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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营救抵美的高进英揭露中共7年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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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叫高进英,今年62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名法轮功学员。我和丈夫刘葆春于今年11月15日在美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

    我和丈夫刘葆春是在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身心受益。修炼法轮功几个月后,我原有的肩周炎、我丈夫严重的心脏病都好了。为了报答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为了使更多有病的人健康起来,我义务担当了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

    我丈夫刘葆春,今年65岁,是著名的雕塑家,曾任河北省邯郸市雕塑创作室主任,中国雕塑学会成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会员,河北省雕塑学会常务理事,曾受聘中国龙山艺术院常务副院长,山东省城子崖黑陶艺术研究所副所长,香港科伦雕塑艺术公司艺术总监,山东景阳冈雕塑厂艺术总监。他的个人艺术经历被编入“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录”,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书法作品“飘逸”被编入“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宝典”;雕塑作品“负荆请罪”参加全国首届城雕创作展览获铜牌奖;历史典故雕塑“将相和”参加全国第七届美展,被中国美协、中国文化部评为优秀奖;陶艺作品马、骆驼、虎、云龙罐四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散文诗《岷江行》参加全国诗词大赛获二等奖。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艺术之家,生活条件非常优厚。修炼法轮功后,我们都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家庭非常幸福美满。

    然而,中共出于妒忌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一时间,风云突变。我从此身陷囹圄。

    4.25中南海上访

    1999年4月25日,我听说天津学员被抓,共抓了45名法轮功学员。一个同修问我去不去中南海上访,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我们炼功受益的真实情况,我说去。我跟其他同修一说,大家都要去。于是我们包汽车、火车,当地学员去了2000-3000人。4月26日早晨从北京中南海回来之后,邯郸市公安局一处的李亮,吴、安姓警察在家等着我。因为我是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他们认为我是“头头”,于是对我重点监控迫害。我的电话被监听,住所被监视,他们每天至少打两个电话,而且必须找到我。他们在我们家楼下安排了一个车专门监视我,跟踪我。买菜、出门,无论去哪里都被跟踪。

    1999年7.20 初次身陷囹圄

    1999年7月19日晚,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动用大批警察抓捕辅导站站长及其他辅导站成员。辅导站成员栗丛春,男,现年61岁,原是邯郸市公安局六处处长。他于7月20日凌晨左右被抓,半个月左右释放。后因为他不放弃信仰,向人们讲明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又被公安局绑架,判刑5年。

    我于99年7月20日凌晨3点被抓,直接送到公安局,当天,有2000多法轮功学员到公安局要求释放我和其他辅导站成员,并跟他们讲明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下午4点钟左右,公安局局长出来与法轮功学员见面,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你们到北京反映情况吧。这时,学员陆陆续续开始去北京上访,有坐火车去的,有坐汽车去的,坐不上火车、汽车的,就骑自行车、或步行去北京上访。晚上7点左右,学员们已经都离开了,他们才把我送到邯郸市第二看守所,把我单独关押,对我封闭洗脑。邯郸市第二看守所只单独关押我一个人,防止我跟其他法轮功学员见面。

    一进看守所我就被监狱的警察搜身,来到监室后,看到到处都是犯人,人靠人的坐在一起,一个只有28平方米的监室(包括厕所在内)竟关押了31个人,其中4个是死刑犯,剩下的是抢劫犯、卖淫女、偷盗犯、杀人犯。在40多度的高温下穿着裤衩背心,汗流浃背。房顶上的一个电扇有气无力的扇动着,两道铁门关的严严的,这里就象一个将要出锅的蒸笼。

    晚上睡觉就更惨了,靠墙两边各有一个大通炕,炕中间是个过道,号长和有钱有势的犯人睡在炕上,没钱没势的犯人睡在过道里。因为洗衣洗漱都在过道,所以过道经常是湿乎乎的,一天到晚没有干的时候。睡觉时也不能平躺,只能侧着身,一个人的前胸贴着另一个人的后背。如果夜里有人起来小便,回来就没有地方睡了,号长就叫她躺在两个人身上的中间,用脚用力一踩,硬硬的踩下去。我是新来的,被安排在厕所的便池边上睡,臭的让人头晕脑胀,地方小的睡觉时只能蜷着腿,别人大小便的时候都是从我身上迈过去。别人的小便溅到我的脸上、身上,那是常有的事。别人大小便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眼前进行,那种滋味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在监室,早晨六点钟起床,半个小时洗漱及整理房间卫生。六点半吃饭,早饭和晚饭时,一碗发黑的玉米面糊糊,喝完后碗底都是黑泥,一个二两大的小馒头,一块象大拇指大小的咸萝卜也当一餐。中午只有一碗菜汤,菜汤里虫子、苍蝇常见,有时还吃出用过的卫生纸(因为种菜用大粪浇菜)。早8点开始糊火柴盒,从8点一直干到晚9点,完不成任务的还要加班加点的干。

