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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一月五日】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我给朋友看家，晚上七点多钟，突然停电了，我开门去看是否电表箱跳闸了，一开门一下子一个大手把我抓住，连喊带叫的闯进来六、七个人，当时我以为遇上强盗了，原来是大庆市让胡路公安分局（现已改组）国保大队大队长康云凤（女）带领她手下俩人，还有四个是富裕刑警队的，队长姓胡。
我叫郁桂香，今年五十二岁，家住大庆市让胡路区景园小区6-16号楼4单元402室，被邪党人员无数次的毫无人性的迫害，有家不能回，在外流离失所已近两年，丈夫关兆起被非法判刑六年，关押在大庆监狱遭受迫害已有五年多了。 一、在北京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元月一日我和丈夫去北京说明大法真相。下午一点多钟我俩儿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丈夫首先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只见三四个便衣夺走了他的横幅，把他打倒在地，拳打脚踢，把他拖上了警车；这时我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两个便衣抢走横幅把我架上警车。 在警车上，恶警用电棍电我丈夫的脖子，并掏走了他兜里的钱。把我们绑架到了前门派出所，等够八十人，用两辆大客车把我们八十个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了房山区看守所。在看守所，不法人员给我们编上号，又分到了派出所。 我被带到闫村派出所，下午五点钟闫村派出所一个陆姓警察（零一年他二十二岁）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首先给我戴上手铐，一手铐在窗栏杆上，把我的袖子掳上去把窗户打开冻我，一手铐在暖气管子上，手铐铐的很紧，不一会儿我的手就没知觉了，后来我的手没知觉三个多月才好。这个陆姓警察问我地址姓名，我不说就开始打我，嘴巴子不知打了多少个，手打累了他就用脚踢，打累了就出去转一圈，不到十分钟回来又接着打。我的腿被踢的站不住了，他又把我的鞋脱下来让我光脚在地上蹲着，打的我头部腿部都是伤，打一阵子就问是哪来的，不说就接着打，从下午五点钟一直打到半夜十二点半。我当时就有一念，我既然来了就不能给大法抹黑，打死也不能说出地址姓名。 恶警看打的我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才罢休。又给我戴上了手铐，第二天白天把我铐在走廊的暖气管子上站了一天，晚上把我们三个法轮功学员手铐在一起，站了一夜。我在中间，和我右手铐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刚生完孩子才十五天，身体发虚满头是汗，警察不让她坐下。 在闫村派出所四十八小时，我们不说地址姓名，又被劫持回房山区看守所，我被关在南七监室，大约十四平方米的铺挤了三十二个人，其中有二十八个是法轮功学员。 元月三号早晨，恶警来拖法轮功学员去灌食，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往回拉，不让警察拖法轮功学员去灌食，这样恶警把我们凡是身手拉的都拖出去毒打，并把我们十多个人都戴上了手铐脚镣，把手背到后边去手铐脚镣连在一起，使人坐不了躺不下，手铐越动越紧。由于我们不配合邪恶，恶警每天把我们拖出去灌食，恶警每天都是拉着我的头发往出拖的。由于不配合邪恶，恶警天天打我踢我，手铐脚镣整整戴了九天才摘掉。我在房山区看守所绝食十七天，被无罪释放。 二、安全局人员砸窗绑架 我在大庆石油管理局技术开发实业公司（现改为东昊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担任基建审计工作，在二零零一年元月十九日我从北京回来后单位追问到哪去了我没说，单位就停止我工作，强迫我去洗脑班（共一个半月），公司党委副书记曹书成、党委工作部副主任黄宪柱逼迫我写放弃信仰的“三书”，我不写，黄宪柱威胁我说：你要是不写，一个是拘留你，一个是把你送到北安农场劳动，再一个就是开除工职。