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之初，我的修炼基本上就是象师尊说的那种“知识份子学大法”，“就是把大法当作一般常人中学习理论著作的方法来学，象选择有针对性的名人语录来对照自己的行动一样的学”（《精進要旨》〈学法〉）。虽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但是我学法炼功很能吃苦，也放下了一些名利情，自认为修的还不错，法理上悟的高。但是实际上，那时候我虽然明白了很多法理，可实质上并不懂得修炼，生活工作和修炼截然分开，尤其是非常自我，不让人说，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也认识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可以说，只是放下了自己想放下的或者能放下的，而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却是自己一直不愿意修去、也不愿触及的，归根结底，修炼的目地还是为了在人中生活的更好、更舒服。所以，当旧势力开始破坏性检验大法弟子时，我根子上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看到师父的《挖根》一文，我震动很大，知道自己从根子上错了，但是那时候仍然做不到向内找，摆正基点，找了很多理由为自己辩解。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开始全面镇压。当时我刚刚离开北京，听到消息后义无反顾的定了当天的机票返回北京，直奔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时的心态不是为了求得圆满的机会，而是觉的自己以前想法错了，这次一定要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去做，我心中充满了为大法付出的悲壮感，但是内心并不是从理性上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段时间我多次上访，和众多来北京的外地同修交流切磋，鼓励他们走出来，成为很多同修眼里“英雄”一样的人物。我很有些沾沾自喜，觉的自己为大法付出了很多，做的很好，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带着强烈的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和太多证实自我的因素，所以对助师与救度众生、证实法不能正确理解，不能真正与大法容为一体，成为大法的一粒子。
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消沉，不再去上访，和同修联系越来越少，每天在家学法炼功，觉的自己还算精進。这时有同修找我交流，告诉我现在应该大面积的对广大民众讲清真相。我很排斥，觉的这些行为不够“堂堂正正”。尽管不太理解，但我还是发放、粘贴了很多真相资料，也独立做过资料点，这时我仍然很感性，做事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向别人表示自己“不怕”，怕别人说我“跟不上正法進程”。因为忙于做事，学法炼功也变的不规律，更没有找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的悟一下这些不正之处，很多执着，比如色欲之心、名利之心、不理性等等不但未去，反而被旧势力放大，又成为它们对我下手的借口。那一次我被邪悟者告密，被迫害的很严重，走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弯路，过着别人眼里幸福安逸的常人生活，无奈而麻木。
自得法以来，我没有一刻怀疑过大法，但是因为太执着自我，以至于在迫害面前无能为力，我觉的自己象坠入深渊、无力自拔，我的手脚仿佛被绳索捆住，一动也不能动，但是真正的我知道自己不能离开大法。夜深人静，我每天都能感到自己痛苦的沉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多么渴望自己能够做的象个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啊！
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在慈悲的点化我，让其他学员来找我，鼓励我。一位以前熟识的同修辗转找到我，给我送新经文、学员体会文章、真相资料，我们也经常在法上交流。我猛然警醒，知道自己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责任和我的使命。我明白以前遭受的迫害都是因为我的“私”，根子上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而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次，我下定决心，不再蹉跎，我必须精進，不辱使命，我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众生负责、为新宇宙负责。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
一、面对面讲真相
