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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慈悲
    —— 关于对海外华人讲真相的一点反思


    文/北美某学法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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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六月八日】随着正法進程的推進,常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海外邪恶再也成不了什么气候,随着形势也越来越宽松,我们海外学员应该如何适应新的正法形势下的要求呢?下面结合一些对我们媒体报道的观察来谈一谈粗浅的认识,与同修共勉。

    在中共大量收买和威逼海外媒体的情况下,我们走上了自己办媒体的道路,我们的媒体在讲真相,制止迫害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因为中共是把任何“好事”都能利用来给自己贴金的,所以,我们媒体的报道原则是不给中共涂脂抹粉。我们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恶行和谎言,时间长了,很多话不觉的有多“刺耳”。但是,对于常人读者来说,特别是还并不了解真相,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下的中国读者,那感受到的冲击可能就很大。我们的媒体是面对常人的,当然就要掌握常人的感受和执著。我们既不能因为迁就常人而偏离我们的原则,又要照顾好来自大陆的华人受党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各种情结,所以对我们的要求就高了。

    读者打开我们的报纸,闻到的是什么气息?

    如果读者认为我们是在渲染、夸张、埋怨、指责、气愤、个人情绪,或者觉的同他无关,或者“有伤他的感情”,那就起不到救度的作用,甚至可能把他推向反面;如果我们报纸很平和,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慈悲,都是为读者好,虽是良药苦口,但是,读者还是能被感动的,因为慈悲能穿透到生命的微观,使常人明白的那一面起作用。

    长期给中国大陆打电话直接讲真相的学员有个特点,就是“听众”或“读者”能感受到他们的“慈悲”,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在跟常人面对面的接触中,磨炼了他们,自身修到了那个境界,修出了慈悲。作品都是人的心境的反映,要想让读者打开我们的报纸就闻到平和慈悲的气息,就得修出慈悲来。

    斗争情绪和偏激心理

    从法理上我们明白自己是在讲真相救度众生,在实践中,因为在迷中修,救度过程中,如果对方不理解,不接受,就容易造成针锋相对,对方说我好,就对其有好感,说我坏,就不想再搭理他。为什么容不得对方的误解?这种心理,同一些常人容不得我们讲中共不好一样,那就是在一个层次中了。

    因为中共打压我们,人之常情,就比较容易生出斗争心态。作为修炼人,是要跳出这个层次的,不能用人心去做事。有读者反馈我们的某些报道“偏激”,“激烈”,虽然这不是我们希望的,也未必都是事实,但是在客观却可能因此对读者造成了负面的效果。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回答做媒体的学员提问时,告诉我们“常人说什么的都会有,很难做到五味俱全。有的人愿意吃辣的,有人愿意吃酸的,有人愿意吃甜的。我们就以这种平和的面貌示人,就这样。”这个“平和”,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都在强调。我们的媒体,虽然是在集中报道中共的邪恶暴行,但是,我们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来做媒体。如果说前几年邪恶很猖獗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勇气和刚强来打开一片天的话,今天在背后控制常人的邪恶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更应该展现“平和”的风格。这同我们修炼者的境界是息息相关的。心里没有了争斗心,才能真正做到在讲真相和做报道中的“平和”。

    “中共不是中国”与“中国也不是中共”

    我们说“中共不是中国”,这是在帮助中国人认识揭露中共不是在骂中国。问题的另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说,也要把握“中国也不是中共”,中国有好事也有坏事,虽然在中国发生的坏事,往往都或者和中共有直接关系,或者是由邪恶在另外空间安排的(和人世间的中共有间接关系),但就对常人讲真相而言,我们还要避免把中国发生的任何坏事都一古脑归到中共头上,要体现出理智,要尽量让常人接受。“逢中必反”,这是我们的某些行为给一部份常人留下的印象。当然这是常人受党文化影响,带着自己的观念形成的认识,但这样的结果可不是我们期望的。从常人心来讲,作为被中共打压的团体,是不是愿意听,愿意看中国的不好的消息?对中国发生的不好的事,有没有潜在的“幸灾乐祸”的心理?如果我们自己不从修炼上超脱出来,而是陷在常人的敌我斗争中,特别是迫害非常残酷,而中共的宣传又很邪恶的时候,是有可能滋生出这些不纯的想法。这些不纯净的心态就会反映到我们讲真相的行为中,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干扰,影响我们的媒体。