那些日子我的精神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学大法身心受益，过去一身病，心脏病、膀胱炎、卵巢囊肿、腰酸背痛各种病都好了。我九六年得法后虽然没有深入，可是我对失与得的关系有所理解，道德回升了，在工作中不收红包了，对工作更加认真负责，每年可给单位节省一千多万元的资金。由于我坚持修炼法轮功“真、善、忍”，拒绝所谓的“转化”变坏，单位把我工作关系发配到基层，不让我做审计工作了，说我炼法轮功不能做审计这种重要工作。由曹书成指使扣掉了我三千元的年终奖金，我每月工资一千五百多元，在洗脑班两个月工资才给我九百多元，扣掉我二千多元工资。二零零一年七月我买断了工龄，不上班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晚上七点多钟，我和丈夫准备到朋友家去讲真相，刚走到搂头，就看楼头停了三辆黑车，看见我们，车里人全下来了；我和丈夫没再往前走，楼头有下象棋的，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不到五分钟只看见来了二十多名武警全副武装，还有十多名便衣，把我们住的楼包围了，我们一看走不了了，我和丈夫又回到了楼上。这世道放着正事不做，却动用这么多的警力来对付我们两个手无寸铁的修炼者。这一夜，恶党派的车和人都没有离开。 次日（九月六日）早五点多钟，安全局局长林志胜亲自带领十多名便衣来到我家，我们不给开门，找开锁大王也没开开，他们就从五楼阳台窗户下来。我家是四楼，一个武警从五楼阳台下来砸碎我家阳台玻璃闯进来，我和丈夫质问他：“我们只是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没犯法，你为什么从阳台进来？”进来的人身穿迷彩服，不说话，也没出示任何证件翻东倒西找钥匙。这时我到北阳台看下面都是人，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问那个向领头的：你们凭什么从阳台进来？“我们没犯法，为什么从阳台强行闯入室内？”他说：“你家气罐漏气了。”我们说“我家气罐没漏气。”他又说“啥也别说了，就是你家气罐漏气了。”那个领头的就是安全局局长林志胜，他撒谎说我家液化气罐漏气了，因为下面围观的人很多，他想掩盖。 那个武警进来后踹开我家房门，十几个人一拥而进，一拳就击中了我的头部，眼睛一黑就倒下了，那么多人按着我给我戴手铐，并把我的头蒙上，因为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我的嘴也堵上了，拎着手铐就把我拎下了楼，只觉得手铐勒到骨头里那么疼，因为车开不到楼道门前，他们又把我拎出去六十多米远才上车，我的身体的重量都在手铐上。他们把我绑架到安全局招待所，打开手铐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完全失去了知觉，手铐卡到肉里，手上的疤痕一年多才消失。 我丈夫被他们绑架抬走的时候被蒙了床单，听邻居说蒙的床单上都是血，他们使用切刀的铁把打我丈夫的头部，出了不少血。五天后，安全局通知家人给我丈夫送换洗的衣服，拿回去的衣服都是血。他们敲五楼邻居家门，邻居不给开，直到六点多儿子要上班了一开门，四五个人一拥而进，他们吓唬邻居大姐说我家有定时炸弹，你不要妨碍公务，他们把她挤进一个小屋里，连威胁带恐吓，当时邻居大姐心脏病就犯了半个多月没起来床。可见国家安全局公务人员竟和土匪一样。 恶党所谓的“国家安全人员”把我们夫妻二人绑架走后，对我家进行全面抄家，共抄两次他们抄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VCD、录放机、切刀、手机一台、传呼机三台、所有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真相光盘。还有现金和存折并冻结了所有存折的银行账户，存折和现金经家人多次去要一年后才如数还给。他们在我家看到一手机外包袋，便到处找，东西扔的满地都是，床也掀开了。当亲属来我家时，地上已无处下脚。就象刚刚被强盗打劫一样。房门被踹开，锁被损坏，家人要求安全局修锁，安全局人还索要了五十元钱。零二年十二月份当时我儿子正在天津上大学，学校组织去澳大利亚培训学习，需要三万元钱，亲自回来拿钱，父母都被非法关押，家里钱都被拿走了，孩子只好放弃了去澳大利亚培训学习机会。 三、惨无人道的折磨 我被关在安全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一只手铐在椅子上足足坐了五天五夜，他们不让我睡觉，我的脚肿得像馒头一样。