单，上面讲的是汶川地震中三退保命的内容，他们拿着看，并说：“未必退了就保命。”我和善地说：“你真信，就真的保你的命。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又一警察过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没有回答，只是平和的对着他笑。他说：“你敢做为什么不敢说？”我说：“不是我不敢说，而是不能说。我说了就是你们的罪证，法轮功做好人，没有罪。将来平反了，你们怎么办？你们的家人怎么办？你们要真知道真相了，打死你们，你们都不会干这个事了。”他们都不作声，我又说：“你们还年轻，共产（邪）党执政以来搞过多次运动，在所有的运动中，整死人、打死人、做帮凶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有的甚至被秘密枪决。我什么都不为，完全是为了救人，为了你们好，所以不能说。”他们没再说什么。

这时我看到桌子上有从我包里搜出来的两张三退名单，心里一急，但马上又稳住心，心里说：“师父啊，那是十几条人命啊，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便很自然的起身走过去，把那两张名单拿过来了。同时，我看了看桌子上我的手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十点钟要回家。”结果十点钟，他们真的就让我回家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这同时外面得到消息的同修也一直在为我发正念。

回家后，我向内找审视自己：听了不好听的话，不舒服，在家里对家人有时不守心性，放纵自己的言行，求安逸心等等。这可能就是造成我这次魔难的原因。但我也真切感到了是师父给了我弥补再做好的机会，我万分感谢慈悲的师父为我的修炼费尽了苦心，慈悲宽容的呵护着我，使我能从新在法中归正自己。同时在这次过关当中，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大法中讲的，善的力量是最大的。在这里也向所有正念加持我的同修说声：“谢谢！”

回想自己两次魔难过关的经历，真是人神之间一念之差啊，今后我更要努力多学法，一思一念归正自己，这样才能走好自己证实法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最后与同修们共享师父的新经文《贺词》：“坚定的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邪恶完了，环境变了，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