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犯人在关我的房子墙角的两边用电钻各打了上下两个孔，装上四个铁环，再用两副手铐把我的两只胳膊铐在铁环上一吊，腿上用两个大铁环套上。我的两只手肿大变形，早已没有一点力气，身上只有骨头连着一张皮！每次都是别人拉着拽着动，每动一次都剜心透骨的痛，人已经无法站立，手无法拿东西，吊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全身出汗，耳鸣，眼前发黑，脚脖子流了很多血。在我说了一句“我不行了”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原来是银川铁路分局安全监察室的司机，今年三十八岁。小时候练过武功，一九八八年入伍，一九九二年参加工作。平时工作勤勤恳恳，不偷懒、不讲条件，只要工作需要，从不强调自己的理由，不分节假日，单位有事就出车。虽然自己有严重的鼻窦炎（曾做过穿刺治疗）、痔疮、前列腺炎等多种疾病，但在工作中从来没有因身体不适影响工作。一九九八年五月，听人说修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炼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的身体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被法轮功博大精深的法理和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所震撼。而且因为明白了许多从前不明白的做人的道理，我的心胸开阔了，每天都是快乐轻松的。从那以后，我更是严格按照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对弟子“真、善、忍”的要求做人，成了单位、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
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法轮功在中国洪传七年后，江泽民突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因坚持信仰，在八年多里屡遭迫害，先后被银川看守所非法关押，被宁夏劳教所、宁夏吴忠监狱非法羁押八年，在此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牢房的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被恶人折磨的恍恍惚惚时；我不知道我的灵魂和肉体是否已经分离；看到警察时，我不知道他们是除暴安良的警察，还是夺人魂魄的恶鬼。多少次经受不了残酷的折磨我放弃了活下去的勇气，曾经自杀过几次都没死成。
今天，当我再次回顾经历的这些魔难，我明白了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经受得了恶人毁灭人性的摧残。尽管不堪回首，但我还是要将我遭受的迫害揭示出来，让更多受共产党一言堂的谎言蒙蔽的人清醒，不要污蔑法轮功；让信仰“真、善、忍”的人不要遭受类似的迫害；让有良知的人能够站出来制止这样灭绝人性的迫害延续。下面将我所受的迫害一一揭示出来：
一、讲真话被劳教三年
九九年“七二零”法轮功被无辜镇压，我从电视、报纸上看到有关法轮功的消息全是谎言栽赃和恶意诬陷。我就想：我们的国家怎么了？为什么要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呢？这么好的功法咋就不让炼了呢？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为民申冤的地方，就想去那儿讲真话，向有关领导讲述我修炼法轮功以后身心变化的经历。抱着一颗说真话的心，到了北京。在租住的地方，有一天来了几个警察说要问情况，把我们一行十九人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去了什么也没问，被警察直接送到了北京的朝阳看守所里关起来。九月二十四日我被宁夏银川市公安局的警察带回银川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在银川看守所因我仍不放弃修炼，被姓王的恶警伙同犯人殴打、“扎背铐”、加戴重刑具（脚镣）进行迫害。十一月十二被劳教三年，与法轮功学员王玉柱、王玉周同时送往白土岗子劳教所。