由安全局长林志胜带领四、五个人对我进行一天三次非法审讯，每天晚上“审”到十一点多，让我说出和哪些法轮功学员的联系，他们监控了我家的电话和手机，还给我放了几个我与同修打电话的录音，妄想作为证据，我说这能说明什么呢？谁还不打个电话。我不配合他们的一切无理审讯，问什么我都不说，我郑重的告诉她们我不是犯人，你们没有权力审讯我，林志胜给我扣帽子说我和国外反华势力有联系，是政治犯，我根本不承认。林志胜认为他们抓到我们，认为自己破获了一个大案，自以为为邪党立了大功了，实际他已经犯了天法了。他自己说他过去是干枪毙人的工作的，是个刽子手。 安全局副局长王希彦更是作恶多端，自称为转化了那么多法轮功的不信转化不了你，开始他用我儿子来威胁我，要把我儿子叫回来，不许他上大学了，我当时就揭穿他说：你们也太卑鄙了，连个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一天审讯我的时候，王希彦他让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他一个人伪善的跟我说，我能那么卑鄙吗？我没给你儿子打电话，你跟我的二姐岁数差不多，你就象我的亲姐一样，只要你说了，今天我就可以让你回家。我说王局长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背叛师父背叛大法，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的，我不会说出任何人，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他气急败坏的出去把那几个人又叫回来，王希彦进来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凶相鄙陋，让我在审讯书上签字我不签，他们四个人，两人一伙掰我的两只手让我在审讯书上按手押，我的左手一个手指被王希彦和一个姓张的掰开，他们拿审讯书往我手指上贴，就算按上了。我告诉他们那根本不算数的，是你们搞逼供。一个姓于的说审讯书上都是拒绝回答你为什么不按手押，我说我不是犯人为什么要按手押呢？王希彦有一天审讯我到半夜十二点多，他污蔑大法并砸我家抄去的师父法像，玻璃框砸碎了，当时他的手就流血了，就遭报了，半夜派他的手下去买创可贴。 恶党所谓的安全局人员进行的非法审讯，我什么都没有说，十天后把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我被关押在405监舍。在看守所里，因为我立掌发正念，监控看见后，姓韩（女）的管教来踢我胸部，给我倒背手戴上手铐，我喊“法轮大法好”，她让四五个犯人按住我，拿厕所的抹布往我嘴里塞，我咬住牙不让她们塞进去，可是抹布上的脏水都喝到我的肚子里。 因为那一脚踢的很重，我当时就咳嗽不止，一说话咳嗽更厉害，（这种咳嗽症状出来后半年多才好）。由于戴着手铐我无法上厕所，我要求把手铐打开，管教不给打，我就绝食抗议。韩管教嫌那些犯人不管我，让全监舍的人都码坐，一个骑一个的坐着，中午也不让休息，我不坐，她让四个人按着我，他们稍一松手，我就倒地上去。我就不配合码坐，在韩管教的指使下七八个犯人拳打脚踢；我下地，她们就把我抬起扔到铺上。反复几次，把我的脸都磕肿了，头发也被耗掉很多，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特别是前胸右肋骨处踢出一个鸡蛋大的黑包，疼得我躺不下、坐不起来，也是两个多月才好。 看守所恶警经常因为我炼功，强制全监舍的人码坐，他们就制造仇恨，利用犯人，让犯人时刻看着法轮功学员，剥夺我的人身自由。有一天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程巧云晚上炼功，被值班管教看到之后，第二天胡管教让全监舍的人码坐到晚上十点多，饭也不按时给吃。第二天早上八点报号，白所长领着一帮警察来了，我和法轮功学员程巧云要求无罪释放，我们喊法轮大法好！白所长指使胡管教快管管，这时一帮警察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我们两个一顿毒打。有一个叫吴飞的管教把法轮功学员程巧云一把拉到地上连踢带打嘴巴子，打的她起不来了，还把她拖出去了，从那以后再没让她回来，就这样把我们分开了，把她打的什么样就不知道了。胡管教指使犯人把我毒打一顿，又把我拖出去按到铁椅子上坐了一天，那铁椅子是特制的，两只脚和胸部都被卡死了一动不能动，并派两个刑事犯按住我的胳膊不让我立掌。 