    在长期的这种苦役劳动后,有的犯人的手累的变形了,疼痛难忍。犯人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恐惧,心理变态,大部份是脾气暴躁,有的是不计后果的发泄,经常相互打架骂人。在号里,号长打人是经常的事,看守所的恶警没有不打人的。除此之外时常听到电棍打人时发出的滋滋声、人被电时的惨叫声,还可以闻到烧焦肉的味。这真是人间地狱!一个个看守管教也都象魔鬼般的凶残恐怖。

    三个多月后,他们又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小号监室里。小号监室里没有窗户,没有通气孔,并且还放着一个马桶,铁门长期关着,铁门上有个小孔作为送饭用,白天黑夜都开着灯。在小号监室里又关了我三个多月。2000年1月29日,我被非法判处缓刑一年。

    出狱后,邯郸市公安局、国安局安排特务一天24小时监视我的住所,家中电话长期被监听。有时国安特务突然闯进家问我,问的都是谁来看过我。所有来看望过我的亲朋好友都被跟踪,若有法轮功学员来看望我,他们就把他作为犯罪的证据。如刘军,现已被判刑13年,杜秀英等人也被他们骚扰。

    流离失所 多位法轮功朋友被折磨致死

    2000年,为了躲避中共的进一步迫害,我与丈夫刘葆春一起逃到了山东省聊城地区,和当地学员及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取得了联系。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断升级,电视、广播、报纸铺天盖地的诽谤法轮功,不断的传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劳教、判刑,甚至酷刑折磨致死的消息。每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都一阵痛楚,悲痛极了。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就如同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我们要让被中共宣传欺骗的民众了解真相。于是,我和其他学员开始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揭露中共的邪恶行径。聊城地区是山东省四大贫困地区之一。我和丈夫刘葆春无处安身,不得不挤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没有自来水可喝,只能喝被污染严重的红色的井水,又苦又咸又涩,衣服洗出来都是发黄的。半年都洗不上一次澡。

    后来,我认识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王凤伟和张震中。他们都是被迫流离失所的。张震中是山东工业大学在校学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学校开除学籍。2001年5月,张震中去河南省汤阴县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河南省汤阴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七天被迫害致死,死时只有22岁。张震中是个外表英俊、人人都喜欢的小伙子。他被非法抓捕后7天离开人世。他母亲听到这个噩耗,当时就精神失常了。他父亲一天到晚流泪,最后离家出走。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抱头痛哭。我真的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这么残忍,竟然对一个22岁的小伙子施以如此残酷的酷刑。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震中被打死的时候,白色的衬衫全部被染成血色,惨不忍睹。然后,秘密火化。

    我听说研究会的王治文在1999年7月19日被抓,中共非法判他16年徒刑。我与王治文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个温和善良的大好人,他在监狱里饱受酷刑。我听到后心里很难过。

    张震中被折磨致死后,我又和王凤伟、郝增旺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我们都被中共四处追捕,相依为命,亲如姐妹。2002年2月25日(正月十四),王凤伟出去挂大法横幅,被山东省阳谷县定水镇巡逻警察绑架,当时她是被山东省通缉的,先后被关押过8次。抓住后,警察把她打的半死,然后扔到汽车的后备箱,绑架到莘县看守所。他们把她关到小号,逼迫她放弃信仰,并用尽了酷刑。他们扬言“死了都不放她。”她一直不放弃信仰。他们又把她单独关到一个小屋,锁上门,2002年11月30日王凤伟被折磨致死。家里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只有一只手(右手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王凤伟被折磨致死后他到处流浪,无家可归。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中,她的遗孤祝玉斌经常捧着妈妈的照片哭泣。

    我周围的同修不断的被抓、酷刑折磨致死,我的心无时不在煎熬。当时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山东省公安厅联合在一起到处通缉我。我时时面临着被抓、失去生命的危险。

