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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辽宁省大连市学员薛新凯，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被劫持到辽宁营口监狱非法关押，营口监狱半年多来一直以所谓“不认罪”为借口，在至今七个半月中，九次剥夺薛新凯家属的探视权。薛新凯的妻子坚持交涉，给相关人员写信、讲真相，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探视到薛新凯。
十一月二十八日，薛新凯家属先到五监区，门卫表示“领导不让、不敢让见”，五监区教育科科长赵正江则再次以“不认罪、不让见”为由，让家属去找总队教育处。赵正江还以所谓“新规定”为由不让家属送衣物。但事实上，薛新凯家属在五监区门口就看到了正往里面送衣物的犯人家属。 薛新凯家属在总队等待近两小时，于午休之后来到教育处，询问送衣物问题时被告知“应该让送”。但警察刘强（音）一听说是薛新凯的家属，立即表示了对“善恶有报”说法的极度反感，问薛新凯妻子是不是写信提到过“善恶报应”，之后又说：“薛新凯你们就放心吧，别人照顾不好也不敢照顾不好薛新凯。”家属表示对此种说法更加不放心，刘强说：“薛新凯这事关注的人太多，不敢有什么闪失，否则的话传出去影响太不好了。”但他仍一再说“不转化不让见”，当被问及这种说法的依据时，刘强无法交代。 随后，教育处的高姓处长答应让见人，向五监区的管理监区长梁勇水（音）交代此事时，梁勇水以“薛新凯写申诉”为由阻挠（由此可见，在五监区的阻挠下，薛新凯的申诉权并未正常行使），高处长说“写申诉那是他的正当权利”。最后高处长告诉梁勇水“正常接见”。 下午三点半多，家属在五监区的会见室看到了薛新凯。五监区的警察孙大伟（音）在旁边监视，当薛新凯向家属提到营口监狱管理有问题（即便是严管也应该一个月允许家属见一次、监狱的所谓规定已经违背了《监狱法》等问题）时，孙大伟不让说。薛新凯目前的作息时间是：早五点多起床，干一天活（粘花等手工活），干到晚七点左右，基本没有休息日。 在薛新凯及家属在营口监狱经历的一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薛新凯刚被劫持到营口监狱的第二天，即出现吐血的严重病症（胃出血），住院多日，监狱未通知家属。几日后家属去找赵正江要求探视时，赵正江对此只字未提。家属从其他渠道得知薛新凯身体出现异常，赵正江仍隐瞒实情、不让家属见人。而五监区狱医罗刚对家属解释了半天，表达的意思则是“就算人出了问题监狱也不需承担责任”。事后，家属曾于九月份向教育处高处长咨询：罗刚的意思是否就是监狱的意思、监狱能否为罗刚的话负责。高处长予以否认。十二月二十八日，家属再次就此事咨询刘强，刘强先是说“我们给治了”，家属追问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刘强说“监狱几千号人不可能有点事都通知家属吧”。家属说：“不可能几千号人都吐血吧。”刘强无言。 此次家属还得知，薛新凯曾于中秋之后给家里写过六页的信，但五监区未给家属邮寄。 附：二零零七年中秋薛新凯妻子写给营口监狱教育处高处长的信 高处长：中秋好！ 我是薛新凯妻子。上次见面后本想回来就给你写信，没想到拖到中秋了。 我是个对节日不敏感的人，但也能感受到街上飘荡着的节日的气息。大学时和工作后为了能回家总盼着节日，因为对我而言，节日是和亲情联系在一起的。自从薛新凯被绑架之后，我害怕每个节日，当大家都闲下来享受亲情的时候，节日带给我和我家属的只有妻离子散的伤痛和有冤无处诉的悲愤。 上面用到了“绑架”这个词，可能你看起来有点刺眼，但对于我这个当事人来说，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比这更贴切的词。每当回想起去年3月21日的早晨，大连甘井子国保上门抄家、抓人的场景，想起八十四岁的奶奶哭着被国保警察从手中抢走自己的养老钱，想起那之后家属承受着的一切：公婆不堪侵扰在外漂泊流落至今，担惊受怕中还要为儿子的安危揪心；未婚的小姑子为照顾老奶奶不能上班，牵挂着哥哥、担心着流离失所的爸妈，还要承受大连不法警察的上门骚扰……这一幕幕，一桩桩压在我心上让我喘不过气来，除了“绑架”，还能有别的词更合适吗？如果痛苦可以用实物称重的话，我们一家所承受的痛苦足足可以堆成一座山了。 薛新凯被绑架发生在我们刚刚登记、尚未正式结婚的前一个多月，严格的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是这一年多的到处奔走，让我习惯了“妻子”这个身份。回想起一年半以前，刚听说薛新凯被批捕的消息时，我除了哭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对于一个妻子来说，丈夫是什么？是全部。但在这样一个社会、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就算我舍命又能做什么？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之后，我想就算我做不了什么，也不能在家坐等、眼看着我丈夫被关、被判、被迫害。最起码我要尽全力，用一切我能想到的办法，给他精神上、道义上的支持。作为一个妻子，我应该在丈夫蒙冤之时站出来为他说话。 