由于我不配合邪恶，多次挨打，身体受到摧残、行动也不太方便，他们又把我送到萨区治安拘留所进行迫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让区西宾派出所片警庞福成等俩人，把我从看守所接出又送到萨区治安拘留所，到了拘留所把我关到一间禁闭室里，又调来三个犯人看着我，每天要面朝门坐着。我没按照邪恶的要求坐，管教于洪军看到后让我把脸转过去，我没配合，他就回去拿了皮带和教导员一起进门照我头部就开始抽，那教导员看我盘着腿，让我把腿拿下来，我不拿，他就开始踢我，他们两个把我打的遍体鳞伤才罢休。 看守所和拘留所的管教他们不骂人不会说话，特别是拘留所的陈所长，还有教导员经常骂法轮功学员。那教导员还经常打法轮功学员，作恶多端。有一次我有几个朋友找关系、走门路来看我，买了很多吃的东西，那教导员当着朋友面让我拿回监舍去吃，朋友走后，我拿着东西还没走到监舍就把我叫回去，把朋友拿来的东西全都勒索去。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把我送哈尔滨戒毒所（现改名为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判我三年劳教，到戒毒所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退回，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释放。总共非法关押我四个月零二十天。 四、又三次恶警绑架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晚六点多钟，我在家中正要出去办事，一开门一个警察在门口等候，他马上打电话叫在楼下等候的片警庞福成上来。两人一进屋就开始各屋看，当看见师父法像就拿在手里，他们让我跟他们到派出所去，我说我也没犯法到派出所去干什么，他们说有点事，我说有事在这说吧，那里我不去，这时片警庞福成就开始打电话，让把车开过来，不一会儿车就来了，又上来两个警察一进门一副凶相，说赶快走还罗嗦什么，他们又各屋走一遍拿起师父法像说就凭这个就可以给你带走。我说咱们都无冤无仇的，我一个弱女子，你们非要给我送进去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江泽民在国外都被起诉了，你们还跟着跑，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不要再做坏事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只有中共反对。后来的两个警察特别恶说一些污蔑大法的话，不听劝阻，一定要我跟他们走，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说我今天死在这屋也不走！这时片警庞福成就问我你平时都干些什么，我说我平时也非常忙，我丈夫在监狱里受迫害我要经常去看看，家里老人需要我照顾，孩子放假回来也需要我照顾，我在家里非常重要。片警庞福成又问了一下我公婆家住址，起身就走了，其中那三个也跟着走了，他们拿走了师父的法像我没抢下来把我推个趔趄。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我和富裕同修张立芳她流离失所在我家，因我的朋友让我给看家，我们两个正住在我的朋友家，晚上七点多钟，突然停电了，我开门去看是否电表箱跳闸了，一开门一下子一个大手把我抓住，连喊带叫的闯进来六、七个人，当时把我吓的够呛，我以为遇上强盗了，原来是让胡路公安分局（现已改组）国保大队大队长康云凤（女）带领她手下俩人，还有四个是富裕刑警队的，队长姓胡。恶警们对我朋友家进行抄家抄走我朋友家的电脑主机（后要回），抄走我的所有大法书集、电脑笔记本、活动硬盘、手机、录音机、康云凤带领她手下拿走我的钥匙到我家抄走外挂刻录机一台。由于我不配合他们，他们把我拖上了车，绑架到了原让胡路公安分局，他们把我拖上了四楼，我的身体被折腾的哆嗦身体发抽，他们给我两个办手续要送看守所让我们按手印，我们不按，他们开始逼张立芳，几个恶警扭她胳膊掰她的手没得逞。一个恶警说没手续也送去，半夜十二点多他们又把我从四楼拖上了车。 车开出去一段路，当时我的身体抽成了一团，他们怕我死在车上又把我送进了龙南医院。那个姓胡的说我犯了窝藏罪要把我带到富裕去处理，因我还在医院抢救，他们给我办了取保候审。回家后得知让胡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康云凤勒索我家里人一万元钱，说取保候审必须交一万元钱才能放人，一年后如没什么事如数还给，到现在也没还。