在一次有几百名同学的聚会上，我从新迈出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第一步。因为多年不见，大多数同学互相之间已经不太了解，聚会组织者要求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一下。我内心的斗争非常激烈。刚好有一个做保险的同学介绍自己的时候也讲到她做的保险，一同学开玩笑的说：“×××就是这样，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她的保险。”另一个说：“可不是嘛，她走哪儿说到哪儿，还真挺有效果的。”我被深深的刺痛了。身为大法弟子，面对如此众多需要我救度的生命，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畏惧？！让我身心受益的一部宇宙大法，我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我感到了耻辱！于是，我简单的准备了一下，在几百位同学面前，讲到自己修炼大法的美好，迫害的非法和残酷，我态度端庄从容，语气平和真诚。空气仿佛凝固，我能感到宽阔的宴会厅上空坐满了大大小小的佛道神，庄严肃穆。这五千年打造的人类文明，原本是大法弟子展现辉煌的舞台啊！我讲完了，泪水盈眶，掌声热烈响起，我知道师父和众多正神都在背后助我，那天，很多同学明白了大法真相。
于是，我开始给身边比较熟悉的亲朋好友同学讲真相劝三退。我家庭比较特殊，家族矛盾积怨很深，亲戚之间多数不来往。我通过各种渠道一一找到他们，和他们建立联系。有的通过打电话，有的亲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我就坐火车专门跑一趟。我从小比较优秀，而性格清高孤傲也是出了名的，亲戚们看到我修炼大法后变的亲和真诚，都很信服我说的话，绝大多数亲戚朋友都三退了，也知道大法好。有少数被邪党毒害较深的，我也改变了急于求成的心态，经常和他们保持电话联络，每次在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讲一点，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这个和他们有缘份的大法弟子没有放弃他们，旧势力也不敢轻易动他们，虽然有难度，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得到大法救度。
同学也是，本来我不喜交际，但是逐渐的把各个阶段的同学都联系上了，我利用聚会或者是私下交往时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能联系上的同学大部份都明白了真相。
但是熟人毕竟有限，很多时候我感觉在自己的生活中浪费了好多可以讲真相的时间和机缘。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介绍和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的学员文章，我很羡慕那些做的好的同修，觉的自己要是也能做到那样就好了。于是，我抽出闲暇时间在街上转悠，刚开始一天下来也就退三、五个，碰到好多人，兜了半天圈子也开不了口。我很难过，每天睡前回想一遍一天遇到的人，讲真相劝退成功的不成功的，讲的好的和不好的，经验与教训，甚至有一次做梦的时候都梦见自己在给别人讲真相。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在障碍着我张口和陌生人讲真相，如虚荣心和要面子心理，好象主动和别人搭话就低人一等；怕心；分别心，我以自己多年形成的常人生活中所谓的“经验”去衡量我所遇到的人，来判断他们能不能退，判断此人有没有危险。
那些天我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样突破自己这些障碍，去掉这些执着，更大面积的给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这些执着，当你为了自己个人修炼、个人提高，去掉它不是那么容易，小小的一个执着可能也象一座山一样挡在那里。可是，当为了救度别人，只要我们认识到，它们都轻轻的移开了，其实是师尊帮助我们拿掉了，因为我们达到了标准。所以我觉的面对面讲真相的关键不是那些与各种人搭话的技巧，而是心态。执着的东西少了，大法自然会赐予我们智慧。
我感觉自己慢慢的越讲越好，慈悲心越来越大、智慧也越出越多。从绕半天圈子到直奔主题，从第三者身份到以大法弟子身份直接讲。从只是口头讲到当面给资料，从给一个人讲到给几个人讲。每天早晨，我都让自己带着祥和的微笑和清新的面容出门，身心状态基本上是“松而不懈”，大半天的时间，每天都能退四、五十个。走在街上的行人、问路的、公共汽车上的、卖东西的，遇到一个讲一个，讲一个就退一个。有时候我开车出门，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遇上发小广告的，要饭的，还有旁边骑自行车的，过路的，都能在很短的几分钟之内劝退。孩子放暑假，也每天和我一起早出晚归，成为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好帮手，有时候碰见对方不好搭话，孩子会主动凑过去，笑眯咪的搭话。没有人会拒绝这么可爱的孩子，一般都会停下手里的事情和我们说几句，然后就很顺利的退了。孩子变的越来越懂事，从每天中午吵着要吃麦当劳，到只买一个烧饼就匆匆赶路，争取多劝退一个，感觉成熟了很多。
