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7日清早，在珠海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两年之后，我和其他三位大法弟子一起被囚车送到位于广东省肇庆地区的四会监狱。
一、新监队的迫害
首先来到“新监队”，很快大法弟子就受到与众不同的“待遇”：除了脱光衣服搜查所有物品之外，大法弟子所带的所有纸制的文档，包括私人信件都被搜走。更为特别的是，大法弟子要戴上一种写着“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的胸牌，然后由另外指定的四个普通刑事犯如影随形的24小时监控，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互监组制度”（互监组成员在北方监狱、看守所中通常称为“包夹”）。它的邪恶在于将另外的刑事罪犯的个人切身利益与法轮功学员的表现捆绑在一起，如法轮功学员炼功或是向普通刑事罪犯讲清真相，则互监组成员将受到恶警的严厉惩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奖励、减刑，因此这些刑事犯就会非常仇恨法轮功学员。在这种制度下，中共恶党不仅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时也在迫害这些刑事罪犯，因为他们在这种现实利益面前更难明白法轮功真相，甚至受个人利益驱使犯下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罪。
监狱里的规矩更多，除互监组制度外，还有罪犯分级制度，另外还要穿囚服、戴罪犯牌、剃光头、说报告词、避让警察、蹲下说话、背司法部12号令、反复报数、每天强迫看殃视“新闻联播”（若“焦点谎谈”是关于诬蔑法轮功的内容，则亦强迫看之）、队列操练、集体唱邪党歌曲、排队走路、蹲在地上排队吃饭、整理内务、叠豆腐块被子等等。违反任何一点都可成为遭受迫害的理由。我就因不戴罪犯牌、不唱邪党歌曲而多次遭到打骂。
监狱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犯人管犯人”。中共恶警挑选一些较有文化或有关系的罪犯充当“事务犯”来管理其他犯人，而这些事务犯往往成为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比如，2003年1月10日左右，湖南籍大法弟子范晨煜刚从广州看守所送到四会监狱，拒绝穿囚服，拒不照像，立刻被十多个事务犯群殴，之后恶警使用电棍电击，但范晨煜依然拒绝穿囚服，当天就被送到“严管队”进行迫害。2003年过年时，他被暂时放回新监队。3月的一天，“新闻联播”播出一条反法轮功的新闻，范晨煜为了抗议，在随后的收仓报数时拒绝报数，被恶警叫到前面，命其蹲下，但范晨煜不蹲，而是坐在地上打坐，恶警开始破口大骂，拽着他的衣领在地上拖到办公室，拿电棍电击。同时恶警命令其他所有的犯人都到外面的操场上冒雨跑步。当夜，范晨煜的四个互监组成员都不允许睡觉来看着他。
次日，范晨煜又在大厅里盘腿打坐，被事务犯组长李某看到，范晨煜坚持打坐，李某遂上前拽着他的衣领把他在地上一直拖到恶警办公室，嘴里还嚷道：“装死！是不是？”之后，范晨煜被长期“严管”迫害。范晨煜身边的普通刑事罪犯都说：“范晨煜是真正的好人。”比如天冷的时候，他会将自己的毛衣脱下来给其他人穿；米饭不够吃时，他就将自己碗里的米饭拨给别人吃。但就是这样好的大法弟子却受到最严重的迫害！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从看守所送到四会监狱，很多都是有高学历的。其中有林洋（清华大学水利系硕士生，被非法判刑3年半）、张玉辉（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毕业，被非法判刑10年）、李凤友（原南海舰队某独立团团长，飞行员，复员后在珠海三灶机场开民航客机，被非法判刑5年）、陈小军（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珠海格力空调公司工程师，被非法判刑7年）、袁华（华南农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被非法判刑10年）、冯文涛（广州外语大学毕业，被非法判刑6年）、周磊（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深圳某高科技公司市场部经理，被非法判刑12年）、庄文舒（武汉水利水电大学硕士毕业，曾任校学生会主席、校研究生会副主席，被非法判刑7年）、晁昊（深圳大学毕业，被非法判刑9年）；还有李振铭（被非法判刑10年）、黎富林（被非法判刑7年）、田建水（被非法判刑5年）、黄德胜（被非法判刑3年半）、郑智超（被非法判刑13年，被抓时年仅18岁）、何宾彦（被非法判3年）、陈数学（原在珠海市劳动局工作，被非法判刑3年）、叶伟雄（被非法判刑3年）等。
