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六日】广州法轮功学员黄芳莉、赵英梅是我的妻子和岳母。2007年4月28日员村派出所、住地居委会以户口事为名来到我家，他们未出示法律证件，非法带走她俩和我岳父，并进行翻抄搜查，不给收据清单拿走私人物品。其后将她俩羁押在广州天河看守所，至今不让见人。为此岳父受到惊吓，精神痛苦，严重影响了我家的生活。现我为她们辩护如下：一．不给清单和收据扣押私人财物
在非法抓捕黄芳莉她俩时，员村派出所警察拿走书籍、大法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手提电脑、台式机主机、打印机等。这不但违反了《警察法》第22条（五）：“……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也严重触犯了《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而且他们在非法拿走我家物品时并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的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1式2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盖章，1份交给持有人，另1份附卷备查。”
警方上述行径显然触犯了我国《宪法》第37条和39条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式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二、证据不充份，不能证明黄芳莉、赵英梅有违法犯罪行为。
被作为物证的是：《九评共产党》和大法资料。但没有证据能否定这些内容的真实性。依据什么以这些资料说黄芳莉、赵英梅有罪，也没有解释。那么，黄芳莉、赵英梅是否违法，应视《九评共产党》和大法真相资料的内容真伪而定，也就是说，如果内容是真实的，就不违法，如内容中有诽谤、污蔑、编造等成份，才构成违法。因此，核实这些内容的真伪就应该是法官定罪的最重要依据。
《九评共产党》系统地评价了中共，其参考数据均来源于共产党的各种刊物，事实确凿、理清言明，成为时下全世界的畅销书。据岳母的亲身经历来说，书中的内容，镇压法轮功、六四、文革、反右、三反、五反、土改等历次运动都是真实的。大法真相也是据实讲所受到的种种迫害。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老百姓不能发表对执政党的见解，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老百姓不能发表对某种功法的正面认识。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评价执政党或自由表达自己对某事件的看法，是很正常，与“违法”无干。
所以，以上真相资料的内容，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道德角度，都不违法。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三、适用法律不当
据家属通知书，4月29日按《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为由拘留、6月5日由天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以同样的原因进行逮捕。下面以正式立法为依据进行说明。
（一）法轮功不是×教，刑法三百条不适用于法轮功，“两高”的司法解释属无效解释。
第一次将“法轮功”冠以“×教”二字的是江泽民。他在1999年10月25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法轮功就是×教”的说法。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教”的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法律吗？不是。《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它机构、个人均无立法权。有立法权的机构和法院都未对法轮功定性、定罪，那么江泽民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均无特权对任何团体、个人定性定罪。他们称法轮功是×教这一说法是非法的、是无效的。
唯一一次从形式上貌似立法定性行为的是，99年10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但这一“决定”仅是对“邪教”的认定与处罚，法轮功教人向善，不符合“×教”定义的任何一条。
在镇压者所援引的全部法律中，仅有的明确提到法轮功字样的两个行政法规是1999年7月22日由民政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通告》，和公安部在同日颁布的“六不准”。但这两个法规中所“取缔”和“不准”的内容，从根本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有集会、游行、示威、言论、出版、信仰自由”的条款，所以不能成立，也是非法的。1999年12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刑法》第300条的实施细则，里面虽然给出了邪教的六条定义，但细则里从头至尾也没有法轮功三字，国家也从未通过任何法律程序认证法轮功到底符不符合细则中“邪教”定义。显然，这是利用了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先用《人民日报》发一个“法轮功就是×教”的社论，再由人大通过所谓惩治“×教”的实施细则，很多人就以为镇压法轮功已有了法律依据。
