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小女回家看望我们，路过唐山时买了一本《转法轮》带回来。我一看是气功书，就很感兴趣，当时就看了起来。看完一遍后，觉的这就是自己多年来在寻找的。记得以前在哪本书中看到说，未来会有一部万法归宗的大法出世，拯救人类。我知道《转法轮》这部大法就是我盼望已久的这部大法了。
虽然我以前学过多种气功，但是对什么是气功，没有真正认识，感觉迷迷糊糊的，不知气功的真谛是什么，并且出现过“自发功”、“宇宙语”之类奇怪的现象，让我简直不知所措。看了《转法轮》，我知道是得到了一部宝书。后来到唐山找到了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她说你们当地也有辅导站呀！我根据站长的介绍找到了当地的辅导员，向她学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九八年，有一次我去兴隆县二道河乡偏岭子村走亲戚（二道河和偏岭子是一个村），见到了两个刚刚看了《转法轮》，还没有学过炼功动作的人，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下辅导。他们刚炼了不久，《转法轮》书就被偏岭子村支部书记给抄走了。交到二道河乡政府。他们为了要回书继续修炼，他们就找到我，因为我与偏岭子支书有点远方亲戚关系。托我把书给要回来。我就去了偏岭子村，见到支书张印丰，我当时没守住心性，与他争吵起来，他用电话把二道河乡派出所的人找来，把我带到派出所，所长张去扬不由分说把我圈到铁笼子里。说你等着吧，三天后承德地区来人再收拾你！
三天后，承德地区政法委的、兴隆县公安局一名副书记来提审我，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这是国家允许的，也是宪法允许的，公民信仰自由（九八年时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没有公开）。他们却说：“中央说了法轮功是‘××’，不允许炼。”我向他们要中央文件，他们手里没有，就拿出来一本香港佛教协会主编的杂志，上面有佛教协会的人歪曲事实、胡编乱造的短文。我说你们这不是糊弄人吗？这哪是什么文件啊？你们拿这也当中央文件吗？
他们这时也感到理亏了，还是强词夺理的说：“我们是执行国家法律的，整你这小老百姓，你有办法吗？”这时派出所的张去扬举手打我耳光，可是没打着，却把他的胳膊闪了一下，承德地区的人踢了我一脚，还把脚脖子崴了。这时他们都不敢再动我了。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说道：你扰乱社会治安，罚你二百元钱，把钱交了，就可以放你回去。我说你们没有理由罚我，我也没带钱。这时他们找了两个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俩每人出一百元钱借给我，另外再罚他俩每人一百元。他俩人当时交钱给他们，他们也没做任何手续，立刻把我们三人推出来，把大门一关就结束了这件事。
九九年邪恶江泽民利用邪党开始公开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乡政府的人来我家抄走多部法轮功的书和师父的法像。这年冬天，我家安装了电话。我二儿子为买摩托车，和在县里的一位亲戚联系，一天打了十几次电话。县公安局向邮政局查寻法轮功联络讯号，注意到我的电话记录，认为发现情况，通知汉儿庄乡派出所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所长史文义再三逼我必须交待清楚，我说根本没有一天打过这么多电话。后来我想可能会有别人打电话，我提出你们派出所去人到我家了解一下，我在这儿等着。最后了解是我二儿子托亲戚买摩托车的事，事情搞清了，史文义想放我回家，可是县公安局还是再三追问我：炼不炼法轮功？这时派出所的人就告诉我，可千万别承认炼法轮功啊！我这时想到：这不正是证实法的机会吗？为什么不敢承认呢？然后我把炼功身心如何受益，以及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不让炼是错误的等讲给他们。当时在场的有乡干部，他们把我承认炼功的事汇报给县公安局。县公安局通知派出所把我送到县公安局，当时政审科（现改为国保大队）朱振刚说：关贞柱，别以为你自己老实巴交没啥事，先刑拘了你再说。当时把我送到县看守所，关到五号监室（他们把我关到五号监室，是因为这个监室里全是长疥疮的）。
入号后，一个姓高的死刑犯逼我蹲下，叫一名小年轻犯人往我身上浇冷水。当时正是腊月，我能感觉到师父在加持我，给我增加能量，把那些冷水都蒸发成雾气，满屋子都是，对面不见人，我一点都不感到冷。