二、在白土岗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到劳教所我感觉自己象是掉到了粪坑里。劳教所的犯人张口闭口说的都是不堪入耳的脏话；吸毒、偷盗犯常给我们讲，在劳教所里就必须学会作恶，越坏就越没人敢动你了；必须学会说假话，撒谎骗人。这样我们这些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就成了他们行凶作恶的对象，被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当我们被非法关押在入教班时，常被那些吸毒、偷盗的犯人毒打。什么都可作为犯人行凶的武器：棒子、凳子、皮管子……，不管什么部位，头、脸、眼睛……他们都是用力猛打；不管什么时间，没有任何理由，想打就打。有一次，十几个人把我和王玉柱拉到一个房子里，没头没脑的就是一顿乱打，打完之后，我的身上全都是伤，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自己迷迷糊糊回到住处，身上痛的坐不住，睡不着，真是痛不欲生。王玉柱也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犯人打人都是狱警在背后怂恿的。
犯人百般折磨我们时，我们始终坚持以“真、善、忍”为标准，不记仇、不报复，真的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用善心给他们讲做人的原则。慢慢的，我们的一言一行感动了他们，启发了他们的善念，他们也明白了我们是善良的好人，不是电视上造谣诬陷的那样。
到二零零零年八月，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为祛病健身炼功有什么错？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怎么警察好坏都不分了呢？劳教所是关坏人的，我这样的好人不该在这儿待着，这里只会把好人变成坏人。但有谁能为我伸冤？为我说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绝食抗议不公正待遇，并要求立即将我无罪释放。
绝食到第五天时，我被送到吴忠上桥医院，医生打麻醉针后，从鼻子里灌了牛奶。几天以后回到劳教所，当时的劳教所管教科科长郭文智（零五年遭恶报被车撞死，年仅四十几岁）指挥并亲自参与对我的迫害。他和恶警陈明远、狱医，伙同犯人七、八个，强行用胃管给我灌食。为了加重我的痛苦，他们把胃管从我的鼻子往里插，而且不停的插进去拔出来。恶人们拉胳膊的、按腿的、按头的、插管的、还有摄像的、照像的！我痛苦不堪，只想立马死掉！在生不如死中度过了每一天。绝食第六天的时候，我就瘦了很多。十天之后，早已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了。郭文智仍然不放过我，依然指使亲自参与折磨我。绝食第十四天下午，我实在承受不了恶人的折磨就进食了。
二零零一年的八月，我再次认识到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了，我没错，我要回家。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他们都不该在这里！为了早日结束迫害，我们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在同一天集体不出工，并共同绝食，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
我们和平理性的反抗，没有给自己带来自由，反而招致了恶人更为变本加厉、惨无人道的迫害。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一幕！至今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绝食第四天，我们全身无力躺在二中队的一个监舍里，突然进来好多警察，两三个抬一个学员，把我们参与绝食的人全部抬到不同的地方。我被恶警指使好几个犯人压在床上，我的头上、手上、胳膊上、腿上，浑身上下都是手，也不知有多少人压着我，压的我丝毫不能动。银川监狱来的恶狱医丧尽天良又强行给我鼻饲，插上胃管后用针管往里灌稀糊，我觉的整个身体被压迫的都要爆炸了，灌一针管又一针管，我死一次又一次……
这些恶人给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继鑫老人强行鼻饲的时候，一针管打进去，老人就晕过去了，当时差点就死了。其他绝食的人所遭受的折磨不相上下，那种被强迫鼻饲的场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在灭绝人性的鼻饲迫害后，我们结束了集体绝食。