富裕刑警队队长姓胡的向我家里人买好勒索去了三千元钱。事隔十多天，十月三日晚七点多，富裕刑警队队长姓胡的又给我亲属打电话（因我当时没在家），让我马上到市公安局去一趟，并威胁亲属找不到我怎么怎么样。我被迫流离失所。他们把张立芳带回去判了她十一年徒刑。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四个在外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在银浪村一住所被绑架，让胡路公安分局伙同乘新派出所十多名警察由让胡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康云凤带领闯入我们的住所，他们把我们各自带的钱洗劫一空，我兜里就有八百元钱都没了。并对法轮功学员李业权大打出手，给他倒背手戴手铐，他喊法轮大法好，他们用毛巾把他嘴堵上还用胶带给封上。第二天把我们送进了大庆看守所。到看守所，我的身体被折腾的哆嗦、发抽，看守所拒收。 恶警康云凤带领她的手下把我劫持到人民医院。到了医院，我跟大夫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他们要迫害我。康云凤把大夫叫到一边小声说些什么，另一个警察也小声说些什么。我知道他们要给我办假手续把我送进看守所，之后那大夫就要给我打针，我不让打，警察按着我，扎上针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醒来时他们正推着床往外走，我下床就跑，跑到大门外，五六个警察把我抓住抬上了警车，他们又把我送进大庆看守所。到看守所他们拿出来好几张假手续，告诉看守所警察说我什么病也没有，我当时就揭穿他们手续都是假的。 在看守所里，我绝食抗议，身体非常虚弱，两条腿不能走路，每天把我抬出去灌食，因我不配合，食管插不进去狱医齐红让四个犯人按着我，并把我的嘴堵上，我喘不过气来直到休克她们才放手。他们把我的嘴里外都按坏了血淋淋的，她们这种灌食方法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每天都有四个犯人按着我给我灌食，我有三次休克后又缓过来。狱医齐红在看守多年，专门给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做恶多端。 还有一个狱医姓于，看守所就这两个狱医都很邪恶，那个姓于的狱医给我灌食时拿皮管子在我鼻子里乱插，鼻子都插破了无数次，我说你当医生的怎么不讲点人道呢？他说对你们“法轮功”的讲什么人道，你死了与我们也无关。我告诉他善恶有报道理他也不听。每天灌食后，我都呕吐不止，直到把灌的奶粉都吐出为止，吐到最后都是豆油的颜色。 一天早八点报号，我喊“法轮大法好”，要求无罪释放，看守所杜所长指使犯人管我，犯人张静芝等三四个人对我大打出手，踢我并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连续几天他们折磨我，让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做，我不配合他们就打我。因为我喊法轮大法好、要求无罪释放，杜所长和管教就经常指使犯人管我，犯人张静芝有管教的话，她就毫无顾忌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一次张静芝握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昏过去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被迫害得不能走路，每天上厕所都是一个善良的刑事犯背我去。就这样他们还判我三年劳教。二零零五年元月十二日早六点钟大庆法制办的人来把我们十名法轮功学员送劳教，他们把我抬到门口。当时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灌完食就呕吐不止。恶警冯静宇跟法制办的人说一定要把她送进去，她太能撮了，说我不能走都是装的，看守所的管教一点人性都没有。我们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医院检查身体，有三个法轮功学员被劳教了，我们其余七个检查身体不合格又被送进大庆看守所，我于二零零五年元月十八日被释放。这次共非法关押我三十七天，绝食三十七天。 