2003年时，四会监狱尚未成立针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专管监区”，但新监队已经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罪恶的“转化”。我曾被多次强迫蹲在地上、锁在寒气逼人的铁椅子上，由恶警问话、逼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经常持续到深夜。负责“转化”的恶警经常冒出这样的奇谈怪论，诸如“中国警察从来不打人”、“广东已基本消灭卖淫现象”、“同性恋是生理需要”、“做同性恋时不会被小孩子看见（意即同性恋不会影响儿童）”等。
中共恶警不仅习惯于说谎话，而且在行动上也不遗余力的敢于造假、善于造假。仅举一例。2003年3月，香港惩教署首次被允许进入广东省四会监狱参观。那时新监队一个监仓里至少关押着30名犯人，可只有12张床，很多犯人只能睡在地上。为了向香港惩戒署表明中共监狱的条件很好，参观那天，监仓里只留12名犯人，其余人都被带到奴工车间干活，并且连监仓里的拖鞋、牙膏、牙刷，甚至晾晒的囚服都只留了12套，其余的都被塞进编织袋藏起来。
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亦减轻了监狱中大法弟子的压力。一次，恶警又将我锁在铁椅子上，气急败坏的说，它们收到美国大法弟子给四会监狱写的一封信，要求它们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否则将受到“追查国际”组织的追查和通缉。这些都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二、十五监区对我的迫害
大法弟子在新监队关押一段时间后就会转到各个生产监区分别关押。整个监狱分为十八个监区，至少非法关押着几十名男性法轮功学员。这十八个监区，生产各种各样的奴工产品，有鞋、帽、衣服等，而对外则称“某某工厂、某某车间”。2003年7月我被转到四会监狱的十五监区。十五监区的奴工产品主要是藤制品，包括藤椅、藤桌子、藤篮子，甚至月饼盒等，还有玉石加工，后来加上了编织高档毛衣。无论是哪种奴工产品车间，空气都是非常污浊的，藤制品车间充斥着染色剂、漂白剂的气味，空气中充满着藤条原料的粉尘；毛衣车间更是飘散着毛线的粉尘。干活时就有犯人当场晕倒的。而且监狱里肺结核的发病率都很高。
除了奴工迫害外，监狱里的“政治洗脑”也是非常严重的。“政治洗脑”说白了就是“爱党教育”。每逢社会上的大事，如“神五”升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奥运会”等，所有的犯人都要求写心得体会，虚假的对恶党歌功颂德。每个月还都要进行“政治考试”，考试成绩直接与犯人个人利益挂钩。而唱囚歌、唱邪党歌曲、歌颂恶党的文艺演出、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等更是家常便饭。中共恶党就是这样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人的思想。
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肉体和精神方面的迫害远不止于此。我依然被恶警指定的四名刑事罪犯组成的“互监组”监控，而他们又被其他的事务犯监督。我的所有私人物品随时都会被抄查，包括上厕所都要有人全程监控，毫无隐私可言。互监组组长有一本厚厚的记录本，用来记录我平日的一言一行。而监区恶警那里也有我的详细记录，用来向监狱“610”办公室汇报。