我只不过就说了句真话就被劳教三年，在无处讲理的情况下绝食，反遭此折磨，更是天大的冤枉！尽管如此，我们每个遭到这样非人折磨的法轮功学员，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依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用善良宽容的心对待一切。没有一个人用脏话骂恶人，也没有用暴力反抗过恶人的迫害，这些举动令参与迫害的恶人都难以置信。
绝食后不久，恶警马航军喝醉酒，一上班就找我和孙建锋的茬，并用手铐把孙建锋铐上，不停的用不堪入耳的话辱骂他。孙建锋不得已绝食反抗。晚上，马航军又用四个铐子将孙建锋胳膊、腿分开铐在两张床中间的床腿上，人的身体整个躺在地上，就这样铐了四天。我当时写了一封公开信，向劳教所领导反映了恶警马航军喝醉酒，无缘无故迫害、辱骂孙建锋的事。当时我将公开信送到了马航军的手里，让他转交到劳教所领导手里。当他拿到信之后就找我谈话，让我再不要写信告他。写信后的第二天我把手铐的钥匙要来给孙建锋打开了手铐，马航军也没说什么。
恶警马航军在白土岗子劳教所恶名远扬，别说犯人见了他害怕，就是他同事见了他都不敢出口大气。听说有一次，他开车拉了一个中队的劳教人员到吴忠街上打人。见到留长发的男人就打，打倒了好多人。在劳教所，劳教人员还没有看见他，听到他的声音，一个个就吓的站的毕恭毕敬。马航军打人就象家常便饭一样，这个恶警真是地狱的恶鬼转世了。
三、绝食抵制迫害 被判刑六年
因为在劳教所抵制迫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和法轮功学员郑永新被送到了灵武看守所。在灵武看守所，我们俩给在押人员讲了自己因为信仰“真、善、忍”遭迫害的事，讲了我们师父教我们重德。我们的言行启发了那些在押人员的人性，再有新来的人被关到这里时，他们不打不骂了，而且主动给新来的人倒水洗澡、泡方便面。这让我想起我们师父讲过的话，只有法轮功才能使人心向善。我们两人来这之前，这里的人都是以恶治恶，以暴治暴，结果所有人越来越恶、越来越暴。
我们俩被灵武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四个月后，在一个星期天的在上午给我们俩在灵武法院开庭。法庭上公诉人列举的所谓罪证，根本就称不上是罪证，甚至可笑到把我们绝食也列为罪证。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说绝食就是犯罪。
上法庭时，我为自己辩护：我们炼功就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炼功完全是个人的事，我也没有参加什么组织，没有危害其他任何人。而且宪法赋予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世界需要“真、善、忍”，我们就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的修炼者，我们何罪之有啊？
当庭公诉人、法官……这些共产党豢养的行尸走肉，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无视我们的人权，对我们的申诉置若罔闻。我们俩人还是被非法判刑六年，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八日被送到了吴忠关马湖监狱。
四、在吴忠关马湖监狱遭受的迫害
到吴忠关马湖监狱，我们首先找到狱警，告诉他们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不是犯人，我们也没有犯法，给我们判刑的公、检、法恶人才是罪犯，他们是执法犯法。我们的意见和抗议没有任何人理睬，五月四日，我俩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要求立即释放我们。绝食五天后，狱警将我俩分开，并将我送到监狱的轻体板厂。这次我绝食二十多天，期间恶警梁海望处心积虑对我实施迫害：他每天安排十几个犯人，三人一组，轮换看着我、随意殴打我，连续十几个昼夜不让我合眼。有一天我实在熬不住睡着了，他们用各种方法也叫不醒我。就把我抬起来摔到地上，再抬起来再摔到地上，这样终于把我“摔”醒了。
醒来后我才知道，他们叫不醒我，就打我、摇我、拿冷水泼我，直到把我“摔醒”。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给我开“批斗会”，每次开批斗时，梁海望指使犯人给我架“土飞机”（一种折磨人的方法，把双臂强行掰到脊背后面），把我的嘴用东西堵住，再用一根绳子绑上；恶人们不停的在我身上拳打脚踢。杀人犯、吸毒、贩毒犯及各种刑事犯犯人喊口号、发言、批斗，那场面让我感到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在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下，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就想自杀了结自己的痛苦（尽管这违反法轮大法的教导）。有一天我乘看管我的互监刮胡子不注意，就藏了一个刀片。当天晚上，我拿了一个脸盆放在床旁边，睡在被窝里把自己的静脉割断了，血接在脸盆里，直到我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经在吴忠医院里了。原来是恶警怕我死了给他们带来麻烦，就把我送到医院了。
