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胥斌诉述自己亲身经历、所见证的邪党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2001年10月12日，我与另一名老年同修徐天福在四川攀枝花红格镇散发真相资料，被当地一蔡姓坏人拦住，我们向围观的村民讲明情况和真相，绝大多数村民听进去了，唯有蔡姓坏人说：举报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的可以获奖200元。于是他去举报了，我们不幸被抓，由红格镇派出所的警察送到盐边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盐边县看守所内，我决意正常炼功，被恶警强行戴上了脚镣。可是同样阻止不了我炼功，盘腿不行就炼动功，他们对我炼功不再阻拦。接下来邪党攀枝花国保大队恶警张然、赵锋等几个恶警将我与同修徐天福分开，由两批恶警非法审讯，逼问我们资料的来源。由于他们得不到想得的东西，恼羞成怒，加班审讯我与同修徐天福。那天已经中午，我看见了他们丑恶可笑的一面：盐边县公安局一恶警为了迎奉攀枝花国保恶警张然、赵锋，小声说已给他们准备了午餐，晚上找几个粉头陪一下，耍一耍。只见恶警张然回头看了一下我，假装正经的说吃盒饭就行了。接着他们更加恶暴的审讯，采用刑讯逼供，用欺骗、诈骗的手段说他们都知道了，看我们老不老实，说出来可以从轻处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就打我的耳光，拳击我的身体，用手铐将我反铐在窗户的防护铁条上，脚不着地。同时大声烂骂肮脏的语言，攻击大法与师父。隔壁审讯室也传出了他们对徐天福进行刑讯逼供和打骂的声音。一直到了午夜才结束审讯，我被送进关押间关押，由于长时间戴脚镣、手铐和邪恶的逼供拷打，我被关进关押室就昏迷不醒休克了，才把脚镣取下。

在盐边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后，我与徐天福被转到攀枝花市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又转到米易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半的时间。邪党米易县法院非法判我七年、徐天福九年的徒刑（徐天福至今仍在监狱）。

在米易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我因炼功，被恶警殴打过、带过脚镣、手铐；我的牙龈肿痛被强行铐在刑床（死刑犯处决前专用）上；用扩宫器（妇科用具）将我的嘴扩开强行灌药。我还见证了在米易看守所一位老年同修因坚持炼功被戴上手铐，她老人家绝食抗议，被恶警和医生野蛮灌食，从医院回到看守所，已经奄奄一息了，可是恶警林海把她铐上手铐铐在刑床上，没几天，她老人家就被邪恶迫害致死离开人世……

2003年2月新年后，我被送到德阳监狱（德阳监狱是关押无期、死缓的中型监狱）进行邪恶的非法关押。德阳监狱二监区（俗称入监队）的恶警不但亲自迫害大法弟子，还指使犯人对大法弟子进行监控、迫害，逼迫大法弟子背监规、唱吹捧邪党和黑狱歌曲，谁不服从就是一顿毒打，逼迫大法弟子站军姿、跑步和各种各样的体罚动作。恶警把大法弟子与犯人编成十几个小组，每天晚上统一强制收看邪党中央电视新闻后学习邪党的会议精神，强迫人人发言，个个表态，强行洗脑。恶警用“株连”和“捆绑”式的手段，利用刑事犯对大法弟子进行监控，有的大法弟子被一个犯人监控，有的被两个、三个犯人监控，犯人像影子一样跟随，大法弟子吃饭、睡觉、休息、劳动、甚至上厕所犯人都跟随其后，不准大法弟子学法炼功、不准大法弟子之间交流通话。

恶警还给予犯人打骂大法学员的权力。犯人为了表现“积极”，不惜出卖良心迫害大法学员。有一位攀枝花籍的同修在监区内炼功并拒绝干活，遭到殴打、关禁闭、严管三次，被加刑几个月。监狱里的恶警和犯人大多很邪恶：有的罪犯叫嚣“谁不配合，就要他蹲马步、不准睡觉、往死里打”，用此来吓唬威胁我们。也有一些犯人与大法弟子接触中，知道了真相，了解了大法的美好与纯正，启迪了他们人性善的一面，一赵姓犯人在狱中得了大法。