2004年3月2日开始，监狱开始在晚上收工后向全监狱所有犯人播放诋毁法轮功的录像片，这是对众生的重大迫害。为了抵制这种罪恶行径，我和监区另外一位大法弟子庄文舒一起开始绝食反迫害（后来知道其它监区也有大法弟子绝食反迫害的，这些都有力的抑制了邪恶，使得毒害众生的录像片很快停播），同时我们也拒绝参加奴工劳动。监区的恶警、监狱狱政科、“610”办公室都非常害怕。后来虽然我们开始吃饭，但仍坚持拒绝做奴工。一天，恶警把我叫到办公室，强制我蹲下，并开始高声骂我、随意踢我。就这样骂了几个小时，也不让我站起来或坐下去，我的腿几乎要断。之后我被调到织毛衣车间，我仍拒绝奴工劳动，恶警便强制我蹲在车间门口，从早上蹲到晚上，时间长了之后，双腿似乎已不是我的腿，痛苦无以言表。这样整整罚蹲3天。
庄文舒则拒绝接受“罚蹲”，开始第二次绝食抵制迫害。邪恶给他双脚戴上了几十斤重的大铁镣，铁环直接锁在脚踝上，每走一步都非常疼痛。给庄文舒戴脚镣的当天，下了一场罕见的雷暴雨，似乎上天都在为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非人迫害而感震怒。
监区里的气氛越来越邪恶，恶警指使犯人在监区的两块大墙报上登满诋毁法轮大法的东西，还有丑化法轮功创始人的漫画，监区的墙壁则到处贴上反法轮功标语。邪恶的横幅也挂了出来。4月21日中午，紧急集合哨吹响，全体犯人被要求蹲在操场上。文革式的“批斗会”开始了。我和庄文舒被恶警押到前面，庄文舒依然戴着几十斤重的脚镣。我俩被恶警迅速反铐手铐。恶警开始强迫我跪下。我拒绝。十几根充足电的电棍便劈劈啪啪的捅到我身上。我仍拒绝跪下。恶警的大皮鞋踢过来，声音都很大。之后我被放倒在地上，依然是十几根充足电的电棍捅上来。一股股电流、一声声脆响、闪闪的蓝光、一阵阵疼痛，我浑身在痉挛、在抽搐。恶警还专门电我手心、耳朵等敏感部位，边电还边问：“认不认罪？干不干活？”
依稀看到眼前几百名犯人蹲在那里看我们受刑，不知他们作何感想。平日里两位温文尔雅的书生却只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受如此的虐待！天理何在？！中共恶警所表现出来的暴力正是其理亏的明证，而这种非人的暴力却是施加于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更显其残暴而无人性！
在恶警施暴的过程中，它们还不断的大放厥词，并让所谓的犯人“代表”发言，攻击法轮功、攻击法轮功学员。这是中共惯用的“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手法（2008年的“法拉盛事件”就是这种手法的海外版）。外界的人很难想象，21世纪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邪恶的“批斗会”远非结束，而只是一个序幕。到2004年10月，罪恶而系统的“转化”迫害开始了。一开始是警察整天找“谈话”，我坐在小圆塑料凳上，两边各有一个普通刑事罪犯，手里拿着本子和笔，紧紧盯着我，记录我的每一个细节动作，甚至每个眼神的变化。如“11点23分，黄奎向左边看了一下”、“11点24分，黄奎双手交叉，左手在外”等。这些可笑、可怜而又可鄙的“记录”，在当时的环境下，真的会使人感到窒息、恶心、难受，无形中给我施加精神压力。
显然，监狱和“610”系统从上到下压下了所谓的“转化任务（或曰指标）”。监区恶警成立了以监区恶党书记为组长的专门小组对付我，另有三个警察全职专管，它们的日常工作则由其它警察分摊，这样监区所有的警察都很恨我。当时正临近年底，如果我不“转化”，监区该年度的什么奖励都没有，警察奖金没有，数百名犯人的减刑比例也会下调，这样犯人们也会恨我。如果我妥协了，则监区警察将立功受奖，专管警察将升迁到科室工作（这是基层警察梦寐以求的事情），而当时监区恶党书记正想往上爬，所以当时我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一天比一天大。我成为整个监区的“焦点”。
可以说，当时监狱的形势是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江魔头启动了中共恶党操纵的全部国家机器来对付平和的法轮功，它们为法轮功而活着，一切的一切都与法轮功挂钩。在这其中，有人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人想借机往上爬，有人怕受牵连而被动参与迫害……
恶警们宣称，它们是专门派人到北京清河监狱学习的“转化经验”。恶警们频繁开会，商量对付我的策略。恶警把我专门隔离在二楼的一个监仓，加我共12个人住，其中4个事务犯，另外7个看我的人。而看我的人还由其他的秘密“线人”暗中监控，以防他们跟我学法轮功，甚至不同的恶警都从刑事犯中收买了不同的“线人”，“线人”再去监视“线人”。而这正体现了中共统治术中“间”、“痞”、“控”等邪恶基因，搞的人人自危，人和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最终使得人性扭曲。如一帮犯人若想整另外一个犯人，只要联合串供举报说某某某跟黄奎学法轮功呢，就可搞定了，那人就很可能被转押到新疆监狱受苦去了。