    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必要去否定。不敬神,诽谤神的国家,将有大难临头,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也是宇宙的法则。我们的媒体需要引导人们去思考这个没有道德支撑的发展,很快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灾难,让人感到是在救助中国人民。但是,如果虽然我们没有这样做,但是因为把握不好而给人的感觉是在“唱衰中国”,而不是让读者感到我们的媒体才是真正的在关心国家民族的长远未来,那读者就会有反感。中国在近一百五十年来抬不起头的历史,使中国人想要昂头的民族感情非常强烈。揭露中共阴暗面,不涂脂抹粉,并不等于指望中国垮、中国崩溃。中国不是中共。

    很多中国发生的事,是中国人的感情敏感区,比如奥运,神五等等。法轮功本来对这些事就没有态度,我们可以借这些东西来讲真相,来帮助中国人民更好的认识中共,认识中国的未来,思考中国怎样才是真正赢得被人尊重的国际形象。我们的媒体既要有我们的原则,又要照顾一些读者的感情,是有难度,但这是我们要走出的一条路。斗争和怨恨情绪,是我们修炼人要去的执著。我们既然是在帮助读者了解真相,是在救度众生,就要理智的讲真相,而不要把读者推远了。

    “真的弄成了假的”

    中共喉舌的造假,很多时候是故意的,它的记者、编辑都知道自己是在有目地造假,他们的借口就是“这是上面要求的”,“完不成任务就要丢饭碗”。我们的媒体,为什么有时也会在一部份读者中造成“不真实”的感觉呢?中共造十个谣,没有人去说它,因为这是预期中的事;而我们十个报道中,只要有一个让人觉的“不真实”(尽管本身是事实,只是我们的方式、方法、语气上欠考虑而造成的这种效果),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因为人们期望我们说的都要是事实。而我们的“不真实”,虽然不是有人要故意弄的,但是,那种“渲染”情绪,过份强调的用词,报道手法、语气等等,的确会造成让人不相信。更严重的说,中共是在把假的说成真的,而我们在讲真相中由于不注意有时会把“真的弄成了假的”。

    活摘器官,对常人来说本来就是匪夷所思的事。如果没有对江泽民罗干一伙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重程度有足够的了解,的确很难想象。而我们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要求对这件事做出公开调查,这个诉求应该是合理的。不过,因为同修遭到惨绝人寰的迫害,我们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些情绪也会反映到我们的真相材料和媒体报道中,有时会把我们自己长期以来对中共的邪恶程度的了解,自觉不自觉的假设为读者观众也是具有同样的背景,从而急于跳到结论上,这就有可能超越了一些海外华人的接受能力,反而认为这是我们和中共的斗争手段,并非事实。这一点,针对个人讲真相时,可以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对方对中共的了解程度等等作出调整;而媒体面对的是广大读者观众,要最大限度救度更多的人,就需要我们尽可能的考虑更广泛的读者心理、接受能力,多为对方考虑,理智的去讲清真相。

    贵州的2.7亿年的“藏字石”也是一个例子。很多海外读者并不知道这个石头的来历,我们当作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往往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个“藏字石”是中共自己报道出来的,部份读者就以为是我们媒体的荒唐杜撰,甚至拿历史上农民造反中“鱼肚传书”、假造天意的例子来和我们相比,从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们不能假设我们知道的事实、背景,读者观众也都知道。