由于我们和其他大法弟子一起共同努力抵制邪恶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他们对我们几位大法弟子关了禁闭之后送严管一个月体罚（主要是强制走队列、跑步上午下午各八十圈），也是由恶警指使犯人具体对大法学员进行体罚。大法弟子对罪犯的无理迫害进行抗议，恶警还支持犯人，成了典型的警囚一家。

大法弟子对黑狱流氓式的无理迫害，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反抗，2003年11月份，邪恶用转监的手段，把我和另外三名恶警们认为有“危险影响”的大法弟子转送到四川沐川县五马坪黑狱继续进行迫害。

邪恶的五马坪监狱四监区、七监区是臭名昭著的黑窝。在四监区，恶警利用在押犯减刑心切的心理，指使犯人对大法弟子进行“包夹”（包夹：是指罪犯对大法弟子进行全程监控），同时，强迫大法弟子给他们干活，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被弄到“高墙下面壁反省”。如果不配合，他们就利用黑窝内更邪恶的隔墙内专门用于整人的“集训队”进行迫害。从那里转来的犯人透露：恶警王忆军、龚俊夫指使罪犯暴打过大法弟子朱昭杰、肖慧占、朱刚、耿德新等多个大法弟子。恶警何皮拓（川话，意为善于用拳头打人的专职打手）把朱昭杰打的昏死，肖慧占被打的爬不起来。

邪恶之徒对大法弟子的“转化”是极其残暴、惨无人道。黑狱恶警利用罪犯对大法弟子的吃、喝、拉、撒，睡觉、劳动、休息等生理需求进行全过程的监控。白天强迫大法弟子超负荷劳动，晚上强迫集体看邪党编造的污蔑、攻击大法与师父的录像；强迫背黑狱三十八条规范、二十条严禁行为等；强迫穿囚服、剃光头；威逼大法弟子写“三书”等等。如有不服从，马上就是一顿暴打，送黑狱内的集训队进行更残酷的肉体折磨、迫害，延长集训期。这些罪犯都是用金钱或通过人际关系，买通黑狱、恶警，被黑狱指定有权监管其他犯人和大法弟子，享有宽管待遇，不干活，甚至衣服都由其他犯人给洗，表现是飞扬跋扈、狂妄自大，对大法弟子的体罚迫害穷凶极恶、毫不手软，是黑狱、恶警的帮凶。很多大法弟子被这些邪恶迫害致伤、致残、致病，甚至生命垂危。大法弟子冯忠良（攀枝花籍）被邪恶迫害导致非常严重的胸部钙化肺结核，被长期强行灌药，终归无效；大法弟子刘学明、朱刚（自贡籍）朱学智等二人（成都籍）被迫害得生命垂危才送到成都监狱医院。这些都是发生在四监区的罪恶。

在五马坪黑狱七监区对犯人，特别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邪恶而残暴。在黑窝头子监区长张建的高压恐怖下，恶警对了解大法真相的或者同情大法弟子的犯人进行恐吓、威胁，一提到法轮功，个个都不敢吱声，人人自保，搞的黑窝内的在押犯人人人自危。对非法关押在黑窝内的大法弟子更是以一种扭曲、仇视和恶意的心态对待。监狱不骂、不打犯人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一切以他们的主观意愿为标准，顺从他们意愿的，就说你好；不符合他们意愿的，就乱来，不讲良知的迫害。恶警们对大法弟子的“转化”是极其邪恶、残忍的。恶警陈国顺当时任七监区专职迫害大法弟子的管教，成都籍大法弟子何远超从一监区转到七监区的第二天，就被恶警陈国顺等关入“严管间”，强迫何远超背黑狱规范，并对每一条写出自己的认识；强迫他穿囚服；强迫他发言表态等等，遭到何远超等三位大法弟子严词拒绝后，邪恶迫害他们进入“面壁反省”：由指定的犯人看管，站一个小时、散坐在地一个小时。何远超拒绝转化，邪恶之徒就用铁链把他铐在球场边围墙下盘坐，两只手腕各固定一根铁链锁在地环上，十二月的五马坪已经下雪了，非常寒冷，恶警只准何远超穿两件薄衣、一条薄裤，从早到晚上叫人就寝时，才回到监室。晚上睡觉时何远超还被戴上手铐。后来陈国顺自己都说：他的做法是错的。