为什么说恶警找“谈话”是一种迫害呢？因为它们的谈话无非是“威逼”加“利诱”。恶警威胁我说，不“转化”，要么是死，要么是刑满后再送“洗脑班”或直接送劳教；不“转化”，就再不断的开批斗会，每天都开，在我脖子上挂上“*教分子”的牌子，跪在众人面前，让所有犯人每人往我身上吐一口唾沫，让所有犯人都骂一句法轮功创始人……“利诱”呢，那就是若我“转化”，则可给我减刑，让我在里面过的更自由些……
但无论如何，恶警终归是恶警，用下流恶毒的语言辱骂我是家常便饭，用它们的话说就是“要象苍蝇一样每天围着我转使我心烦”。那时天已渐冷，晚上我被强制坐在恶警办公室里，换班的警察来了，泡上一杯热茶，就开始骂我、骂法轮功。声音很大，吵的别的犯人也睡不好觉。有时招来巡警或是监狱长，骂我的恶警骂的更欢了，意思是在其它警察面前显示一下自己多么辛勤工作。一次警察连续骂我骂了10个小时，没让我喝一口水、吃一口东西、上一次厕所。我经常看到恶警的眼睛都骂红了，全都是红的，宛如恶魔，很可怕，还在那儿骂。有时监狱的“政委”、“610”办公室头子凌烈洲也来找我。凌烈洲极其阴险狡诈，此人被选作这一罪恶角色，真可谓“人尽其才”。
有时恶警又用色情的言语挑逗，让我看常人的电影。一次恶警说：“你要是女的就好了，把你扒光了吊在树上，看你转化不转化！”中共警察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恶警还强迫我看诬蔑法轮功的光碟，看诬蔑法轮功的书，我不看，他们就强迫其他犯人在我耳边读给我听。强迫我定期写“思想汇报”。
一次我进恶警办公室没打报告，恶警命人将我抬出去，并命我蹲下，我不服从，遂被放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很长时间，直到其他犯人收工。一次，我被逼看诬蔑法轮功的光碟，我不看，恶警指使多名犯人强制我看，在肢体冲突过程中，我的额头碰破，鲜血流出。另一次，恶警专门到我所住的监仓找我“谈话”，骂法轮功师父，我高声说：“不许骂我们师父！”遂被两个“包夹”反架起我的胳膊，整个身体离地，疼痛异常。有时警察故意当众把开水慢慢倒在我身上，进行人格侮辱。象此类迫害非常多，不一而足。
由于中共恶警不断施压，我周围的某些监视我的事务犯也变的对我很恶，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对我发出死亡威胁。善恶有报。2005年1月1日，监区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平日里对我不好的两名事务犯由于殴打某刑事犯致重伤而被严管，后被加刑，而监区领导也大调动。这件事发生后，十五监区遭到通报批评，监区领导更把升迁的筹码押到我身上。
从2004年12月开始，恶警便在我的睡眠问题上做手脚。晚上睡觉时，他们就指使“互监组”成员每隔10来分钟把我叫醒一次，有时将我的被子掀开（当时天气很冷）。一个“互监组”成员特别恶毒，在我睡觉时经常用他的胳膊肘使劲压我的膝盖骨，非常疼痛。从2005年3月中旬开始，恶警干脆整夜都找我“谈话”，我整夜不能睡觉，罚坐在值班室的小凳上，逼看诬蔑法轮功的恶毒录像，或是逼看诽谤大法的书，到凌晨5点40多才让我回监仓，加上走路和上厕所再耗几分钟，而到5点50分就要起床。白天是更不能睡的，接着“洗脑”迫害。也就是说我每天只能睡几分钟！这样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真是一个月的凄风苦雨！最严重迫害时，是一天一分钟都不能睡的！稍一闭眼睛就会被“互监组”成员推醒。谁能想象那一夜一夜的黑暗、寒冷和困倦，谁能想象那一夜一夜的侮辱、咒骂和刁难！
恶警曾说：“对付你们法轮功，怎么整都是合法的。”“有本事你就出去告我们，反正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中共恶警为每月3000元人民币（广东省警察月工资水平）而卖命迫害大法弟子，切身利益与政治压力激发了它们人性中最恶的一面，而不知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何以还的清？可以说，中共邪灵利用这些败坏生命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也在使这些恶人走向毁灭。当然也有个别好的警察，一个年轻警察就曾对我悄悄的说：“关押你们是政治迫害。”