发生此事后，监狱的恶人对我的迫害丝毫没有减轻。恶警梁海望指使犯人每天出工拉着我到工地，然后用皮带铐将我吊在板厂锯房的大梁上，让人用皮带、棒子没头没脑的打我！并在我耳边不停的给我念诬蔑法轮功的稿子，同时用电警棍电在我头上、手上、身上。还专门给我做了一个木箱子，箱子上写着我的名字和污蔑法轮功的话，并用绳子将木箱子挂在我的脖子上，箱子里装满砖头。再用袋子装上沙子，压到我的头上、脖子上，就这样迫害了我两个月。
二零零三年三月，在恶人的百般残酷折磨下，我依然否认自己是罪犯。监狱的恶人又把我调到三中队。目的是再次有计划的迫害我。有一天晚上，监狱恶人教育科长尹自能对我说，这次人家把你调到三中队，可真的要收拾你了。当时我说无所谓，死我也不怕，还怕你收拾。
三中队的狱警更为邪恶，而且在那里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隐秘的。在押人员，每个人都有互监。每个人想干什么别人都看着。刑满的犯人出监时，全部要搜身检查，什么都不准带出监狱。这里曾经发生过狱警把犯人的牙打掉的事，狱警比流氓还流氓。有狱警带犯人出工干活时，指使犯人去偷农民的西瓜，偷来和犯人坐在一块吃，这样无耻事在这儿已经习以为常了。狱警吃犯人的都是很随便的，狱警请上面的领导吃饭用的钱都记在犯人的伙食费里面。队上拉来的猪肉，狱警把好肉吃完之后，剩下不吃的肥肉就做给犯人吃。还不允许探望犯人的家属给犯人带肉、带吃的东西。这样一来，犯人就更可怜了，很少能吃上肉。对外撒谎说一星期吃一次肉，但是碗里很少能见到肉。狱警安排许多犯人当耳目，所有人都不敢随便说话，不小心就让耳目汇报给狱警了，那就要倒霉，甚至不能减刑了。
二零零三年四月，我又一次绝食，六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站都站不稳，丧失人性的狱警孙雄把我用铐子吊在三中队院子里的篮球杆上面吊了一下午。那次我领略了什么是恶人的人性全无。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日早上，恶警郭戬带领一帮犯人，一边一个给我扎上背铐，抓着我的两条胳膊仰面朝天，后背拖在地上，就这样在地上来回拖着我走，好多犯人，轮换拖我，把我拖了好几公里路，我感到快死了。以前在劳教所我被恶人的皮管子、镐把抽打时都没有那么痛苦。我还被犯人们拖到监狱附近的赵连渠玉米地，恶警郭戬又叫了几个犯人在玉米地里来回拖我，就这样的姿势拖了我一天，捱到晚上，又用同样的方法把我拖了回来。当时吴忠监狱厂部的狱警有很多都在看着，却没有人出来敢说一句制止恶人的话。我一天没吃没喝，晚上恶人们又把我的两只胳膊分开，用两把手铐铐在两张床上，铐了整整一晚。天亮时，我的手、胳膊被手铐铐的全肿了，四肢好象分家了。
恶人郭戬有一天下午去银川拿了一副新的脚镣。回来后对几个犯人说：“把马智武抬到床上。”几个犯人就把我按到“死人床”上。郭指使犯人把我的两只胳膊左右分开，抻的直直的，又把手铐紧紧的铐在我的手腕上，用拿来的脚镣把脚吊起来，然后把腿、腰用绳子绑在床上，脚脖子让脚镣拉的紧紧的，那真是筋断骨折，苦不堪言。当时我的脚脖子裂开了口子，流了很多血。肉体的折磨只是一方面，犯人还轮番折磨我，二十四小时不让我合眼，监狱的马治国、马成良、马占清这几个杀人犯和毛宁、牛占堂等十几个刑事犯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在我耳边念批判法轮功的稿子。每当我眼睛稍稍一闭时，他们就用火钳子、木棒等工具打我，把我的脸打的血肉模糊、肿胀。每天还强行灌食盐糊糊，鼻子是被堵死的，不让通气，每进一口都呛的人死去活来！灌的是非常浓烈的盐糊糊，里面还有几种不明药物，那真是毒药。胃里被灌上浓烈的盐糊糊后，人的身体就感到特别的发热、发烫。
十月、十一月的天气很冷，恶人们晚上不给我盖被子。这些人随便的打我骂我、不间断的用各种方法折磨我。不论是白天晚上，就用这几种办法轮换着迫害了四十多天！在床上被“抻”了四十多天，我四肢都动不了了，每天大小便都在床上，头枕在床板上面，头发都磨光了。最初绑在床上的是啥样，就成啥样，整个人都直了，就象木棒，一动不能动。