与七监区相邻的是黑狱一监区，是五马坪黑狱卫生所所在地。我与另六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一监区。由于我们长期拒绝劳动，不认可邪恶中共的非法关押。一监区的恶首夏绍文、邓学文就把我们大法弟子分开关押，把耿德新转到四监区，把何远超转到七监区。大法弟子耿德新不配合邪恶，被送进四监区的集训队迫害。把耿、何二位同修转走后，邪党恶警就主要针对我进行迫害。

2007年9月20日以后，恶警邓学文、夏绍文、罗国华（专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先后多次找我所谓的谈话，逼迫我转化，说是“教育科”（五马坪黑狱专门从事迫害大法弟子的机构，电话：0833—8349011）下的任务，要我符合一下他们的所谓“工作要求”。我说：你们接触我们炼法轮功的人很多了，接触的时间也不短了，也告诉过你们法轮功真相，如果我转化了，我们修真善忍的“真”怎么体现呢？不能因为有压力就昧着良心不敢说实话。我的态度非常坚决，恶警们恼羞成怒。首先，把我从原来和几位同修同住的屋中搬出，专门安排黑狱的走狗罪犯刘荣波（因贩毒判刑13年，四川乐山五通桥区竹根镇人）和我同住一间屋，负责监控我。还有一个罪犯蔡钦辉（70岁，成都人）协同刘荣波监控我。我夜间起来炼功，蔡钦辉就叫，我不理他，继续炼功。第二天他们二人就向恶警邓学文报告，如此多次。他们还攻击大法与师父。

由于我不配合恶警，拒绝转化，恶警调整监室的人员，又增加邪恶罪犯罗学东、刘荣波、宋安明、唐先林等对我的监控、包夹。他们把我夹在中间，吃喝拉撒睡他们都知道，严禁我单独行动，也不准其他犯人进入。然后他们就秉承恶警的旨意，轮流的所谓“苦口婆心”“劝导”我，要我配合他们转化。我态度非常坚决的拒绝转化。犯人从恶警邓学文出拿来一本中共邪党污蔑大法与师父的邪书，把我围在中间的床上，刘荣波和宋安明两罪犯坐在我的两旁，给我念邪党的邪书，我大声抗议：“这是污蔑、造谣”。四个罪犯开始骂大法与师父，同时，坐在我两旁的刘犯和宋犯扭我的胳膊，我拼命反抗，四个罪犯一齐动手，把按翻在床上，宋犯和唐犯死死的把我压住，刘犯用手使劲掐我大腿内侧，罗犯拳击我的身体，过了好一会儿才放开。我坐起来，罗、刘二犯把我夹在中间，不断的拳击我的头部、面部。我继续大声抗议：“你们这是迫害！”罗犯说：迫害你又怎样？另外三罪犯也是骂骂咧咧，狂妄之极！由于我坚决抵制，那一天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绝食抗议。当天晚上，他们就不准我睡觉，不准我躺下，由四个罪犯轮番监控，两个小时换一班，白天晚上都不准我睡觉，这样折磨了三天三夜。他们用这种体罚来消磨我的意志。恶警邓学文、罗国华为了应付上级，责成罗犯尽快完成对我的转化，逼迫我写三书，我不同意。罗犯又来软的一套，说了很多好话，最后罗犯说：我们写好三书，你抄一遍就行了，又不代表你的意愿，只要这次过了，以后你信仰什么我们都不管，不干涉。在他们软硬兼施的情况下，我动了人心，违心的配合了邪恶。虽然，我没有按照他们写的抄，改动了许多地方，但是却让邪恶钻了空子，10月1日给了三天的休眠。到第四天，恶警邓学文又要罗犯逼迫我写什么“悔过”，我怎么会答应呢？这一次我决不能再符合他们。不管他们怎样“劝导”，我不动心，反复对他们说：这是根本问题、是底线，不能超越！他们暴跳如雷，拳脚相加，掐我大腿、掐我脸，我都不写。于是，从那天（10月4日）开始不准我睡觉。我被他们折磨又是三天没有睡觉，到了第四天，我也绝食了四天，我被迫害得头脑迷糊、主意识不清。在恶人假善的情况下，由罗犯随便从书上抄一些东西，叫我抄一遍。我在人心的带动，理智不清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应付”了。我心里明白这是违背大法的，我心里难受极了。