十五监区还有另外一名大法弟子——庄文舒。前文曾提到，他是武汉水利水电大学硕士毕业，曾任校学生会主席、校研究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在深圳市审计局工作，前途极佳，只因在2000年深圳高交会期间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而被非法判刑7年。显然，此时恶警对付我和庄文舒采用了“各个击破”的办法，把我隔离起来，而让庄文舒正常“出工”。恶警还曾经玩弄拙劣的把戏，故意将庄文舒调到另外一个监区，以给我造成他已不在十五监区的假相，再将其偷偷调回。
无论如何，理论上讲，我和庄文舒是没有见面机会的。恶警认为法轮功学员之间的相互鼓励非常重要，用他们的话讲，两个法轮功学员四目对视就是“核爆炸”，所以要将我俩完全隔离。但有一天早上，庄文舒正在等待出工的队伍中，我被阴错阳差的带到监仓门口，与出工队伍仅隔一道纱窗。庄文舒知道了我在后面，他边站起来、边转身，然后向我挥手、点头、微笑，我也向他示意。此时好象空气都凝固了、时间都静止了。那时我已被隔离几个月、睡眠严重不足、恶警花很大力气故意给我造成“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信法轮功”的假相，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和庄文舒的对视中而化解，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自由世界，两个人的对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那样的极限情况下，两个共同信仰法轮大法的人的对视，却包涵了太多的意义，那是相互的鼓励，那是默契的配合，那是对整体的圆容。但外界无法想象的是，就因为庄文舒这一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举动——向一个老朋友微笑示意，立即被某事务犯告发而遭致不可想象之迫害！
所以说，中国人的人性在中共的集权高压统治下已变的极度扭曲。在监狱里，警察是被犯人称作“共产党”的，这一称呼恰恰道出了事实真相，那就是中共邪灵背后的操纵，才使的一幕幕自由世界无法想象之人间惨剧发生……
三、我所见证的四会监狱对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
前面提到在新监队恶人对湖南籍大法弟子范晨煜的迫害。之后范晨煜被长期“严管”迫害，一个人关在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小屋内，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常年戴着手铐、脚镣。生活条件极差，不准购物，没有肉吃。有时恶警怕他“发霉”，就带出来晒晒太阳。就这样的环境，邪恶的“610”办公室还经常叫他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范晨煜本是大专毕业生，在广东某银行工作。在这样非人的残酷迫害下，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有时他会将自己的大便弄到鼻子前闻，以刺激一下自己，毕竟那里的环境实在太单调了。至少两年以后，范晨煜才被转送到“专管监区”。他已不太会说话，智力也减退了不少。但范晨煜的坚强与对大法的坚定令恶警也佩服。
另一个迫害非常严重的是刘喜峰：原籍东北，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后在深圳任教师，曾获得“深圳市优秀教师”称号，多次被抓捕劳教。2002年9月再次和妻子同时被捕，妻子被非法劳教，后在劳教所迫害致死。刘喜峰被非法判刑10年，2003年12月被送到四会监狱。从看守所开始，刘喜峰就长期绝食，不穿囚服，每次电视上放诬蔑法轮功的东西他都高喊正法口号。他被长期打吊针、戴脚镣，时间长了之后身体极度虚弱，走路能力丧失殆尽。即便摘下脚镣，他走起路来也如蹒跚学步的婴儿或是“罗圈腿”残疾人，其状惨不忍睹。刘喜峰一直抵制穿囚服，就是这样恶警还是逼他出工，他就穿着白色的内衣出工，在清一色的蓝色囚服中间显的格外夺目，成为监狱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大法弟子澹台动动也有类似的迫害经历。他是北京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后在深圳雕塑创作研究所工作，刚到四会监狱不穿囚服，被十几个恶警群殴，打断3根肋骨，打伤阴部，但他正念抵制迫害，两个月后自动痊愈。澹台动动也是由于长期的禁闭迫害而几乎丧失说话能力，后来再由别人教他说话，好不凄凉！