今年，我突遭邪恶绑架，在派出所和看守所遇到的人，警察，协警，同一监室的嫌犯都成为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对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明白了真相，也退出了邪党，即便暂时没有退的，也感受到了我为他们好的一片善心，为以后种下了得救的机缘。讲真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十几天后，我正念闯出，从新汇入正法洪流。
我能感受到自己在讲真相劝退中说出的话形成的纯正的能量场，改善环境，改善他人，也改善自己。每天，我都和很多人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在回家的路上，我也会不由自主的对自己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是啊，一个大法造就的生命，能够在人间助师正法，这是何等的幸福与荣耀！此刻，我觉的自己能体会到未来宇宙的美好，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按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走下去。
二、我也成了一朵小花。
零八年秋天，资料点的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当时我们都非常惊讶，因为这位同修看起来状态还不错。后来我们悟到，我们没有为同修着想，存在着很强的依赖心，对大法资料等和靠，给同修造成很大压力，以至于影响到学法炼功，这也是造成同修遭迫害的重要因素。
于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怎样建立家庭资料点，自己解决真相资料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操纵机械是我的弱项，我总是为此开玩笑的说“看来我这个生命太古老了”。我对现代工业生产线上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与反感，总觉的这样做出来的东西质量不好，我固守自己的观念，这些机器也不太听我的话，三天两头出毛病，弄的我很沮丧，也愈加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是对的。
同修指出了我固守着不肯放弃的观念，没有把正法的需要、正法中救度众生的需要摆在第一位。我从新摆正自己看问题的基点，一切都要看正法的需要，善用一切可以起正面作用的生命，让它们做出的大法资料又快又好。观念的转变，使得机器的毛病神奇的改好了。
在家庭资料点建立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非常强烈的利益之心，它也是我的根本执着之一，我发现自己的金钱观特别败坏和变异，我把我的收入看成我自己的，省下来的、或者是额外的、意外的收入才是大法的，片面的理解了大法资源，把自己常人中的好日子放在第一位。平时大手大脚的花钱，觉的自己“符合常人状态”，到建资料点需要用钱的时候却拿不出来；攀比经济条件好的同修，心里怨同修有钱却不肯拿出来；还以反经济迫害的借口保护自己肮脏强烈的利益心，等等。我悟到，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我们拥有的金钱无论用于日常个人生活，还是用于讲真相，其实都是大法的资源。
这些强烈的执着都是我以前不曾意识到的，也因此浪费了太多的大法资源，我想这也是我一直遭受旧势力经济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利用法律形式营救同修
我给常人劝退的时候，时常感受到自己的慈悲心，但是同修指出我有做事心，因为我对同修，往往做不到那样的善。
在经常接触的几个同修中，我属于比较擅长发现问题的。以前很多时候碍于情面，不能够给同修当面指出来，有时还在背后议论同修。后来，我渐渐的能够做到当面指出，但是语气和善心都不够，带着人心，同修感受到的是指责和埋怨。我知道这种怨气给同修之间制造了很多间隔，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向内找，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然后善意的给同修指出来。但还是不够。同修说我方式太过简单，我指出了问题，但是不管对方的接受程度，也不看对方是不是理解，不能很耐心细致的、甚至是掰开了揉碎了那样去讲，让对方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
面对同修的不足，我发现自己远没有达到“大善”，还处于一个证实自我、“独善其身”的状态。实际上，还不仅仅是个人“善”与“不善”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整体意识、整体协调方面做的如何，我想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出的“大善”。