事后反思自己的言行，我痛心疾首被恶人利用了，逐渐升起了正念，几天后，我正式向恶警邓学文、罗国华递交了“声明”，说明他们是以刑讯逼供的迫害方式强迫我抄的“三书”，声明全部作废。邓、罗二恶警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失望态。之后，罗刘二罪犯也被调换走，没有对我监控。我借环境宽松之际，向其他关心关注我的在押犯揭露了前段时间我被恶警邓学文指使罪犯罗、刘、宋、唐四人迫害的真相和丑恶内幕。同时，我开始正常的晚上炼功，恢复了与同修的交流。

2007年11月，大法弟子张义祥（四川彭州人）拒绝穿囚服，被恶警邓学文强行送入黑狱内“严管间”进行迫害，恶警指使罪犯罗、刘二人负责监管。他们强迫张义祥背监规、写检查、还威胁他写三书。张义祥不配合，遭到恶徒们的殴打、掐他的大腿，两天两夜不准睡觉。张义祥一时气愤，以死抗争，用水杯砸自己的头，当时头顶就被砸出一条一寸长的口子，鲜血流出来。张义祥的举动把他们吓住了（前不久狱内才死掉二病犯，他们怕负责任），马上报告恶警邓学文。邓学文就用手铐将张义祥的双手铐在床边，晚上睡觉都没有松开手铐，这样迫害了一个星期才放开。张义祥始终不配合，于是由罗犯以张义祥的名义编抄了“检查”，应付上级。（事后不久，张义祥声明该“检查”作废）

2008年6月中旬，我向一老年犯人讲真相，他想得法，于是我就背诵《转法轮》一、二讲给他听、默写师尊《洪吟》几首给他，让他先学习。不料，于6月30日，想得法的老年犯人晚上炼功被邪恶罪犯蔡钦辉发现，蔡犯就去向恶警陈国顺报告，好捞一些减刑计分。恶警陈国顺、罗国华在老年犯人的枕头内搜出几张我手抄给他的师尊的《洪吟》中的几首，恶警体罚该人，反省面壁一周，知道是我给他的，我又被罪犯王春、胡杰、刘荣波、袁义 等几个罪犯监控，送严管间迫害。他们强迫我穿囚服，我拼命反抗，大声说这是迫害！罪犯们急于要在恶警面前表功，罪犯们一哄而上使劲将我按住，强行给我穿上囚服。我还遭到他们的殴打，我的脸被打肿了，并要我写检查。由于我有怕心，正念不足和邪恶的肉体折磨，当着众多在押犯和三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面前做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违反了监规。我在写过检查之后，日夜不安，想到自己做的不好，我汗颜不已。我有愧于同修，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2008年9月，我向黑狱一监区狱警（监区长）夏绍文递交了声明：声明那些所谓的检查和其他人抄写的有我的名字的保证书、心得体会全部作废。

我终于熬过了漫长的七年黑狱非法关押，获得了自由。我回家后得知大法弟子刘天厚在五马坪黑狱一监区迫害致死，很是震惊与悲痛。这又是恶人特别是监区长夏绍文、指导员陈国顺对大法犯下的滔天罪行！刘天厚七十多岁，被非法关押期间，任凭邪恶的折磨，始终没有改变对大法的信仰，对大法一直很坚定。刘天厚被迫害死后，留下长期瘫痪在床的老伴，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名叫何永军，生活非常困难。他家住四川会理县白果乡白果村四组。希望知情者继续揭露和曝光恶人的罪行，尽早结束邪党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