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入所，进入二中队就关进不同的单间舍房，由四个吸毒犯包夹一个法轮功学员。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起床到夜里一点、二点、三点……答应写三书的就十二点睡，不答应的由包夹说了算。警察们用了一系列的邪恶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站军姿、坐军姿、蹲军姿、做上下蹲……动作很多，反正让人受不了，汗水湿透了也不准脱，又不准洗澡、不准洗衣服，时间长了换下来又再穿，汗水一层层往下掉，跳蚤长满一身；在舍房坐着不准随便动，拿个杯子喝口水都要向包夹打报告，一切来源断绝，卫生纸都是找有的包夹要的，一次只用一小块，一切都受严格约束；每天除解手三次都与外界隔绝，吃饭都由包夹端到舍房，饭不能多吃，水不能多喝，大便很干燥，尿也成稠，解手都很痛苦，有很多时间刚脱下裤子就被包夹连喊带拖走了，包夹人员不给法轮功学员解手需要的时间。

每天每间房门都是关了的，门上的玻璃都用纸糊了。除了几个帮教人员几乎没有其他人，如果还是不写三书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毒打，还强迫读诽谤大法和骂大法师父的书。

法轮功学员有时见面，恶警们都不准他们说话，不准互相帮助，有的法轮功学员冬天只穿几件单衣服，一件薄薄的线衣，下身穿两条单裤子，都没人敢送，就是送了包夹也要挡回来。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开始，法轮功学员入所先到六大队一中队（入所队），三个月后下到六大队二中队，他们用同样的手段强制刚入所的法轮功学员写“三书”。

劳教所有很多邪恶的包夹人员，也有很多邪恶的警察，如：赵玉，原管教又任六大队一中队中队长，二零零七年后任九大队大队长，这几年来他最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吕春杉（巴中市平昌县人）、陆智勇（阿坝州人）、屈真兴（遂宁人）……

六大队二中队（专管中队）管教的张小刚（副中队长）（二零零八年四月份已调七大队）、杨警，他俩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魁祸首、是出谋划策的主谋。张小刚的罪恶之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血迹，他执法犯法，以权害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在中队巷道集合时当着一百多人用棒子将法轮功学员米桃（大学生，一米八三的个子，绵阳人）猛打倒在地，又叫几个包夹人员把米桃拖进会议室被沈锐管教殴打，直到休克才停手。他们害怕不好交差，赶紧叫了几个包夹人员把米桃抬到了医院抢救。

张小刚伙同杨警使用残忍的手段在七、八月份大热天强制给法轮功学员孟华龙穿军大衣，戴口罩，还戴手铐、戴头盔，睡觉也如此，一个多月没离开过身，哪里痒得钻心难受都不准抠一下，几个包夹人员轮换监守，这种残忍的手段就连值夜班的许管教都不忍心，他说怕不怕中暑啊！孟华龙被关单间，电棒电、警棒打的是经常的事，还被加期三个多月。

遭遇张小刚的电棒、戴手铐、戴头盔、不准睡觉的折磨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罗庆森、陆智勇、吕春杉、邹国平、王仁伟、梁宗林……

管教补静（或补俊）二零零七年已调成都市，二零零七年以前他在中队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魁祸首。二零零五年的冬天是几年来较冷的一个冬天，他用冷水往法轮功学员谢兴禄（攀枝花大理县人）头上淋，谢兴禄全身湿透。谢兴禄二零零五年入所没有行李，冬天只穿几件单衣服，一件薄薄的线衣，穿两条单裤子，秋裤都没有。他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不配合邪恶的所谓转化，经常被关单间折磨，常被恶警拖出去电烧。

张伟庭也是残暴的恶警，二零零七年从三大队调到六大队二中队。二零零八年四月份调到六大队一中队，在这一年时间他残暴地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国平（眉山市东坡区人），他叫几个包夹人员把邹国平按倒在地强行扒光裤子，用一根又一根的电棍往邹国平的头部、嘴巴、小腹、及全身一次又一次猛烧，用棒子猛打，直到他自己满头大汗休息后又猛烧他还不罢手。邹国平后被非法加期两个多月。

而管教游宁则是表面伪善，他用卑劣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强迫他们写“三书”。

包夹人员刘德志是三台县人，凶狠的用腿顶法轮功学员罗庆森（泸州人）腋窝、两脚把他顶倒在地。刘德志包夹过的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是吃尽了苦头的，不挨打就挨骂。罗庆森在六大队二中队长期关单间折磨，后又被六大队三中队迫害又转到七大队一中队被迫害，还被非法加期。

包夹人员黄森林是南充市人，很多法轮功学员受尽了他的折磨，他用拳头打法轮功学员邹国平，还叫李红军（舍长）用军大衣蒙上打、踢他，他说是上面交代的。

吉林省长春市的法轮功学员徐洪玉，被新华劳教所残酷的折磨得倒下，不能活动。五十多个小时不能进食，也没有大小便，人也完全被电得变形，只是奄奄一息。他的房门紧闭，人们是从门玻璃看见他，很多包夹人员和法轮功学员都痛心的流下眼泪，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他用坚定的信念站了起来，也是经常受折磨。

阿坝州的法轮功学员陆智勇在六大队二中队长期关单间折磨，当时他也被折磨得人们以为他挺不过来，后被六大队三中队和九大队二中队再到七大队一中队迫害，他受尽了煎熬和痛苦，还被非法加教几个月。

巴中市平昌县的法轮功学员吕春杉也经受了许多非人的折磨，还被非法加期两个多月。

在绵阳新华劳教所被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很多，被非法加期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