到了年底，腊月二十八这天，那天天气出奇的冷。所有被关在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和刑事犯一起，用汽车拉着游街示众，最后拉到位于迁西县城中心的广场开所谓的“公捕公判大会”。当时被关在看守所、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五花大绑着，被关在“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都戴着手铐。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有两个警察，他们担心法轮功学员喊口号，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有一个警察拿着一条麻绳。车开出看守所不远，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学员张瑞英对着围观的民众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站在她身后的警察立刻一边揪着她的头发用力往前按，一边用麻绳使劲往后勒她的嘴。他们就象勒牲口那样勒着她，直到广场才松开。参加会的有当时的县政法委书记罗宝和、县“六一零”第一任头目吴祥、公安局副局长贠开毅等。贠开毅给每个人强加罪名之后，站在法轮功学员身后的警察把每个人踹跪到地上，把每个人五花大绑之后又押回到车上拉回到看守所关了起来。
过了年，到了二零零零年春季，县“六一零”把十名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和我送到位于西河南寨的民兵训练基地，在那里又办起了“洗脑班”。每天早上由校长金广义（好象当时是司法局副局长）搞军训、跑步，白天由副校长于桂新（县妇联主席）给上诬陷法轮功的课，晚上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逼唱邪党歌曲，每个人都被要求写所谓“转化”材料。夜间有人值班，查看有没有人炼功。就这样办了二十天的“洗脑班”，才把我们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的春天，县政法委的人又把我叫到乡里，问还炼不炼功？对师父怎么评价？我说还炼。我们师父功德无量，不是我们能评价的了的。后来他们说：你先回去听信吧。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县里的警察徐志刚，拿着搜查证到我家来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只查到写有大法语句的纸条两张和一个电话本，几本医书，他把我带到县公安局，局里人说：你没“转化”好，行政拘留十五天。可是过了十五天以后，却是无限期的延长，一直到二零零二年八月才放我回家。这个邪恶的政府对法轮功从来不讲法律。
到看守所的当天，看到刘勇也被拘留在那里。刘勇是迁西县洒河镇铜矿人，北京科技大学在校二年级学生。他因给县委写劝善信也被拘留了。他在看守所里炼功，所长刘春把他倒刨起来，这是看守所对犯人最残酷的折磨（把手从背后与脚镣连在一起铐起来），再用木杠子串着抬起来，抬着他在看守所院内绕了四圈。手铐把手腕卡的鲜血直流，他却没吭一声。有的犯人刚抬起来就痛得叫爹喊娘的求饶了。之后还让他在水泥地上跪了五个多小时。由于我们在看守所始终坚持炼功，被看守所所长刘春发现后就他又被这样抬了两次，并罚加长两昼夜背铐着。有一次魏春起、梁瑞路、刘勇和我四人炼功，被狱警高继全看见了，把他们三人都背铐在前面铁窗架子上，留下我叫我看着，从精神上折磨我。就这样在县看守所度过了八个多月。以后又把我们一个个提出去洗脑、写“四书”，写完后通过县“六一零”的人查阅合格才放回家。
回家后我慢慢的醒悟过来，知道违背师尊的教诲，无比的悔恨，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慢慢的又走入大法的修炼。
到了二零零四年，邪党人员发现洒河镇的柴进印有《九评共产党》一书，抄了他的家并追问他《九评》的来源，这样把我和蔡印轩也牵连了进来。洒河镇政府又与县里联系，把柴进印夫妇、蔡印轩夫妇和我劫持到县看守所拘留八天。
二零零六年，唐山市“六一零”在法制学校办洗脑班，由唐山市“六一零”统一指挥，让各县以下各乡镇抽调炼法轮功学员到唐山法制学校洗脑。县“六一零”头目龙立华派汉儿庄乡司法所的人，把我从家里强行拉到车上。这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他们要把我送唐山法制学校洗脑。其实，这个邪恶的洗脑班已被解散，没有人管了，他们就把我劫持到县宾馆，抽调公安司法人员加上县“六一零”的负责人把我看管起来，强制洗脑，不让睡觉，只准许看污蔑法轮功的书，看邪党宣传的电视，写悔过书。因为我一点都不配合他们，六天后，只好让我村村长把我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