    中共最怕法轮功学员揭露他们的迫害行径,所以他们丧心病狂似的抓捕做法轮功真相资料的学员。中共一直在地毯式的搜捕我们,不断的搜查出租房屋。我们很难找到容身之处。由于我们长期流离在外,没有经济来源,所以生活非常困苦。我到农民里捡人家扔掉的菜叶,回来腌一下就吃了。吃的时间长了,见到菜叶就反胃。由于吃不到有营养的食物,我们个个都面黄肌瘦。因为我的丈夫刘葆春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家,我原来的家庭生活条件特别优越。流离失所来到了贫困的农村地区,我变成了土里土气的农村老太太,穿着肥大的土布衣服,经常深夜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走,深一脚、浅一脚的。

    历经惊险 躲避疯狂抓捕

    在2002年7月17日晚,我和丈夫来到了深圳女儿家,18日早晨就被长期监视我女儿住处的邯郸市公安一处、610和园林处保卫科一个姓杨的共6人(这6人是公安一处副处长姓吴,刑侦队长李亮,还有姓吴、姓安的两名年轻警察,还有园林处保卫科姓杨的,其他不知姓名),深圳当地公安两人(三十多岁,不知姓名),共8人闯入我女儿家,强行把我和丈夫抓走。

    他们当场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说我没犯法,我不签。他们恶狠狠的说你不签也得跟我们走。女儿尚未修炼法轮功,当时还怀有6个月的身孕,她被吓的脸色发白,双手冰凉。我安慰女儿说:“别怕,你爸爸妈妈不会有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记住,我们都不会自杀,如果有个好歹,就是被他们害死的,你就到联合国去告他们。”

    在抓走我们的同时,他们还将我身上的700元人民币和我丈夫身上的1600元人民币、我在女儿家存放的法轮功书籍以及丈夫画的佛像和书法作品全部强行抢走,之后将我夫妇俩强行绑架到深圳第三看守所。我们在那里被关了两天,7月20日,邯郸来的6个人将我夫妇俩又绑架到邯郸。

    到邯郸后,我们被关押在邯郸地区粮食局的一个招待所里,整个公安局一处、610的恶警等20多人全部搬到招待所办公,分成三班看守我们,并且分组分批对我夫妻俩进行昼夜不停的审问,上午审、下午审,晚上12点后审,更不让睡觉。就这样连续审了七天七夜,我们的身体被折磨的极度虚弱,曾几度出现生命危险。

    他们对我丈夫这样一个60岁的老人用刑,用手铐把他铐在床头上,白天晚上也不让离开床半步,时时采用恐吓、威逼、欺骗的手段对他审问,更不让他有一点休息的机会,给他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对他们说:“你们就别审了,再审还是那句话,我们没做任何违法的事,没和任何不好的人来往过。”公安一处郭姓处长说:“现在叫你说是给你机会,要是把你送到一个不说也得说的地方,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说:“我告诉你,对一个修炼人、一个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人,你们什么办法都不管用。作为一个人来说,我已经是快60岁的老人了,一生也走过来了,我还怕什么。我要求你们无条件的送我回家。”

    我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绑架以及轮番昼夜不停的审问。绝食第四天公安局一处的恶警李亮和一个女恶警把我送到邯郸第二看守所。看守所医生要给我强行灌食,我对医生说:“我没有犯法,是他们绑架我,是他们犯了法,我要求放我回家。如果你强行灌食的话,我叫你是第一次灌也是最后一次灌,咱们没冤没仇,你不会杀死我,你也不想担当一个杀人犯的罪名吧。”于是医生不再给我灌食,随后给我检查身体,发现我病情严重,生命垂危,他们怕我死在看守所里,怕担责任,看守所拒收我。

    恶警李亮和那个女恶警没有达到把我送进看守所的邪恶目的,又把我拉回邯郸粮食局招待所。他们还不死心,不相信看守所医生的检查结果,叫来邯郸市中心医院心脑科专家(姓名不详)给我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发现心脏比正常情况肿大一倍,随时有生命危险。

    他们把我送到中心医院,借此又来敲诈我家人的钱财,逼迫我儿子拿钱,要给我打针输液,被我严厉的拒绝。我说:“我修炼这么多年,原来所有的病都好了,几年来从未吃过一片药、打过一次针,目前我这个样子都是你们迫害的,我要求你们无条件的放我回家。”