迄今为止并无任何已成定论的法律认定法轮功为×教。“两高”（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本身就与《宪法》67条和《立法法》42条相违背，属无效解释。因为“两高”只有司法解释权而无法律解释权，即其无权解释什么是邪教或邪教组织，也无权解释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而“刑法”第三百条的具体解释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是不是邪教不是政府定义的，要看其教义是善是恶、其信徒行为是否危害社会。法轮功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准则，是有益于社会的，按其所倡导的宗旨来看都是教人向善、与邪教根本不沾边。而且修炼法轮功的人处处与人为善，行为上根本没有危害社会。如果说倡导真善忍是邪，那么倡导假、恶、暴才是正的吗？
再从普世认同的价值取向来看，目前法轮功在全世界广受欢迎，两岸三地也只有在大陆有人说是邪教，这是不是表明其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与世界各国都不同呢？
此外，众所周知，法轮功没有组织，松散管理，想学就学，想走就走，也没有记名册。
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带走黄芳莉、赵英梅，其所谓的“×教组织”明确指向法轮功，而综上所述，法轮功既不“邪”，也无组织，针对“邪教”的刑法三百条完全不适用于法轮功、也就是不适用于她俩的。
（二）黄芳莉、赵英梅没有破坏法律实施
广州公安局天河分局及员村派出所认定黄芳莉、赵英梅破坏法律实施，却不能举证黄芳莉、赵英梅如何实施破坏行为这一事实，更不能说明破坏的程度又是怎样；也未能说明黄芳莉、赵英梅的行为具体破坏了何种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后果。也就是说，天河分局和检察院认为黄芳莉、赵英梅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是在没有法律事实的前提下做出的结论，是典型的枉法。
如果按照如此的逻辑：没有事实，仅根据个人喜好就可以随意以“破坏法律实施罪”拘留逮捕，那么如果不想让人有独立思想，就定一条“利用持有独立思想破坏法律实施罪”，是不是也可以列为《刑法》××条了呢？
四、黄芳莉、赵英梅拘留逮捕的罪名不成立、要求无罪释放
认定的所谓犯罪事实是，抄家抄出《九评共产党》和大法真相资料，涉嫌制作、散发法轮功资料。即便上述事实完全属实，这也纯属澄清事实与自由表达的行为，与犯罪行为无关。
既然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深信法轮大法好，岳母已十几年没报销医药费，她俩都祛病健身，身心受益很大。因此自愿自觉利用各种方式向公众宣传这些就属于必然的自由。而且，法轮功学员的宣传，一无暴力，二无仇恨，三无诲盗诲淫，四无强制任何人信仰法轮功，而只讲“真善忍”，因此肯定属受宪法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范畴。
在针对上访无门和法轮功各种言论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制作、散发材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一种表达方式，法轮功受到有关部门极不公正的待遇，被大量关押劳教判刑，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肯定要向外人陈述，讲明真相，维护自己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媒体被封锁一切真实信息，法轮功学员才被迫采用下载复印等方式？进行讲明真相。此种自我辩护行为与刑事犯罪完全两码事，若认为讲明真相方式无理，可以公开在电视、报纸、杂志及其他一切媒体在公开公平的基础上展开辩论，谁是谁非经过公开、公平、充份的争辩，很容易明辨是非，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行为，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或是通过印发传单的方式讲真相，叫民众知情是应该的，完全合法。
没有论证法轮功是×教组织，也未证明当事人有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其前提不存在，那么所谓构成犯罪的结论也就无法成立。
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宪法第36条对此亦已确认。因此信仰根本不存在犯罪问题，不能追究信仰的责任。一个人信仰什么完全是他自己有权决定之事，信神也好，信无神也罢，应当是宪法保护的信仰自由范畴。因为只要该信仰者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实际行为，本质上仍属思想自由范畴。众所周知，法律是只针对人的行为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人的思想不存在犯罪问题，法律只能调整人的行为，而不能处罚人的思想。从这一点上说，“法律”被滥用到根本不属于法律所应该适用的范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所以她俩无罪，应无罪释放。
法轮功的历程使人们在思考，辨真假、识正邪、明对错，已不是几年前对他的认识了。因为这不是简简单单对社会民众团体的迫害，这是正邪的较量。人们心知肚明，不管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事实面前都得服气，必须正视。
我很理解，希望法庭不要受到任何压力和安排的干扰，要以《宪法》为根本和《立法法》为依据，按正式的立法条款规定，遵循法律是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宗旨审理，秉公执法，尽职尽责，维护法律的尊严，做倡导“司法独立”的先行。以上辩护足以说明法轮功学员黄芳莉、赵英梅应无罪释放。谁是罪魁？谁是祸首？谁有罪？一目了然。匡扶正义，对民族，对国家，对你，对我，对他都好。
黄芳莉、赵英梅家属：李志兵
2007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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