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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邪党七年来对我一家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我叫高进英，现年61岁，原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曾是河北省邯郸市园林处职工。我丈夫也是法轮功学员，现年64岁，曾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雕塑创作室主任，专职雕塑家，高级美术师，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会员，河北省雕塑学会常务理事。 在没修炼法轮功之前，我们夫妻二人长期有病，吃药打针，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治疗。丈夫还有严重的心脏病，身上经常带着救心丸，随时有生命危险，在经济和精神上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1994年底经一位法轮功学员介绍，我和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我原有的肩周炎、长期低烧再也没犯过。修炼几个月后，我们的病全好了。为了报答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为了使更多有病的人健康起来，我义务担当了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在几年的时间里，使更多的人开始修炼，使更多的人成为好人、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从而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1999年7月20日，中共的当政者江××出于私愤开始了对法轮功长达七年多的迫害。七年来，仅因为我坚持我的信仰，坚修法轮大法，因此被绑架两次，一次被非法判处一年徒刑，而后无家可归被逼迫流离失所长达六年！ 流离失所期间邯郸市公安局、国安局利用大量警力、物力对我进行非法通缉追捕。国安特务长期对我进行跟踪、对我住处进行包围，多次险被绑架。几年来我搬过68次住处，最长的住过五个多月，最短的仅呆过几个小时。 为躲避国安特务的绑架，我曾住过野地里的茅草屋、也住过农民种菜棚、养鸡房，还住过村民废弃的破屋，也曾被好心的村民收留过。经常是一天都吃不上食物，一天能吃上一顿饭就算很不错了。白天我不能出门，晚上出来到法轮功学员家或村民家找食物。我一个60多岁的人，遭受了中共邪党长期的肉体和精神迫害，造成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倾家荡产，夫离子散，流离失所。 我的家多次被国安特务非法抄家，已经成了邪恶的国安特务随便出入的地方。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被国安特务一扫而光，包括我们一生中收藏的名人字画、文物古董，他们明着抢，暗着偷。在2005年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欢聚一堂过着新年，他们别门撬锁，抢走了所有我的照片、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金银首饰、笔记本电脑、VCD、照象机、生活用品以及两次非法抓捕我的拘留证、逮捕证和判决书，还有值钱的证券和我丈夫创作获奖作品的奖牌等。 1999年7月19日夜里11点左右，以李亮为首的市公安局一处的六个恶警闯进了我家，非法抄家，并试图从家中将我绑架走。我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有什么理由把我带走？白天你们为什么不来？深更半夜才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们必须把居委会和我单位领导叫来做个证人，是你们公安局一处的人把我带走的。”就这样僵持到20日凌晨3点，他们找来了居委会的人作为证人。凌晨4点多他们慌慌张张的把我绑架到公安局，晚上7点多又把我送到邯郸第二看守所，并抄走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和其它物品。 一进看守所我就被邪恶搜身，来到监室后，看到到处都是犯人，人靠人的坐在一起，一个只有28平方米的监室（包括厕所在内）竟关押了31个人，在40多度的高温下穿着裤衩背心，汗流浃背。房顶上的一个电扇有气无力的煽动着，两道铁门关的严严的，这里就象一个将要出锅的蒸笼。 晚上睡觉就更惨了，靠墙两边各有一个大通炕，炕中间是个过道，号长和有钱有势的犯人睡在炕上，没钱没势的犯人睡在过道里。因为洗衣洗漱都在过道，所以过道经常是湿乎乎的，一天到晚没有干的时候。睡着也不能平躺，只能侧着身，一个人的前胸贴着另一个人的后背。如果夜里有人起来解手，回来就睡不下了，号长就叫她躺在两个人身上的中间，用脚用力一踩，硬硬的踩下去。我是新来的，被安排在厕所的便池边上睡，臭的让人头晕脑胀，地方小的睡觉时只能蜷着腿，别人大小便的时候都是从我身上迈过去。别人的小便溅到我的脸上、身上，那是常有的事。别人大小便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眼前进行，那种滋味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在监室，早晨六点钟起床，半个小时洗漱及整理房间卫生。六点半吃饭，早饭和晚饭时，一碗发黑的玉米面糊糊，喝完后碗底都是黑泥，一个二两大的小馒头，一块象大拇指大小的咸萝卜也当一餐。中午只有一碗菜汤，菜汤里虫子、苍蝇常见，有时还吃出用过的卫生纸（因为种菜用大粪浇菜）。早8点开始糊火柴盒，从8点一直干到晚9点，完不成任务的还要加班加点的干。 在长期的这种苦役劳动后，有的犯人的手累变形了，疼痛难忍。犯人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心里恐惧变态，大部份是脾气暴躁，有的是不计后果的发泄，经常相互打架骂人。