可是在与公检法司的接触中，我看到了中共统治下的社会最阴暗的一面： 甘井子国保大队宋玉龙、董士国除了在案卷中做的那些假证之外，在我去索要他们抢走的一万六千七百元钱和数码相机、小灵通时，无任何理由却拒不归还；甘井子公安局信访办一听说是法轮功的事，让我在外面等，就再也不开门了；甘井子法院一审法官王丽娟干脆不公开开庭；大连中法二审法官汪国梁未作任何调查取证，在案卷存在多处伪证、适用法律不当、案情不清的情况下，接到我的辩护词第二天就做了维持原判的所谓“判决”，在看了我写给他的信之后，他让我明白他的角色不过是个摆设；大连司法局不允许律师给做无罪辩护，尽管我们请了律师，但律师没起任何作用，我想不明白：还没判怎么能确定有罪？为什么不许做无罪辩护？还有营口监狱五监区监区长梁永水，竟然对我说：“你别跟我讲法律”。 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共、对中共的法律彻底失望。幸好我对天理、对人性还有信心，不然真是没法活了。很多人对此事感到爱莫能助，还有的给我出主意，让我看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我也见证了很多迫害大法遭报应的例子，让我看到了天理的存在。 一年半了，我感到我的信心并没有受挫，除了人性的善良和天理的公道在鼓励着我，我心中还有一个底线：我丈夫是好人，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他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好人不该遭迫害。 在为此事奔走的过程中，我也没有隐瞒过我的修炼人身份。因为我觉的信仰是天赋人权，是堂堂正正的，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是哪个当权者为一己私利就能“取缔”的。而且，能在强权和压力之下仍坚持信仰、不背叛良心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象那些在“反右”中拒绝与父母“划清界线”的子女。在这八年中，我遭遇了很多，因为信仰问题学位证被扣、被剥夺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权利，失去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直到后来被迫害致腰椎骨折、下肢瘫痪，被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宣布“治不了”，我没用任何医治手段仅靠炼功如今能站起来，所有知道我这段经历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有人问我承受这么多“值吗？”，潜台词是我炼法轮功才遭受了这么多魔难，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使我遭遇不幸的不是法轮功，而是这个颠倒黑白的中共政权。法轮功让无数人获得身体的健康、道德的升华、家庭的和睦。我从初中时代就在寻找一种可以让自己在这个道德日渐下滑的社会中洁身自好的依据，法轮功给了我在乱世中做好人的心法约束，让我在与人相处时能够真诚、善良、宽容、忍让。这些品质不仅使我深深受益，而且影响了我周围的人。因此我的承受不是一个“值不值”的问题，而是一个“该不该”的问题。 一个海外媒体针对法轮功学员被关押、酷刑折磨、虐杀、甚至活体摘取器官等遭遇曾说过这样的话：“追求美好的代价不应如此沉重”。就象“反右”运动中因为不愿意与“右派”父亲“划清界线”的儿子被孤立和打压，这不是父亲造成的，也不是儿子对父亲的忠孝造成的，而是那个疯狂的中共政权造成的。而且，这个儿子坚持正义、坚守这种为人的起码品质，客观上也是为这个社会在付出，是这个社会道德层面的最基本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媒体把坚持信仰、不畏强暴的法轮功学员称为“中华民族道德的中流砥柱”。 其实，我们这些修炼者都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每天正常的工作、生活，有时间看看大法书，早晚炼功，遇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在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那就是我们的全部修炼内容。是因为这场迫害，我们才不得不讲真相，澄清世人对佛法的误解，而这些，也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说真话，不伤害任何人，一切都没有超出“喊冤”和“澄清事实”的范畴，这是最基本的人权，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只要一个信仰自由。天赋人权是任何人都无权剥夺的，因为这个大脑是上天给的，不是哪个政府或组织给的，上天给了我们大脑，同时就给了我们思考的权利、给我们拥有独立思想的权利，与政府的价值观不同就被污蔑为“邪教”予以取缔，这是荒唐的。 “真善忍”是普世都认可的道德标准。让人放弃“真善忍”、换另外一种道德标准做人，这既是在践踏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也是违背天理的。