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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党文化】第二十一集：“发展是硬道理”吗？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三日】 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漫谈党文化」节目，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 金然：我们这回要谈谈党文化中的一个现象叫做「发展是硬道理」吗？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场景。 ---------------------------------------------------- 主持人：下面请我们的市委陈书记来给大家讲话。 陈书记：最近下面有些说法，搞得人心不稳的，搞些什么小动作。我给你们透个底、只要经济上搞上去、成绩摊的出，百姓不闹事，我看在经济上搞一些特殊，在生活上出一些小问题，我陈书记是会保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二奶、三奶、小蜜啊，谁没有？！我看是小题大做，别有用心，还是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你们记住我的这一点，永远不会错。 ---------------------------------------------------- 方菲：刚才场景中谈到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我想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可能都非常熟悉。 金然：而且认可。 方菲：对。横河先生，我想请你先谈一谈这个「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口号、它是怎么提出来的？ 横河：「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口号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当时的背景是在「六四」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破产了。 那么在这之前是用意识形态作为其合法性的，所以它又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既然在精神领域上不行了，所以就转而到物质领域里面去找。这个就是92年提出的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的背景。 金然：中国其实这个社会在文革之后有很大的动荡，老百姓一直在过苦日子，那在这个之后、你又提出这样的口号，可能很多人都会很自然的接受，因为大家都想能够稳定，日子能过得好一些，是不是这样？ 横河：这个口号听上去，本身你一下子还听不出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它是领导人讲的一句话，后面就没有下文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执行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上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成了有权有势的这些人，掠夺财富、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另外一方面它又成了剥夺人民信仰自由，精神追求和民主自由最大的一个借口。 方菲：您为什么要说这个口号，是权富、权贵阶层追求这个财富最大的一个理论基础？ 横河：是这样的，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有权有势的人掠夺了大量国家的财富，那么它的手段，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主要是早期这个“国有资产私有化”，那么它是以国企改造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这个私有化的当中，根据国内的权威人士估计，在90年代、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是八百到一千亿人民币，那么这个钱就有相当一部份，是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落到了那些人私人的腰包里面去了，这是早期。 到了中后期主要是在房地产开发方面，那么通过拆迁、圈地、卖地，地方政府搞钱。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数据，从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时间之内，这个房地产发开发，地方政府的收入是九千一百亿，这就相当于差不多2005年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有多少落到官员的腰包里面去呢？ 中国没有一个统计数字。但是有一个房地产业内的一个估算，就是说它的贿赂成本，光是「批地」这一项就占到整个房地产、地价的百分之三十。那么这个贿赂成本就全部落到私人这里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九千一百亿里面，至少有三千亿是落到私人口袋里面去了。 那么国家监察局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有问题的高级官员，百分之八十和土地有关系的。那么国有财产私有化和房地产的开发，这两点都是以「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理由在进行的。 金然：横河先生，你刚才在举的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出现了两个腐败的例子。但是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也是在发展，而且很多老百姓也能感受到：我日子比以前好过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横河：这就看怎么样去看“发展”了，因为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所做的这个发展它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发展。 那么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当地引进的山羊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土地能够承受的、草原能够承受的能力，所以很快的，山羊就把草全部都吃完了。 不仅把草吃完了、还把草的根都吃完了，然后山羊没有东西吃了，就互相吃对方的毛。为了防止山羊互相咬毛，这个牧民就把山羊穿上衣服，有个人就到内蒙古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些照片就是山羊穿着衣服所拍的照片。 那么这个牧场的草、连草根吃完了以后，这个牧场就很快的沙化了。而且草原一旦沙化了以后就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其实中共它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它并不是不知道。 在《人民网》上理论栏目里面有一个党课的内容，里面就说到了：很多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看成了「增长是硬道理」。