在号里，号长打人是经常的事，看守所的恶警没有不打人的。除此之外时常听到电棍打人时发出的滋滋声、人被电时的惨叫声，还可以闻到烧焦肉的味。这真是人间地狱！一个个看守管教也都象魔鬼般的凶残恐怖。 三个多月后，他们又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四平方米的小号监室里。小号监室里没有窗户，没有通气孔，并且还放着一个马桶，铁门长期关着，铁门上有个小孔作为送饭用，白天黑夜都开着灯。在小号监室里又关了我三个多月。2000年1月29日，我被非法判处缓刑一年。 邯郸市610办公室、公安局和看守所他们勾结在一起，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企图让我放弃信仰，断绝了我和所有法轮功学员的接触，采取封闭式的关押审问，不让接触到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我被非法关押在邯郸第二看守所，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被送往那里的。我在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6个月零9天，直到被判刑，没见过一个法轮功学员。于是这些邪恶的610、公安局借此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作恶机会。邪恶制造谣言，说我打学员、骂学员，说我已放弃修炼，邪悟了，从而达到转化其他学员的目的，因为我在当地学员中的影响很大。试问邯郸610、公安局你们两次对我进行封闭式关押，我没有接触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我打的又是哪一个、骂的又是哪一个？又给哪一个说过邪悟的歪理？你们能说出名字吗？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以此来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妄想达到在法轮功学员内部制造间隔，制造混乱的邪恶目的。 出狱后，邯郸市公安局、国安局安排特务一天24小时监视我的住所，家中电话长期被监听。有时国安特务突然闯进家，问我都是谁来看过我。所有来看望过我的亲朋好友都被跟踪，若有法轮功学员来看望我，一定被他们作为犯罪的理由。如刘军，现已被判刑13年，杜秀英等人也被他们骚扰。 在这种恐怖环境下，我们一家人一天到晚总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以至于一听到敲门声，我两岁的小孙子就吓得浑身发抖，哇哇大哭。为了我可怜的小孙子不再被恐吓、惊扰，为了不给其他法轮功学员带来灾难，也为了自己不再被公安警察迫害，我和丈夫于2000年三月份离开了家，离开了亲人，去外省的亲戚家避难，过着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的日子。从此我们有家不能回，终日在外漂泊流离。 我们的儿女、亲人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受到了国安特务、610、公安局等部门不同程度的骚扰、恐吓、欺骗、威胁，也使他们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七年来，我的亲人们被长期的监视跟踪，随时被审问，电话被监听，住所被监视，连我几岁的小孙子去上幼儿园都有人跟踪，并野蛮地采取欺骗的手段审问我的小孙子数次。孙子从两岁起就在恐惧中生活着，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邪党没有迫害法轮功之前，我带着小孙子一块修炼，给他读《转法轮》，教他背《洪吟》，教给他炼功，孙子活泼可爱，身体健康。邪党镇压法轮功以后，我被两次绑架关押，长期被逼流离失所，和孙子也见不上面，孙子去上幼儿园及上学都得保证不炼法轮功才能进学校，否则学校不让上学。孙子从此被吓的不敢再背《洪吟》，这样，彻底的使我孙子失去了炼功的环境，在他肉体、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今年孙子九岁了，在长期的精神压抑恐惧下，他幼小的身体出现了全身疼痛的现象。医生说是不治之症，肌肉萎缩，没法医治。我们悲痛欲绝，这给我已经破碎的家庭造成了更大的有如雪上加霜的悲痛。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治好我孙子，因为大法祛病健身的效果有目共睹。但是，可怜的孩子没有一个修炼环境，他毕竟只是个几岁的孩子啊。我长期被邪恶逼迫在外流离失所，他的父母又经常被公安、国安的特务骚扰、恐吓，并且每天24小时被监视住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国安特务的视线之内。 在2002年6月17日晚，我和丈夫来到了深圳女儿家，18日早晨就被长期监视我女儿住处的邯郸市公安一处、610和园林处保卫科一个姓杨的共7人（这7人是公安一处副处长姓吴，刑侦队长李亮，还有姓吴、姓安的两名年轻警察，还有园林处保卫科姓杨的，其他不知姓名），深圳当地公安两人（三十多岁，不知姓名），共9人闯入我女儿家，强行把我和丈夫抓走。 他们当场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说我没犯法，我不签。他们恶狠狠的说你不签也得跟我们走。女儿是个不修炼的常人，当时还怀有6个月的身孕，她被吓的脸色发白，双手冰凉。我安慰女儿说：“别怕，你爸爸妈妈不会有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记住，我们都不会自杀，如果有个好歹，就是被他们害死的，你就到联合国去告他们。” 在抓走我们的同时，他们还将我身上的700元人民币和我丈夫身上的1600元人民币、我在女儿家存放的法轮功书籍以及丈夫画的佛像和书法作品全部强行抢走，之后将我夫妇俩强行绑架到深圳第三看守所。我们在那里被关了两天，6月20日，邯郸来的7个人将我夫妇俩又绑架到邯郸。 到邯郸后，我们被关押在邯郸地区粮食局的一个招待所里，整个公安局一处、610的恶警等20多人全部搬到招待所办公，分成三班看守我们，并且分组分批对我夫妻俩进行昼夜不停的审问，上午审、下午审，晚上12点后审，更不让睡觉。就这样连续审了七天七夜，我们的身体被折磨的极度虚弱，曾几度出现生命危险。 