对待被邪恶迫害的同修，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以前，得知同修被迫害，先是紧张、仔细的回忆自己会不会被牵连，然后就是怨，觉的同修什么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告诉自己以后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以免也被迫害。唏嘘一番，仅此而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的麻木，渐渐的淡忘。现在想来，我对明慧网上登出来的同修受迫害情况和自己身边同修受迫害表现出来的心态有时还不如常人。
飞宇（化名）和我们几位同修相熟多年，是非常坚定的大法弟子，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他因为走出来证实大法，屡遭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大部份时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迫害。前年年底，他从监狱期满回家后没多长时间又因讲真相被邪恶绑架，被关在看守所内。今年年初，在师尊的点化和同修的帮助下，我们展开了对飞宇的营救。这个营救过程，是我们理性升华的过程，是整体协调的过程，也是解体邪恶、结束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我和几位参与营救的同修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体悟很深。
飞宇被邪恶绑架，我们在一起交流，除了看到飞宇自身的不足，也意识到我们对他帮助不够，所以内心充满了自责，很想通过营救弥补。刚开始，我们通知了很多认识的其他同修，每天高密度发正念，也有离看守所比较近的同修经常到看守所附近近距离发正念。
那时我们不仅营救方式非常简单，心态也非常感性，带着很多情的成份和个人因素；几乎没有什么整体意识：在我们这几个人的小整体中，我们不懂得协调与分工、包容与补充；缺乏宽容与体谅的互动；在全世界大法弟子这个大整体中，我们没有想到在明慧上揭露邪恶、曝光邪恶，呼吁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营救，甚至认为曝光邪恶会给飞宇带来麻烦……一段时间以后，飞宇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大家在一起交流，认为我们只发正念是不够的，人这面还要动起来。我们决定去和飞宇的家人讲真相，由他们出面要人，一起营救飞宇。
飞宇父母年事已高，是邪党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中毒很深，对大法不理解，对飞宇的受迫害也渐渐麻木，后来干脆不闻不问，连衣物和生活费也没有送过。见到他父母很困难，我们找到了飞宇的大哥，希望他能出面去看守所要人，因为飞宇的身体状况特别糟糕，我们都觉的这个时候给他取保还是很容易的。
但是飞宇大哥的冷漠态度超乎我们想象，他对此非常不感兴趣，一方面他对于去警察局和看守所要人有恐惧心理，推说根本要不回来；另一方面他们一家人不太希望飞宇回来，他们认为飞宇的身体状况特别不好，即使回家也治不好，家人除了要给他承担医药费，还会有多个部门经常上门纠缠骚扰，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那时候我们没有针对飞宇大哥的态度向内找，看看自身存在的严重怕心和对同修及家属的冷漠，而是对于做家属的工作、讲真相很灰心，也埋怨飞宇平时没有把家里的环境圆容好。
这时候有同修提议我们自己可以以朋友和同修的身份，直接出面去看守所讲真相要人，但是马上就被否决了，有人坦承自己心性没有达到，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理性。
营救飞宇的工作因此又被无奈的搁置了一段时间，忙碌和麻木使的有的同修几乎连给飞宇发正念都忘记了。今年初，飞宇从看守所给我们捎信出来，除了长长的一串三退名单，我们感到飞宇对于闯出魔窟很消沉，他已经被邪恶非法判刑。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做好，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有外地同修来本地，讲了他们当地是如何运用常人法律形式营救同修的事例，希望我们也能够利用这种方式展开营救。
以法律形式证实法，这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鲜的领域，而且我对请律师一直存在偏见。前些年我在遭受迫害的时候，曾经尝试过请律师打官司。那时候我和家人（不修炼）跑了很多律师事务所，包括我认识的律师朋友。当时邪恶控制的很厉害，律师们不明真相，司法局明目张胆的要求律师不得接法轮功案子，加之那个时候的我也带着很强的人心，怕心，纯粹是去寻求常人的法律援助，没有以慈悲胸怀善心去讲真相，所以所遇律师无一敢接，我也从此灰心，觉的这条路走不通。这几年在法上提高，感觉自己正念足了很多，又极端的认为我们大法弟子用不着请律师为我们辩护，我们自己可以凭正念闯出来，没有把利用常人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来证实法、救度众生放在首位，限于个人修炼。所以当时对请律师打官司是抱着排斥的心理。