广东省法轮功学员饶超元曾与我关押在同一监区，他的弟弟饶卓元于2002年8月左右，被广州市第一劳教所迫害致死。饶超元自己由于长期被迫害，一条腿已经残废，平常走路只能一瘸一拐的，十分艰难。
原深圳法轮功学员李建辉也曾被非法关押在四会监狱，他也是长期遭受严管迫害，直至刑满释放。
另外还有阳文，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只因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而获罪。连普通犯人都说，把这样的知识份子都关起来，共产党真是昏了头。
除了上述的学员之外，四会监狱关押过或仍关押着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吴世宇、周晓辉、徐树华、麦月发、胡贵生、刘庆深、丁祥忠、郝学森、郭杭州、陈武生三兄弟、郭悦、黎侨森、胡建华、王彦发、于连、林庆、林振贵、詹嘉宾、张元博兄弟俩、高单荻、张雨苍、孙钟文、温建民、梁晓膺、林刚、伍永进、余新辉等等。
事实上，从2004年6月开始，四会监狱在原来的新监队成立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监区”。法轮功学员一送到监狱，刚一下囚车便被全程录像，之后录像被拿去研究分析这个学员的性格特点，再就是各种各样的所谓“心理测试”，以便针对每个学员进行心理迫害。
总之，四会监狱紧跟“610”办公室、司法部疯狂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邪恶的“转化”，已经使其成为一个罪恶的黑窝。
四、结语
时间到了2005年12月15日，我被两个四会监狱的警察带离监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们要将我转交给北京的“610”办公室。他们不给我发释放证（这在中共邪党的法律那里也是违法的），怕我中途走掉。五年来，我第一次留起了头发、穿上了便装、皮鞋，看到了“自由”的天空，但却依然被两个警察押送，一路上还要忍受他们的污言秽语。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当晚我就在火车上看到了我们在珠海看守所做的胶花，装饰于餐厅车厢。
为了揭露迫害，我不得不回忆这一切痛楚。但能诉诸语言的毕竟是有限的，最痛苦的是语言无法形容的。最难的时候，每一秒钟都很难度过，每向前一步都感到压力很大。但我最终走出魔窟，来到自由世界。
中共镇压法轮功快十年了，回想起来，中共攻击法轮功的假新闻多么恶毒、下流，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多么卑鄙、残酷，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的“转化”又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自欺欺人！
我没有生在“文革”期间，却于21世纪在中共的监狱中真实的经历了文革式的“批斗会”、人与人之间的检举、揭发、相互倾轧。而中国整个社会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又何尝不是一个大监狱呢？有人说“中国人的良心在一个小胡同中扭作一团”，仅为了眼前的区区小利。而这一切罪恶之源便在于中共。
自由使得扭曲的人性得以舒展，价值使得人类的尊严得以展现，信仰使得堕落的灵魂得以回升。当中国同胞彻底摆脱中共的束缚，找回久已迷失的传统信仰，实现高尚的人生价值，享受真正的自由之时，将是伟大时代的到来。
本文所提广东省四会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及整个中国迫害真相之万一。邪恶而荒唐的所谓“转化”谎言，犹如落在脸上的尘土便可轻轻抹去，而佛法永恒的光辉却光耀寰宇、亘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