他们对我丈夫这样一个64岁的老人用刑，用手铐把他铐在床头上，白天晚上也不让离开床半步，时时采用恐吓、威逼、欺骗的手段对他审问，更不让他有一点休息的机会，给他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我对他们说：“你们就别审了，再审还是那句话，我们没做任何违法的事，没和任何不好的人来往过。”公安一处郭姓处长说：“现在叫你说是给你机会，要是把你送到一个不说也得说的地方，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说：“我告诉你，对一个修炼人、一个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人，你们什么办法都不管用。作为一个人来说，我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一生也走过来了，我还怕什么。我要求你们无条件的送我回家。” 我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绑架以及轮番昼夜不停的审问。绝食第四天公安局一处的恶警李亮和一个女恶警把我送到邯郸第二看守所。看守所医生要给我强行灌食，我对医生说：“我没有犯法，是他们绑架我，是他们犯了法，我要求放我回家。如果你强行灌食的话，我叫你是第一次灌也是最后一次灌，咱们没冤没仇，你不会杀死我，你也不想担当一个杀人犯的罪名吧。”于是医生不再给我灌食，随后给我检查身体，发现我病情严重，生命垂危，他们怕我死在看守所里，怕担责任，看守所拒收我。 恶警李亮和那个女恶警没有达到把我送进看守所的邪恶目的，又把我拉回邯郸粮食局招待所。他们还不死心，不相信看守所医生的检查结果，叫来邯郸市中心医院心脑科专家（姓名不详）给我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发现心脏比正常情况肿大一倍，随时有生命危险。 他们把我送到中心医院，借此又来敲诈我家人的钱财，逼迫我儿子拿钱，要给我打针输液，被我严厉的拒绝。我说：“我修炼这么多年，原来所有的病都好了，几年来从未吃过一片药、打过一次针，目前我这个样子都是你们迫害的，我要求你们无条件的放我回家。” 在医院迫害我期间，我趁监看我的人熟睡之时，于2002年7月22日深夜2点离开了医院，辗转7天8夜来到了山东。因为我没钱坐车，白天路上也不安全，路上又到处设有检查身份证的关卡，以此企图绑架大法弟子，所以我只能利用晚上步行走小路对着山东的方向走，白天只能在庄稼地里休息再找点吃的东西。7天8夜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到达了山东，找到了我的同修，在同修的精心照顾下我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几年来长期在外漂泊流离，住无定处，也经常的被特务跟踪，包围住处，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女儿居住香港，即使在香港也经常被中国的国安特务骚扰、恐吓、跟踪、威胁。我很了解国安特务的邪恶手段，所以几年来为了儿女不受骚扰，也为我们自己的安全，从没有和儿子、女儿联系过。我离开他们时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事越少，对你们自己和我们来说就越安全，一点不知道就更安全。” 几年来我再也没和女儿、儿子联系过，出生已两岁的外孙长的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也更了解我那孝顺的儿女，为我们是多么的操劳、担忧。为了安慰女儿那伤痕累累的心，我到外省几百里外用公话给我女儿联系过一次，接到电话后，女儿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在2004年9月29日女儿决定带着不到两岁的外孙回大陆看望我。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下飞机就被邯郸和当地的国安特务有计划的跟踪，并用摄象机一路跟一路摄，一直跟踪到山东冠县，那时我的居住地。当我们发现被跟踪后，不到两岁的外孙被吓得抱着她妈妈不敢放手，懂事的他更不敢大声哭，只能哽咽着叫妈妈：“我怕，我怕。”孩子被惊吓的曾一度发烧昏迷。后在当地善良村民的帮助下，我母女、外孙三口逃离了虎口。 没有抓到我们，这些国安特务气急败坏，于是河北邯郸的国安和山东聊城的国安勾结在一起，动用了30多辆警车，100多名警察包围了我所居住的地区，象扫地毯一样挨家挨户的搜查了7天7夜，连野地里看庄稼的小屋都不放过，真是穷凶恶极到了极点的丧心病狂要置人于死地。不仅这样，他们还用惯用的伎俩欺骗当地的村民说：一个老太太杀了人后躲藏到这一地区，为了你们的安全，谁看见了马上举报。 村民中也有些人知道是抓一个炼法轮功的老太太，他们说：“看看你们这么大的阵势，动用这么多警车，这么多的警察，个个全副武装，得花多少人民的血汗钱？一个老太太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她不就是个炼法轮功的吗？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啊！为什么这么怕‘真善忍’呢？” 七年多来，中共恶党对我及我们全家的残酷迫害仅仅是千百万个法轮功学员中的沧海一粟。在江氏集团的迫害下，在“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杀人方针下，在他们“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法西斯行径下，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无数个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此，我以我七年来的遭遇揭露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不择手段的残酷迫害。希望人们由此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快快退党、退团、退队，快快明白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