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十月份江魔头在法国答记者问时，把法轮功打成×教。我心里极度难过。这时我悟到了大法弟子应该去天安门证实大法，于是第二天我乘飞机去天安门广场护法，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到了天安门广场我看到到处都是大法弟子，大多都是外地来的，大家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还我师父清白！”有的展示手中的一条一条的横幅。

这时恶警疯狂的向我们扑来，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踢、摔、拖、踩、打、抓大法弟子，有的弟子被打的鼻口出血，有的被踢的不能动了，有的恶警把大法弟子摔倒在地上然后用脚使劲踩弟子的头，然后又把每一个弟子推進警车，一车接一车的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大院。院子容不下了，开始分流，大批的大法弟子被拉到北京丰台体育场，然后叫大法弟子一个一个的报出姓名、地址，报了自己名字的就被遣送回了本省市。我们这些不报姓名、地址的就继续逼问。当我们报出共同的姓名为“大法弟子”、地址是“四海为家”时，气急败坏的恶警大打出手，把我们一个一个狠狠的摔倒在地上，用脚踩头在地上碾；拿着皮鞋沾上水打脸，直到大法弟子的脸全都肿了起来；从早上七点直到晚上十一点，在长达16个小时里，不让大法弟子吃东西喝水，也不准去厕所。当天晚上十一点后，恶警强行把每两个人戴上一副手铐，分别送到了北京各区看守所监管。

我们这一车三十多人被送到北京昌平看守所。恶警连夜继续逼问我们的姓名和地址，我们决不配合邪恶，仍坚持报“我叫大法弟子”、“四海为家”。 恶警暴跳如雷，分别对我们進行单独逼供折磨，头顶板凳，双腿夹棍，好多大法弟子被折磨得无法自己行走，被恶警架着拖回监号。

当时正值深秋，北京突然降温，许多大法弟子仅穿着单衣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为了抗议恶警的暴行，我们决定集体绝食，我们背大法，背《洪吟》，炼功，每次恶警都对我们大打出手。绝食到第七天的时候，恶警指使被囚的犯人对我们强行插管灌食，有的食道被插破出血，有的被插的休克，有的迫害的大小便失禁。然后逼迫大法弟子交灌食的费用。

当时我穿的很少，冻的直哆嗦，被恶警传去审问，他让我蹲在冰冷的水泥地不许动，逼我报出姓名和地址，我不配合，它就用电风扇的强风吹了我一天，冷风吹的我全身僵硬，不停打哆嗦，无法行走，最后被两个恶警架着拖回监号。我继续绝食，身体非常虚弱，全身浮肿，双脚麻木，头晕，头疼甚至连枕头也不敢碰。为了证实大法，我放下了生死，坚持背法、炼功，十天后在师父的呵护下，单位把我保了出来。

被非法判刑两年

二零零五年十月，我在北京高层居民楼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小区警察非法绑架，四个恶警象恶狼似的向我扑来，我向围观的群众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拼搏了好长时间，最终还是被恶警推上了警车送到了北京海淀区派出所。

两天两夜的时间里，没有让我吃过一口饭，没有喝过一口水，不让我睡觉，只是让我在办公室里坐着。第一次送看守所，那里不收。要求去给我查体，当检查出来我身体多病，病情很严重后，看守所第二次拒收。这时，北京海淀区派出所的张清泉为了挣二十分奖励不择手段硬将我留在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被坐在水泥板上，长时间不让动，臀部全肿了，疼痛难忍；十六个人睡在一个通铺上，每个人只有二十公分的地方，连翻身都做不到。在看守所一个月后，我被非法判刑二年，又被押回了北京调遣处。

在调遣处里，恶警逼所有大法弟子坐在一个小塑料凳子上，一动不准动；走路走直角；打饭要弯腰九十度，并报名。不配合就打，并罚不准吃饭。有的大法弟子不配合，被绑在一张双人床上，双膝跪坐，在冬天里，身着单衣，一天天的不让吃饭。

我被关在调遣处迫害一个月后，因为身体重病，被送進北京团和医院，在医院里，恶警强迫我吃药打针，我坚决不予配合；一个月之后，我被返回调遣处。

二零零五年底，我和北京以外的一些大法弟子被劫持到唐山女子监狱。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被分别关在一间阴冷潮湿像冰窖般的小屋子里，我被冻的双脚发麻不能走路，站立不稳，双眼睁不开，躺着头疼难忍。我坚持背师父的法、炼功。在师父的呵护下，三个月闯出了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