    在医院迫害我期间,我趁监看我的人熟睡之时,于2002年8月22日深夜2点离开了医院。我步行了8夜7天,不敢走大路、不敢坐车。靠晚上辨别方向,向山东方向走。路上没钱、没食物,到地里吃生玉米、花生充饥,到水沟里找水喝。最后我终于步行到了山东省。当我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摸到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家,一开门我就差点没晕过去,几乎摔倒在地,头晕眼发黑,一点力气也没有。在同修的精心照顾下我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邯郸市公安局和610听到我逃走了,把整个邯郸市都戒严了、他们为了抓到我,封锁了所有的大小路口、车站。他们把儿子、儿媳抓到公安局,单独审问,逼迫我儿子领着一帮警察找遍我所有的亲属家,所有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都逼迫我儿子负担。为了找到我的下落,他们把河北省邯郸市和山东省聊城地区的大部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审问了一遍。问他们跟我有联系吗?为了抓到我,他们搜查了一部份河北省邯郸市和山东省聊城地区的在家的法轮功学员。后来,他们知道我在山东聊城。在山东聊城的汽车站设点监视来往旅客,妄图在车站抓到我。他们将我的照片和简历发到山东省、河北省的大小单位,搜捕我。

    2002年8月,我和另一位同修郝增旺实在没有地方可住了,我们逃到一个偏远贫困的农村。一个农村的好心人收留了我们。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把我们安排到一个养鸡房。这个养鸡房是一个废弃的小土屋,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养鸡房的墙壁上往下掉土渣,屋里爬满了跳蚤、飞蛾,还有不知名的小黑虫,晚上睡觉时老鼠到处乱窜。一个30多平方米的小土屋,养了500只鸡。鸡身上的温度将近40度,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屋里闷热难耐,鸡粪臭气熏天。鸡绒毛到处乱飞,把我们鼻孔都堵上了。我们只好白天在鸡房,晚上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透一下气。

    为了躲避对我的追捕,几年来我搬过七、八十处住处,最长的住过五个多月,最短的仅呆过几个小时。2003年的过年前夕,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被抓,在恶警的酷刑逼供下,说出了我们的住处,我们不得不赶紧逃离。北方的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的,这么大的中国竟然没有我们的安身之地。我们在农村的土路上徘徊着,不知该往何处去。

    为躲避国安特务的绑架,我曾住过野地里的茅草屋、也住过农民种菜棚、养鸡房,还住过村民废弃的破屋,也曾被好心的村民收留过。经常是一天都吃不上食物,一天能吃上一顿饭就算很不错了。白天我不能出门,晚上出来到法轮功学员家或村民家找食物。我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遭受了中共邪党长期的肉体和精神迫害,造成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倾家荡产,夫离子散,流离失所。

    多次被抄家

    我的家多次被国安特务非法抄家,已经成了邪恶的国安特务随便出入的地方。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被国安特务一扫而光,包括我们一生中收藏的名人字画、文物古董,他们明着抢,暗着偷。在2005年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欢聚一堂过着新年,他们别门撬锁,抢走了所有我的照片、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金银首饰、笔记本电脑、VCD、照相机、生活用品以及两次非法抓捕我的拘留证、逮捕证和判决书,还有值钱的证券和我丈夫创作获奖作品的奖牌等。

    亲人所受的伤害

    几年来长期在外漂泊流离,住无定处,也经常的被特务跟踪,包围住处,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女儿居住香港,即使在香港也经常被中共的国安特务骚扰、恐吓、跟踪、威胁。我很了解国安特务的邪恶手段,所以几年来为了儿女不受骚扰,也为我们自己的安全,从没有和儿子、女儿联系过。我离开他们时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事越少,对你们自己和我们来说就越安全,一点不知道就更安全。”

    那几年我也没和女儿、儿子联系过,出生已两岁的外孙长的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也更了解我那孝顺的儿女,为我们是多么的操劳、担忧。为了安慰女儿那伤痕累累的心,为了我和其他同修的安全,我到外省几百里外用公话给我女儿联系过一次,接到电话后,女儿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七年来,我的亲人们被长期的监视跟踪,随时被审问,电话被监听,住所被监视,连我几岁的小孙子去上幼儿园都有人跟踪,并野蛮地采取欺骗的手段审问我的小孙子数次。他们用哄骗的手段问孙子,“你奶奶在哪里?”面对这些无耻警察的纠缠,我的小孙子从不正面回答他们,因为他知道奶奶是好人,坏人正在抓奶奶。他经常所答非所问,说:“你知道恐龙是怎么灭绝的吗?”弄得这些警察哭笑不得,使他们什么消息也得不到。99年7.20警察抓捕我时,我的小孙子才一岁多。他多次目睹警察野蛮的砸门、象土匪似的闯进我家,绑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看到警察进我们家,他就吓的浑身发抖、大哭。由于长期在恐惧中生活,在长期的精神压抑恐惧下,他幼小的身体经常发烧,一遇到惊吓就发烧,导致无法正常走路,成为一个残疾儿童。我们悲痛欲绝,这给我已经破碎的家庭造成了更大的有如雪上加霜的悲痛。