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髓，倡导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善良、包容、忍耐。让人放弃“真善忍”也是在违背老祖宗所留下的立国之本。这在道德层面是站不住脚的。“真善忍”这种普世的高尚价值被污蔑为“邪教”予以打压，还有天理吗？上天会允许这种事情一直存在下去吗？那么历史上刘伯温、诸葛亮、法国诺查丹马斯、以及《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不就是未来真实的预见吗？联想起历史上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因为残害基督徒而遭遇四次大瘟疫，最终导致欧洲最强大的罗马帝国覆没，那么现在被印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国家地质公园风景区门票上的那个藏字石上的六个大字不就是上天藏的天机吗？ 在这段即将逝去的历史中，每个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演得如何，也相应的给自己种下了不同的因果，或善或恶，冥冥之中皆有天理来衡定。有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是作者的父亲因为在大跃进时当“监工”，认真的执行命令、举报那些为保命而偷食物的人导致那些人遭受酷刑甚至丧命，因此而在晚年患重疾遭恶报、死的很凄惨；另一个是在日本侵华时被迫做了翻译官的爷爷因为善念利用工作之便救了一个共产党一命，在后来的“肃反”时很巧合的落在了那个共产党人的手里，而得以保命。同样是做工作，结果就是如此不同，其实，救了“爷爷”命的并不是那个人，而是爷爷当年悲天悯人的善心善举带来的必然善果；害了“父亲”的也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当年对缺乏人道的中共政策的盲目追随以及对生命的漠视种下的恶果。 我们都知道，法轮功问题完全如当年文革、纳粹一样，身在其中时，很多人“上派下行”的参与了对一些无辜者的迫害，谁也没有预见到这对自己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但当“四人帮”、希特勒失势，历史还一切以公道之时，那些人无一例外的遭遇了清算。文革中那些造反派也都是打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旗号迫害善良，可四人帮失势后，全国军管干部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还不是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了家属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单就完事了吗？一个本性善良的人无知中做了迫害善良人的事、遭受了这样的痛苦，这是不幸的。其实上天会给善良人机会，让他们了解真相，从心理上选择一个公正的立场。每个执行者在具体做的时候都有回旋余地，这种余地不仅是留给别人的，更是留给自己的。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在这件事中明白真相，从心里站在一个正确立场上，不给自己的未来留下遗憾。一样事有百样做法，人的立场、是非观念、善恶表现就在其中。上天赋予每个人思想的自由，心里怎么想没有人会知道，但你的心态会跟你的未来有关。国外很多知名大学都有研究轮回转世的机构，一些研究案例中提到几百年前基督徒遭受迫害时，不同人持有不同心态而造成他们在后半生或者下一生中或得福报、或得恶报，有的仅因为对遭遇魔难的基督徒幸灾乐祸、甚至看着基督徒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投入斗兽场被野兽活活咬死拍手叫好，而在下一世患了先天的肢体残缺的报应──正如那个被他嘲笑的基督徒所遭遇的（虽然他们是因为听信了统治者说“基督喝人血、吃人肉”的谣言而做此反映，但也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老人们都知道，迫害有信仰的人、迫害修佛人是罪业无边的；而善待修佛者则是功德无量的。 其实，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告诉民众真相（比如你接到的那些信），就是为了让那些被谎言宣传蒙蔽的人在将来免遭不幸，而别无它求，很多人奇怪：他们冒着危险付出那么多图个什么啊？其实真的不图别的，因为佛家修炼讲的是一个慈悲，修炼的境界就是完全为别人好、慈悲众生。怎么才是对人好？能眼看着人们被谎言蒙蔽、被挑动得仇视佛法、即将面临那样的天谴和不幸而无动于衷吗？ 这封信，我并不是写给作为处长的你的，而是写给一个也为人夫，也有亲人、朋友、喜怒哀乐的你。因为薛新凯、我与你们也结下了缘份，写了这么多，真心希望你能好好想想这些你平时看不到的信息。与佛法结善缘、得福报。在天象变化之下、即将来临的劫难中能保全家平安。 薛新凯妻子于2007年中秋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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