五、儿子与亲属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早六点多钟，大庆龙南公安分局恶警来我家敲门，没给开，当时我儿子关瑞南正好在家，孩子本来大学毕应该在大城市找份工作，因爸爸在监狱，为了照顾妈妈，回到了大庆。可是刚回来一个月，恶警就来骚扰，他们利用开锁大王打开我家房门，进来两个恶警不由分说就给我按在地戴手铐，我儿子一看他们按住我，就上去拉着，一个恶警用拳头打我儿子胸部头部，并用两手掐住我儿子的脖子，孩子脸憋得通红。 我当时说你们凭什么打孩子，恶警说我儿子妨碍公务，扬言：再“妨碍公务”，把你儿子也带走。他们正往出抬我，我大伯哥、小叔子都赶到我家，他们制止恶警往出抬我，恶警说你们再妨碍公务把你们一块都带走。他们把我抬走后，又对我家进行抄家，在家人的制止下他们只抄走了电脑的主机，后经家人多次去要还回。他们把我带到了大庆龙南公安分局，我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后来，我身体开始哆嗦后来又抽，我儿子和亲属们都赶到大庆龙南分局要人，后来把我送到龙南医院抢救，直到下午四点钟医生要求转科治疗，龙南分局警察才离开医院。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日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的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生命垂危送龙南医院抢救走脱，就因为那个同修往我家打过电话。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上午九点多钟，大庆监狱警察伙同大庆龙南公安分局还有武警部队一行三十多人来到我家，当时我正好没在家，一个朋友邀请我和儿子去吃饭，上午十点多我往家里打电话，警察正在我家抄家。恶警敲门我儿子一人在家没给开，他们把门撬开后进门先把我儿子打一顿，嫌孩子没给开门，他们用警棍打他的头部，我小叔子媳妇赶到我家时他们正在打我儿子，小叔子媳妇扑上去说，要打就打我吧、不要打孩子，他们才罢休。（大庆龙南公安分局警察又抄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两个多月后要回）。 恶警们为了找到我，到处贴着告示还有我的照片，小区内到处都是便衣，不断的拦住行人盘查。每天有人跟着我儿子，走哪跟到哪，足足跟了半个月。大庆监狱警察伙同大庆龙南公安分局警察在去我家的同时还去了我婆婆家，那天我大伯哥听说警察又到我家去了，马上打的去我家，车还没到我家，那边三小叔子来电话说，来了好多警察要把他夫妻二人带走，大伯哥一想把他们夫妻二人带走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谁照看啊，马上让车调头。等大伯哥到我婆婆家，警察已把三小叔子夫妻二人带走了，家里只剩了老母亲。三小叔子夫妻未修炼法轮功，恶警把他夫妻二人带到大庆龙南公安分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放回。 第二天警察又到四小叔子家，为了找我，三个警察在他家里呆了三天，又逼迫妯娌领他们到我家找我。警察每天呆在他家里把上高三的侄子吓坏了，现在一听说警察就害怕。恶警们为了找我，不但骚扰我亲属，还骚扰其他法轮功学员。我平时经常在婆婆家照顾婆婆，我婆婆家在方晓楼区，方晓楼区多数法轮功学员家，不法警察都去了，进门各屋都看一遍连厕所阳台都得看，我家附近楼区法轮功学员家也被警察骚扰了。迫使我有家不能回，在外流离失所。 我和丈夫都买断了工龄，大庆石油管理局规定凡是买断工龄的职工子女，都给安排工作，可我和丈夫单位就因我们炼法轮功，不给我儿子安排工作，使孩子被迫离开了大庆。 六、丈夫被判重刑遭残忍迫害 丈夫关兆起，今年五十四岁，原大庆石油管理局建材公司防腐管道厂副厂长。一九九六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他牢记“真、善、忍”，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久治不愈的病毒性心肌炎，心脏偷停、肺炎、腰肌劳损、双腿常年酸痛、习惯性流鼻血全都好了，他深刻的体会到法轮功的神奇。他还改掉了爱喝酒、打麻将的恶习，无论他走到哪儿，人们都能感受到他的乐观向上、真诚与祥和。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法轮功被无端打压，作为法轮功的身心受益者，关兆起于二零零一年元月一日去北京上访，在北京被非法拘留了二十一天（北京房山区看守所）。