有一天犯人在关我的房子墙角的两边用电钻各打了上下两个孔，装上四个铁环，再用两副手铐把我的两只胳膊铐在铁环上一吊，腿上用两个大铁环套上。我的两只手肿大变形，早已没有一点力气，身上只有骨头连着一张皮！每次都是别人拉着拽着动，每动一次都剜心透骨的痛，人已经无法站立，手无法拿东西，吊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全身出汗，耳鸣，眼前发黑，脚脖子流了很多血。绝望中的我一心求死，在我说了一句“我不行了”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见我昏过去了，他们把我放下来了。第二天，他们再没有吊我，但郭戬指使着犯人拉着我的手给他写保证，按手印。他说：你不杀人，我都叫你杀，我把你的手放在扳机上，让别人拉着你的手扣扳机，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他们在吊我之前就在给我灌的盐糊糊里放了好几种不明药物（这是后来听别人说的）。盐糊糊是用洗锅水做的，而且里面还放了不少苍蝇。被灌食后，我的身体就象着了火，没有一点力气，那时只想爬在冰冷的地上。
“死人床”设在在靠近三中队厕所的一个房子里，郭戬指使犯人用床单把窗户遮上，而且命令除了看我的十来个犯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许靠近那房子半步，否则就别想减刑。郭戬还告诉看我的那些犯人，谁敢到房子跟前就把谁打倒，再拉到他那里。所以始终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过去看看里面发生的事。
那以后，郭戬安排十来个犯人监视了我半年多，在那半年里我无法走路，也无法站立，如果需要移动，犯人们就抬着我。因为我自己无法蹲，犯人就给我找了一块木板子，担到厕所便池边的矮墙上，我坐在上面大小便。半年以后，我慢慢恢复了站立和行走。
郭戬安排折磨我的都是些杀人、吸毒犯和虐待狂，最狠毒的是恶人马成江。马经常以打人、折磨人为乐，他要是不打人心里就难受，二零零五年四月，六、七个犯人在马成江的带领下，把我打的鼻青脸肿，腰直不起来，小便带血，浑身到处伤痕累累。我睡不成，坐不成，痛苦万分。恶人马成江打过的人太多了，其恶行罄竹难书。这样的人反而受到恶警郭戬的赏识，曾被安排在三中队当组长。
恶警郭戬也特别爱打人。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郭戬把犯人郑岗山的一颗大牙打掉，嘴里流了不少血；有一次用皮带将犯人黄建斌抽打了好几个小时，把皮带都打断了；有一次，他叫几个犯人按着我，他开始亲手打我用拳头将我的脸和嘴打的肿了好多天，无法吃饭。二零零五年四月，马成江等好几个犯人无辜打我取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一头撞到了篮球杆上面，撞的满头血，走过的地方滴的都是血。我都这样了，几个犯人还不依不饶，恶人马成江拿了一把拖布在我头上来回的捣，还有犯人提来水泼的我全身湿透。恶警郭戬这时来了，见状马上叫来几个犯人，拉着我在操场上跑，跑着跑着，郭戬又让人把我的腿也拉上，这样我的脊背就在地上蹭。同时他还叫喊着“你们给我跑快点”。我不知道被他们这样拉着跑了多少圈，整个脊背在地上蹭，脊背被蹭的流了血，鞋也早丢掉了。
吴忠监狱遭恶警郭戬毒打的人不计其数。他经常讲：警察不打人就没有面子，更没有威信。恶警梁海望、郭戬迫害我主要是监狱政委，恶人刘某某在后面撑腰。恶警刘某某，长相丑陋，心地歹毒。监狱许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都是他背后主使。
在吴忠监狱的六年里，我屡遭迫害。无奈之际，只有以绝食来反抗，但每次遭受的是更为丧失人性的折磨。我还遭受过其它方式的迫害，因篇幅有限不说了！总之，我遭受的摧残一言难尽。吴忠监狱就是地狱，这里的恶警和犯人就是恶鬼。这些恶鬼既摧残人的肉体也摧残人的灵魂。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晚上十二点钟，是我遭受迫害坐牢八年刑满回家的时刻。没想到监狱、宁夏“六一零”、银川西花园派出所的一帮恶警乘天黑来了。来了之后说要带我走，我说我不跟你们走，我要回家！他们就说：“不由你，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监狱的两个恶警架着我就上了车，我又被“六一零”的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两个月。
五、家人遭株连迫害
我被非法抓捕关押时，我妻子正值怀孕大肚子。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八年里，她常常以泪洗面，一人支撑着残破的家，生了女儿后就更是辛苦。女儿懂事后，动不动就哭喊着要爸爸：“别人的爸爸都在家里，为什么我爸爸不在家呢？”