外地同修寒梅（化名）把他们的做法和想法和我们做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们认识到，以常人法律形式证实法，是从邪党现行法律的角度就能够证明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践踏法律和人权、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党才是真正的罪犯。同时律师能够公开的、专业的从人间法律的层面去讲迫害的违法性，比较有利的位置和角度使他们的话有司法权威，能震慑人心，更易于让常人理解和接受，甚至警醒这个体系中盲目服从上级命令的世人。所以，正义维权律师的介入增加了震慑邪恶的力度、也扩大了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范围，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好事。
外地同修从二零零三年开始就一直在协调这方面的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自己走出了这条证实法的路，很伟大。他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敢为大法弟子作无罪辩护的正义维权律师。我们从新有了信心和热情，都想把这件事努力做好，尽快把飞宇从魔窟营救出来。
我们又找到飞宇的大哥，希望他能以家属的身份出面请律师给飞宇打官司，做无罪辩护。大哥一开始不太愿意，他觉的没用，而且律师费太高。但是经过我们多次劝说，大哥同意出钱出面请律师。大哥是个商人，经济情况还可以，同时他也以商人的精明衡量着得与失，当时他是抱着“反正我也出钱了，以后可别埋怨我不救你”和“既然出了钱，凡事都可以由律师出面，风险很小”的心态签下了和律师的委托合同。
接下来的营救工作一步一步的展开了。刚开始我们了无头绪，不知道该做什么，外地同修在这段时间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分成了几个项目小组，有分工有协调的展开营救。我们将飞宇受迫害的经历上明慧网，同时也将恶人的名字电话在网上曝光，联系国外媒体，分别给飞宇父母、派出所警察、公安局、六一零、检察院、法院写劝善信，大面积散发飞宇受迫害和大法真相资料，协调律师，几个人每天都很忙。在这个过程中，参与此事的几个同修心性飞速升华有目共睹，在制止迫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面前，大家都能够放下自己、圆容整体，遇到事情向内找，齐心协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短短的时间内，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变的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正念更足，整体也更协调。心胸开阔了好多。
飞宇大哥的变化也非常明显。我们说的话他有时候会抵触，觉的我们和飞宇一样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律师讲出的话很让他信服。他明白了很多法律条款，也明白了自己的弟弟无辜被迫害，也明白了更多真相，心理上与我们越来越贴近，也不那么恨飞宇了。他每天把案子的進展情况告诉父母，飞宇父母的态度转变许多，连对此事漠不关心的大嫂也开始关注飞宇的案子，对邪党的流氓无耻痛恨不已。
营救工作看起来着实有声有色，确实也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效果。律师做了很多工作，找到了很多对飞宇有利的证据，大家都对飞宇的归来充满信心。律师在看守所里见到飞宇时感觉他状态也很不错。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样更好的讲真相，也觉的我们期待的结果很快就会到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本该早就结束的案子逾期迟迟没有结果。在这段显的有些漫长的等待时间里，我们的心态和状态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大家开始对结果不抱乐观。因为没有经验、人手少、证实自我的心太强，使的后期整体协调不好，出现问题不能及时沟通解决。指责和埋怨的成份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大，干扰也越来越多。
律师从邪党法院法官那里得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法官说起来都有点胆胆突突的消息，那就是案子不准备开庭，可能会维持原判。听到这个消息，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消极和无奈的心态占了主导，大家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偶尔抱怨一下“当初要是怎么怎么做就好了”，慢慢的不再关注此事，飞宇也向律师表示，如果维持原判的话，他争取不下监，想一直呆在看守所里，因为这里学法炼功的环境已经很好。大约又过了十几天，律师告诉我们正式结果下来了：维持原判。
我们的心情难过、沉重。对于这次营救，我想了很久，没有成功有多种因素：第一，营救同修的基点问题。忽略了营救同修脱离魔窟的主线，变成了为打官司而打官司，为了给特定群体讲真相而打官司，只限于走完法律程序和讲真相效果就满足了，没有把念定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无条件释放同修”上，显的舍本逐末、得不偿失。第二，党文化思维较重，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党法律，对邪党法律抱有幻想。第三，对常人法律形式及律师的依赖心。
