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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离我被非法劳教三年期满释放还有两天的日子，我突然又被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和当地邪恶的“六一零”及政法委绑架到外地的一个邪恶洗脑班，妄图对我進行迫害。
当时我是被劳教所的恶警骗出去的，等我一到楼下，就看到有一辆面包车停在那里。周围有很多人（包括劳教所的恶警、所长还有我不认识的人）。这时有人问我户口是什么地方的，我告诉他们后，他们就说他们是当地的，要求我配合他们的“工作”让我上车。我知道“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没有配合他们，同时我让他们出示证件，可是这些人没有人敢出示证件。 他们看我不上车，那个劳教所的所长就命人强行将我推上了车，我当时高喊“法轮大法好！”那时我看到了它们惧怕的表情。在车里，立即有两人将我夹在中间，把我的两手按住，并声嘶力竭的对我喊，让我冷静的配合他们。我当时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有一恶警对我说：给你换个地方，比这（劳教所）要好的多，是三星级宾馆，对你進行“转化”，给你洗洗脑。我听后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对他说：你给我洗脑？我还要让你退党呢？！那人听后对着我的脸部，就给了我一下。为了抵制他再对我下手，我伸手去抓那只罪恶之手，他吓得赶紧缩了回去。当时我质问他为什么打我？那人却恬不知耻的说打我是爱我。这时又有一个人用手对我指指点点，我义正辞严的告诉他把手拿开，不要用手对我指指点点，他马上就收敛了。我知道这是正念的威力，“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也三言两语》）。 在他们将我往洗脑班送的路上，我一直发着正念，清除那些恶警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同时又给他们讲真相，讲这些年来邪恶的中共对我们的迫害。在快要到洗脑班时，车突然爆胎了，我知道这是正念的作用，我开始针对此事告诉他们这是在警示他们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他们根本就听不進去，我趁他们换轮胎之际，往车下蹭、走，这时我两边的两个人吓得赶紧强行将我的双手向后背过去，将我往下按。换轮胎的人也围攻过来，开始对我动手，他们根本就不顾我身上的伤痛（双腿当时被劳教所迫害的很严重），而且极其嚣张。持续了一会，在我后面的一个女警察说了一句话，他们才松开我，我开始询问打我的人的名字，可他们没有人敢说，然后我被他们送到了洗脑班。 一到洗脑班，我的双腿已经行走很费力，这时我听见洗脑班的一个女的说：人都这样了，我们不能收，紧接着过来两个人将我架到楼内的一个屋子里，放到床上。洗脑班的人开始给我量血压，询问我身体的情况，我就将这几年劳教所将我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同时也告诉他们我目前正在绝食抵制迫害，劝他们不要收我，谁参与了对我的迫害，将来谁也推卸不了这个责任。他们却说在劳教所不“转化”送到这来就是应该的。我就开始不停的发正念，让他们不要收我，也许当时是正念不强，或者是有一种隐藏很深的怕留在这里被它们“转化”的人心，导致洗脑班将我留了下来。送我的那些邪恶之徒仓皇的逃走了。“求出来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的执著呀。”（《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然后我开始不停的发正念，调整自己的心态，查找自己的不足。慢慢的我的心稳了下来，我就开始向周围的人揭露中共的邪恶，劝他们退党，同时还给他们讲三年来劳教所是如何迫害我和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洗脑班以前非常的邪恶，它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曾经在明慧网上多次曝光过。这时那些人却伪善的告诉我，说什么劳教所是邪，可他们这不打也不骂。对于他们的那一套，我根本就不听，师父曾讲过不要指望旧势力给我们什么恩惠，我知道中共这个邪恶的本质就是：邪、骗、煽、痞、奸、挑、斗、灭、控，我就抱着全盘否定的那一念，守住自己的正念。“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然后我开始试探这里的情况，这时有位违心“转化”的女学员来看我，智慧的给我讲了一下这里的情况。她说她是怕被送劳教所才违心的做了自己不该做的，这时，她却不知为何对我说了一句：你也得摔跟头。也许这句话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我开始有点心不稳，心里开始用人心在想，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同修大部份都“转化”了呢？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更邪恶手段呢？当这样的念头刚闪现出来时，我开始发正念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就这样，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我开始背师尊的《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关于有同修提问关于被劳教判刑的学员不能炼功怎么办的那段讲法。因为在劳教所那个邪恶的黑窝内虽然面对种种迫害能做到不向邪恶妥协，可是在一些小的安排中却没能做到正念正行，总觉的自己离法的标准差的很远。面对这个形势这次我一定要把路走得更正，绝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我就开始了以后的证实法之路。 在绝食的问题上，我也想过很多，在劳教所和其它邪恶环境中，我也曾多次绝食，由于每次的基点不同，达到的效果都不一样，但这次我知道我绝不绝食它们都会放了我。但是我想起师父曾说“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的不吱声了、蔫蔫的都没了，那邪恶它怕啥？”我当时就想我不能让他们对我太猖狂了，我绝食并不是想出去，就是想抵制迫害。在那里多数人找我谈都是围绕让我吃饭这个话题，针对这个话题我就给他们讲真相。 当时由于突然从劳教所将我带走，家里人和外面的同修都不知道。在到洗脑班的第二天，我利用它们的伪善让他们给我的家人打了个电话，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让他们来看我，当时我就想将它们的邪恶曝光。