在我遭非法羁押的日子里，妻子遭受宁夏“六一零”恶人，不准探望、非法入宅搜查、非法骚扰等迫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为逼迫我妻子放弃修炼，银川西花园派出所恶警曾将我年仅两岁的女儿绑架，进行要挟。因我进劳教所，父亲承受不了痛苦的打击，忧愤交加，二零零一年去世。我年迈的母亲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我被非法关押在吴忠监狱的六年中，家人为了探望我，在宁夏监狱管理局和吴忠监狱之间来回奔走，因我是法轮功学员，就没权利见到家人。有一次因我绝食，监狱警察为了让家人劝我进食，带母亲和女儿见过我一次。在监狱六年时间没有见过妻子一面。二零零七年八月，我妻子带女儿和几位亲友去探望我时，被恶警尹自能叫来吴忠市国保大队的恶警非法将所有人抓到吴忠高闸派出所关押了一夜，每人又被勒索二十元钱，才放了。有一次，我妻子为了探望我，去找吴忠监狱的政委恶人刘某，该恶人威胁说：你还敢来见我？还用脏话辱骂她。刘某已经以阎罗殿的恶鬼自诩了。
我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是我这一生中永远也无法抹去的记忆！今天想起来还是毛骨悚然。这样巨大的人间悲剧就发生在我身上！就发生在你们身边！就发生在中国。我只不过说了一句真话而已，就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如此大的灾难。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为什么公、检、法好坏不分？为什么我说几句真话竟然遭受八年的迫害？！为什么监狱不能改造人，反而将人仅存的善念摧残殆尽，为什么信仰“真、善、忍”有罪？法律的公正何在？天理何在？
其实，在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里，坐冤狱的何止我一个。我父亲就曾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过。我父亲常练毛笔字，写一个字就扔掉一个，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别有用心的人在我父亲写的字里面找出了“将价石万岁”五个字，这就成了罪证，我父亲因此被判五年刑。父亲在监狱也遭受了严酷的迫害。
回顾往事，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可能在监狱就会选择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办法。依我一米八零的个头，练过武功，而且在部队几年也练过擒拿格斗，又身强体壮，收拾三五个人，易如反掌。但我在八年中没有采用过暴力反抗的方式，这让那些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的人非常不解。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始终都按照师父的教导：真、善、忍做人，对那些迫害过我的恶警和恶人，我没有想过要用暴力去报复他们，我只觉得他们太可怜、可悲，我为他们难过，同时也为他们的未来担心。
非常惭愧的是：师父说过自杀是有罪的，但我在残酷的折磨下承受不了，选择了自杀。虽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活了下来，但我的自杀行为给大法抹了黑，我万分对不起师父的教诲，在此我请求师父原谅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
回顾往事就象往伤口里撒盐，尽管我痛苦无比，我还是要写出这些，因为我真心希望每个善良的人都能看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谎？为什么在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讲真话的人反遭非人的迫害与折磨？为什么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洪传的法轮大法在中国要受到迫害？
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没有错。我因一心向善，被劳教、判刑、开除公职，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现在，我要求回单位上班，要求按“国家赔偿”的规定赔偿我的一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