我在整个营救工作中做协调，但是我的证实自我也给整体造成了间隔和损失。那时我承担了多个项目，与其说是人手少，不如说我总是觉的别人会做不好，很愿意事事都亲历亲为。结果当大家都认为我可以把所有的工作做好的时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落在我身上，我忙不过来，又埋怨同修不肯去做。当同修埋怨我营救基点偏离的时候，我不能够向内找，反而变的消沉，逐渐的有些不愿参与。
这次不成功的营救在制止迫害、救度众生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它的伟大意义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太多，但是，它是每一位参与营救者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经历中最难忘的一页，我们经历了失败，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变的成熟、理性。
新经文《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师尊在回答弟子“如何看待国内学员花钱请正义律师打官司的问题”的提问时说：“我是这么看的。有能力或具备条件，律师我觉的还是应该请。为什么哪？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伟、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他们的辩护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对邪恶迫害的揭露就是在讲真相救众生。明慧网和其它网站媒体报道出来的对这些律师的迫害，就更说明邪党的法律是假的，就更表露出在这场迫害中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了嘛。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做的。”
我想我们以后会按照师尊的要求，正念正行，把这件事情做好，把这条路走正。
四，破除党文化，拿起笔来写文章证实法
我在上学的时候文笔就很好，经常写文章，被誉为“才女”。但是我一直也没有给明慧投过稿，期间尝试写过一两次，也是半途而废。
我想这首先缘于我的整体意识不强，没有把明慧这个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看的那么重要，有要面子心理和证实自我的心态。从小到大我都认为自己文章写的好，别人也这么夸奖我，要是投了稿又没有发表，不光觉的别人会笑话、没面子，自己心理上好象也接受不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后来给明慧投稿的过程中发现的，那就是我的思维、语言和文字中存在太多的党文化，它们干扰着我写证实大法的文章。
从营救飞宇开始，我承担了写劝善信和其他各种消息报道的工作。刚开始，我自告奋勇的承担了这项工作，因为据我看来，别人写的东西根本就不行。可是，熬了一个晚上没有睡觉赶写出来的报道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明慧没有发表。我和几位同修都很着急，因为我们的营救工作需要与新闻报道方面的配合。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自认为写的还不错的文章明慧怎么就不用呢？我马上针对这个“不舒服”向内找，发现自己证实自我、执着自我的心太强烈了，明慧网是师尊认可的大法的网站，方向上肯定是没有错的，那么就是我自己有问题了。恰巧这段时间明慧登了不少关于写作方面的交流文章，再对照自己写的文章，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漏。
我的文章中党文化色彩很浓，太多的装饰，太强烈的感情，文字不干净、语气不祥和，带着强烈的争斗和不善。古人讲“言为心声”，可是我觉的自己已经有话不能好好说了，执着于文采，文字，形式，文章中散发着令人生厌的党八股的腐败气息。
我针对这个问题发正念，不断清除头脑中的党文化，也注意清理家里残存的邪党物品，同时请师尊加持我，把同修受迫害的消息、揭露邪党恶行和自己证实法中的体会写成“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我写文章的速度比原来快多了，思路更加顺畅，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对很多问题又有更深的体悟，明慧采用的也越来越多。
十四年的修炼历程，其中更多感悟无法用语言表达。伟大的师尊知道弟子的每一思每一念，在此，我还是想告诉师父，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中走下去，做好三件事，不辱使命，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不正之处，烦请慈悲指正。
（明慧网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