后来我的家人冲破层层阻碍，终于在五月五日那天见到我，她智慧的告诉我：全世界的同修都在关注此事，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营救我，让我一定要坚持。当时对我的震撼很大，看到同修为了我，付出了那么多，我落泪了，那种溶入一体的感觉更加坚定了自己。 在洗脑班那个黑窝内，我经常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和条件与那里的同修智慧的沟通，有的同修虽然违心的妥协了，我也鼓励他们走回来，告诉他不要错过万古机缘。她们有的也鼓励我坚定到底。对于那些邪悟做“转化”迫害的，我也慈悲的指出她们的心结，严正的告诫她们不要曲解师父的法，不要给师父讲的法下定义，告诉她们错了可以改，劝她们不要再协助邪恶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那里的邪恶之徒和被利用的人看到我走到哪里说哪里，很是害怕，但是却不敢对我做什么，只能尽量避免让她们和我接触。 记得有一次，同修们和看管他们的人在一起唱歌，唱的都是党文化的歌曲，我就发正念，这时有位女同修唱了一首《万世行》，我听后就到走廊给她鼓掌。她问谁会唱《得度》，那些被利用的人可吓坏了，不让唱。我说我会《为你而来》，但跑调。她们说没事，跑调我们也愿意听，就这样我就开始唱，那些人马上吓得散掉了，看我的人也把我给叫回来了，说我打扰别人的娱乐，我只是笑了笑说：一切言论自由。他就不再说什么了。
因为当时绑架我时正好赶上“五一”长假，洗脑班的人推辞说因为放假和送你的人联系不上，劝我吃饭，说假期一过肯定联系让我回家。当时我就想起师父说的，“他有什么保证？谁保证的他？”（《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迫害又不是他发动的。我就和他们说，你保证，他们能和你保证放我吗？当时我就说，通过这么多年，在我身上，我丝毫没有看到一点这个邪党对我有过一点的关爱，对我只有打压。因为他们通过我的经历也确实看到了恶党的邪恶，他们本想伪善的对我好一点，关心一点，让我来感激他们，认为他们是好人，我当时也不揭穿他们，我就利用这些做我该做的。 五月一日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其实他们的用心我早就看出来了，表面上一是检查身体如不合格，也是他们不收的一个借口。二是看我绝食后的身体状况是否需要灌食。三是让我看他们真的是在为我办事。结果在我身上检查出了多种不适合收留的“病”。在医院我不错过任何一次讲真相的机会，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退党，“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下的巨大的场也好，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们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深深的体悟到我不能辜负自己救人的使命。当时那些邪恶之徒也想来阻止我，但是每次都被我强大的正念给震了回去。有一次在给我强行灌食时，有一个人想阻止我，不让我说。当时我就严肃的对他说，你不让我说我就喊。那人吓得马上说你随便说吧，我们不管了。 从五月三日开始，他们开始对我進行第一次强行灌食，每次到医院我都是走哪讲哪，他们也不再阻挡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他们再带我灌食时，还没等我开口讲呢，他们先问医生或出租车司机：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的话，这位大法弟子就劝你退党。我就借此给他们讲真相。有个洗脑班的人对我说，你走哪讲哪，几乎没有任何遗漏。 在洗脑班那几天，他们也经常开会商量如何应付我的事，我知道他们对我很头疼，他们对我说，我不会做你的“转化”工作，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只是思想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也曾对我的亲人说我离“转化”很遥远，他们也经常向上边反映我的情况，“我转化不了她，还影响一大片”（《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五月八日假期一过，他们就通知了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和“六一零”办及我的家人来接我。家人赶到户口所在和他们在当晚九点半到了洗脑班。家人一看到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就开始质问他们，问是否有人打我，当时我指着送我来的两个人打我时，那两人吓的非常无耻的不敢承认。然后洗脑班的人让我家属签字放人。我告诉他们字不能签，当时那些人很嚣张，说不签字就不放人，家人没有丝毫的胆怯，正告他们说：偷偷摸摸把人给送这来了，没有通知家里，怎么没让我们签字呢？放人却让我签字，我们不签！我就对洗脑班的人说：你不要刁难我家人，你们应该找派出所才对，这与你没有关系，你为什么非想找事呢？他们就找派出所签字，最后派出所那边签了字。 当时派出所看到我这个情况后，打了一个出租车，准备直接让家人给我接回去。这时我的家人义正辞严的对他们讲：人都这样了，我们不能接，你们必须派人给我送回去，来时你只通知我们来看人，谁知人都这样了，早知我们就不来了。家里人还对他们说：你们还无法无天了，今天不把人给我送回去，明天我就去省厅告你们，宁可我工作不要了，我也要讨个公道！ 派出所的人非常理亏，却又讲不出什么来，只是说我们不能送，这就样僵持着，同时家人也通知外面的同修发着正念。这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个洗脑班的负责人完全站在我们这边替我们说话，告诉派出所的人赶快把人从这带走，这人我们不能留，还说你们政府为什么怕老百姓？其实那些人是害怕将我送回家时，家里人把他们给扣下，心虚而不敢送我回去。 然后他们就开始开会商量，同时向省厅等方面请示，我在车里静静的发着正念，洗脑班的其他同修也在发着正念，就这样直到五月九日凌晨二点半左右，他们终于妥协了。当时我也曾动心，只要回去就行了，但是当我仔细从法理中悟时，我觉得这不是在和他们争什么，而是正与邪的较量，绝不会有丝毫的让步，就这样坚持到了最后。 最后他们达成了以下协议：由他们出三千元钱订了两台车，洗脑班出两个负责人将我送回家。就这样，我于五月九日凌晨七点半顺利的回到了家。 由于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7/11/4/91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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