当关兆起从北京被带回来时，大庆石油管理局建材公司防腐管道厂书记姜佰超逼迫家人交了七千元押金，至今未还。关兆起回来时，用人搀扶才能走路，他的右腿从臀部到膝盖被房山看守所的警察打成黑紫色，两个多月才好。 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关兆起被安全局绑架，在安全局被非法拘禁，审讯十五天，被送进大庆市看守所，由于封锁消息期间的迫害一无所知。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被大庆让区法院秘密非法审判，判刑六年。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送入大庆监狱。而从关兆起被秘密判刑家人没收到任何通知，就是判决书还是亲属自己去要的，家人连最起码的知情权都被剥夺了。关押到监狱后更是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因他坚持信仰，拒写“五书”，多次遭到毒打，并被非法剥夺了通信权、家人接见的权利，关兆起等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在那里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 关兆起在大庆监狱遭到的迫害令人发指，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十日期间，大庆监狱逼迫他写“五书”他不写，七监区大队长李凤江、相振春指使犯人对关兆起大打出手，把他绑在二十厘米宽，两米长两块成十字形的板子上，让犯人拳打脚踢，用皮管子抽，两次被打的昏死过去再用凉水浇醒，用烟头烧手指等进行残酷摧残。关兆起脸被打变了形，把他绑在上下铺的梯子上罚站六天六夜，脚肿的不能穿鞋。听刑满释放出来的人说，关兆起的脸当时被打的变了形根本认不出来了，善良的人看到他被打成那样都流下了眼泪。 我丈夫的满口牙都被打松动了，现在两个门牙离开大约五毫米远，人被迫害的不成样子，大队长李凤江说“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方式都不过份”，致使犯人对关兆起肆无忌惮的虐待、摧残、折磨，在大庆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生命得不到保证。大庆监狱现已迫害死五名法轮功学员。 我们好端端的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丈夫关兆起在大庆监狱被非法关押五年多了，他按真、善、忍标准做人，单位邻里之间无不夸他是好人，在家里勤劳孝顺父母都喜欢他，他在家排行是老二，他父亲说我老了谁家也不去我就跟我二儿子，可是自从二儿子被非法关押，八十多岁的父亲想儿子整天闷闷不乐，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于二零零五年九月去世，母亲想儿子逢人就问我二儿子呢？后来达到每天要问几十遍，问到谁就得骗她说你二儿子去新疆了，要不就哭起没完。因母亲看不到儿子，精神受到刺激，半年后变成疯疯癫癫的了，整天得用人看着，不然跑出去就找不到家了。仅仅是因为坚守“真、善、忍”的信仰做个好人，恶党迫害致使儿子无法为父母亲尽孝道，我们也无法在自己的儿子面前尽父母亲的责任。 我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有警察和公安人员，在中共即将解体的大势下，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你们的良知哪里去了？希望你们立即停止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早日醒悟，给你们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的三千多万同胞已经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中共邪党解体已近在眼前。不要成为中共的陪葬品。你们知道吗？善恶有报是天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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