    渲染和夸大的情绪

    我们的部份媒体和评论人员,在自己的圈子里时间长了,在对一些事情的感受上会一定成度的跟外界脱节,有意无意说出的话会打击一大片。一个现象就是用词不留余地,“都”,“全部”,“所有”,这些话会让读者不爱听。就算都是十分真实的,如果读者只能接受七分,说十分反而让人觉的你假了。我们的材料有时让一些读者觉的“极端”,用词片面是一个原因。十分真相,不妨先说七分。如果十分真相,按照十二分去说,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

    还拿中共活摘器官的例子,我们的目地是让读者明白中共的邪恶,让读者了解当今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人性的迫害,但我们是不是一定非得把所有相关的细节都加以强调才能达到这个目地呢?再比如国内传出消息说某个大法弟子据推测是恶警以某种极端残忍的方式杀害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讲真相中言之凿凿的说该大法弟子就是这样那样被杀害的?不一定。

    由于中共对证据的掩盖,对证人的威胁,我们手中的材料有些细节上可能不会达到百分之一百准确,但我们知道大的方面是没有错的;如果为了强调中共的残忍,在一些细节上过份渲染、强调,甚至把某个例子、某地的特别残忍的情况推断成为普遍的事实,结果恰恰是一旦读者观众对这些细节发生了怀疑,反而不重视整个事实的真实性了,这就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有学员认为不管怎么说,真的、假的、推断的,只要常人相信了就明白中共的邪恶,就能救他。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救人的方式是“讲真相”,不是讲什么都行,这是法的要求;而且邪恶也在盯着想钻空子,走不正无意中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损失。

    渲染和夸大的用词、语气是一个问题。发现一例传染病,就用“危机”“国际紧张”等作标题,就会让人感到渲染和夸大,也许的确问题严重,但不用在标题上这么去渲染,让内容的事实去说话,读者更易接受。

    对西方政府,对民主制度的依赖情绪

    谁对我们不好,容易产生“怨恨情绪”,同样,谁对我们好了,也容易产生“依赖情绪”,这是另一种常人心。这方面的教训是有的。这个“依赖情绪”如果从个人扩展去说,还包括对西方政府,对民主制度等等的“依赖”,表现为“美国什么都是好的”,“民主能解决一切”,“美国的道德水平是高的”。无形中给自己套上了一个包袱。如果美国出现了道德不好的事情,自己都觉的不好交代了,觉的这应该是中共统治下才会出现的。从法理上,我们知道现在人类整个都在末法时期,道德都在下滑,民主也不是我们要宣传的,那是人自己的事情。但在实际活动中,个别情形还是会造成读者、听众觉的我们的评论员总是说美国好。这是我们大陆华人的敏感区,弄不好就会引起反感。十个电视评论,只要有一个评论给人这种印象,就会让观众认为我们都是这样的。

    对外形象

    我们的媒体就是我们对外的窗口,媒体散发出的是偏激还是祥和慈悲,就代表着我们的形像。更严肃的是,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只要我们有一期的内容偏激了,甚至有一篇文章偏激了,常人读者就会觉的我们整个媒体都是这样的,就会怀疑我们别的内容的真实性。所以要求是很高的。

    另外一个对外窗口,就是在外集体炼功和发正念,这已经不单单是个人修炼的问题,也是在向社会展示我们的形像,可以说是在表演吧,就如同在人间这个大舞台上作演员。表演当然要求就高了,如果动作不标准,或者说不好看,给观众的印象就会打折扣。发正念打瞌睡,立掌晃晃悠悠,打坐时,扛着背,腿翘得很高,身子歪歪的,抱轮手不对称,表情有气无力,炼功动作不跟师父的口令,地上的包裹零零乱乱,这些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效果。师父没有要求大家做到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做弟子的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精進要旨(二)》〈理性〉)我们过去在理智和智慧上用心比较多,在邪恶被清除的所剩无几的时候,如何修出慈悲,反映到我们的真相资料和我们的媒体上,让常人更乐意接受,现在就显得更加重要。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7/6/23/87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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