    千里寻母

    在2004年9月29日女儿决定带着不到两岁的外孙回大陆看望我。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下飞机就被邯郸和当地的国安特务有计划的跟踪,并用摄象机一路跟一路摄,一直跟踪到山东省冠县我所居住的地方。当我们发现被跟踪后,不到两岁的外孙被吓得抱着她妈妈不敢放手,懂事的他更不敢大声哭,只能哽咽着叫妈妈:“我怕,我怕。”孩子被惊吓的曾一度发烧昏迷。在当地善良村民的帮助下,我母女、外孙三口逃离了虎口。

    没有抓到我,这些国安特务气急败坏,于是河北省邯郸市的国安和山东省聊城市的国安勾结在一起,动用了30多辆警车,100多名警察包围了我所居住的地区,象扫地毯一样挨家挨户的搜查了7天7夜,连野地里看庄稼的小屋和苹果园都不放过。真是穷凶恶极到了极点,丧心病狂要置人于死地。不仅这样,他们还用惯用的伎俩欺骗当地的村民说:一个老太太杀了人后躲藏到这一地区,为了你们的安全,谁看见了马上举报。

    2004年9月30日,跟我在一起做资料的法轮功学员郝增旺、郭照勇在山东省冠县被抓。我刚逃离虎口,跟我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法轮功学员郝增旺、郭兆勇被抓,真是令我剜心透骨的难受。天黑了,我跑到野地里大哭一场,哭累了,躺在野地里,眼前浮现出他们两人遭受酷刑的场面,我心如刀绞。我不知道他们两人的死活,面对如亲人般的同修遭受折磨,我却无能为力。

    穿越太行山

    2005年4月,河北省邯郸市国安和山东省聊城国安、公安、610全部出动,四处搜捕我们的下落。我们能住的地方已经住遍了,都不能再住了。被逼无奈,我们只能离开当地向西走,走到哪,算到哪了。我们同行的三个人都是被通缉的,没有身份证,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小路。我们开着三轮摩托车,非常颠簸。三轮车左摇右晃的。有一天,我们走进了太行山。开着破旧的三轮车走在盘山道上,这个盘山道正在修建,路上铺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石头,路面高低不平。路的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山。山石经常往下滚落。我们穿过800里的太行山。途经荒凉的山林、几十个山洞。一路上忍饥挨饿,加上剧烈的颠簸,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路边倒下就睡。再加上没有食物可吃,我被折磨的筋疲力尽。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否走出太行山。最后我们终于穿越太行山,走到山西省洪洞县。

    泰国避难 成功抵美

    我和丈夫自2002年7月被中共绑架分离之后,从此失去了联系。我很思念我的丈夫,不知他是否安全,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每当月圆的时候,我都会非常思念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女,还有我那被中共迫害残疾的小孙子。后来,听说我丈夫刘葆春于2003年逃到泰国,得到了联合国的难民保护。我于2006年7月在朋友的帮助下也逃离中国来到泰国,与我分别四年的丈夫团聚。最后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美国政府、联合国难民署、泰国政府及法轮功之友的帮助下于2007年11月15日安全抵达美国。我们非常感谢在这一过程中帮助过我们的联合国难民署、美国政府及泰国政府的官员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正义人士。

    为停止迫害法轮功,我要勇敢的站出来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8年多了。在这8年多当中,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劳教所、监狱、迫害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例如,2001年,山东省莒南县的法轮功学员王行垒流离失所到山东聊城阳谷县,被抓几天后,遭酷刑折磨致死。2002年,河北省成安县法轮功学员寻瑞林被抓后,四、五个警察围着寻瑞林打,他的白衬衣变成了紫红色,浑身是血,一个星期后被迫害致死。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大法弟子邢同福被判刑,至今还在监狱遭受迫害。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大法弟子董新海、徐增侠、张光宝,聊城教师张峰还在山东省淄博劳教所遭受迫害。

    我逃离中国来到美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然而,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在中国正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要站出来,向世界上所有的民众讲述我和我的法轮功朋友所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告诉他们在中国仍在发生着残酷的迫害,唤醒人们的良知。让世界上所有的正义人士都能勇敢的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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