那么其中就提到GDP--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GDP拜物教的这个迷雾笼罩了各级决策者，所以他把官员的政绩就体现在GDP的增长上面，干部考核也是以这个为中心，导致GDP的增长不计方式、不计代价。 方菲：郑义，就是一位作家。他前一阵子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生态环境崩溃报告》，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非常怵目惊心。 横河：另外，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个理论局，有一个研究文章里面提到什么呢？就是许多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 那么以经济增长，经济指标来论英雄。追求一时经济增长速度，结果造成什么？就是盲目上马各种项目，办企业、引进外资，搞的是什么？搞的是形象工程、什么亮丽工程、夜景工程，结果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所以每一任官员都给后任者，还给当地的老百姓，就是留下非常沉重的负担。 金然：有没有什么例子呢？ 横河：这里有个例子：就是大规模的建设，山东枣庄这个地区是个三百多万人口，年产值四百亿的一个比较穷的山区。 因为当地的官员要发展，但城市已经没办法发展了。所以在二十三公里之外建立一个办公区，非常豪华的办公区。为了让官员从市区到办公区上班方便，修了一条二十三公里长的公路，这条公路比长安街还要宽，是世界上最宽的通勤公路。 那么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个地区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他就召集河南省的官员说：你们都不把你们的城市建设的漂亮一些，建议你们到山东枣庄去参观参观。回来要大搞建设。 这个省委书记对全省官员这么说的，而河南省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当年为了脱贫，当地政府鼓励农民去卖血，造成了河南现在是由卖血所感染爱滋病最严重的地区。 金然：确实。国内我看到一些文章在提到「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那种说法就好象是不管你是哪级官员，你只要把经济搞上去，物质生活好了其它都可以牺牲，甚至可以不管的。 方菲：大家也都是这么认可的。 横河：其实他也不仅仅是不管，对自然环境、对自然资源它是不管，但另外一个层面上，就是对于精神和信仰层面上是极力打压。其实它的打压是它最主要的目的，那么为了打压找出一个理由，我给你经济发展。 所以在打压方面它叫什么--「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对官员的评价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发展率，另外一个是政治上的打压，结果最后导致在发展上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然后用镇压来解决所有社会矛盾。 方菲：那是不是中共打着「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号做了很多坏事？但是这个口号本身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横河：不！这个口号本身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生活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它除了基本的物质需要以外呢，它在精神上、在信仰层面上都应该是有发展的。另外还有生活的安全感，还有司法的公正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 方菲：你说这些也是有道理，但是不是物质生活是基础？因为你看过去中国古代有个管仲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物质生活吃饱了、喝足了，你才有更好的礼节吧！ 横河：你要说古人的话，那孟子也说了「饱暖思淫欲」。就是说物质生活的提高，本身不会必然或自然带来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提高。但你如果不去重视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提高的话，片面强调经济的话带来的效果往往是相反的。 这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王力雄曾经举个例子，西藏有个县的公安局局长告诉他：说是以前公安局有三十个警察，整天没事干！为什么呢？因为西藏它靠信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人的道德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那么中共来了以后，便片面的要发展生产一方面，另一方面压制人们的信仰自由，不准人家去信，这样很快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犯罪率就上去了。就同样这一个县现在有七十个警察，整天办案忙不过来。 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就变成了摧毁人的道德、人的信仰堂而皇之的理由。 金然：也是。现在我们走到外面去一看高楼大厦，外表都很鲜亮很时髦。但是好象心里的安全感还不如以前了。总觉得买东西怕它是毒的，带钱多了你又觉得不安全。 方菲：怕抢劫。 横河：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信仰的约束那真是无止境的。所以整个社会经济数据增长了以后，其实社会并没有更稳定，社会矛盾反而加深了。 这里我们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例，从1993--2005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五倍。在同一时间公安部公布群体事件，就是各种冲突事件，几个人以上多的就到几千人的群体事件从1993年的一万起发展到2005年的八万七千起，是八倍多。那么参加的人数从三十万人增加到大概四百万人左右，增加了十三倍。 充份说明经济数据的增长，特别在中国的这种增长方式反而加深社会矛盾。我们举例子：93年正好是「发展是硬道理」提出来的第二年。即使中国的高官他也知道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高官都纷纷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去。 方菲：那我想中共本身它应该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但是它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提倡这个口号？而且在政策上还鼓励执行呢？ 横河：这就是关于中共统治一直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古代是君权神授，所以皇帝叫天子，他的权力是天授的。 现代的民主国家是政权民授，是民选的政府。所以这两个它的合法性都没有人会质疑的，都不需要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合法性。但中共在这两点上它都没有，所以它必然要找它的合法性。 那么在「六四」之前它主要以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比如说「大跃进」那时也是讲经济的，但是当时经济没有那么重要。 「六四」以后经济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人相信它了。它必须在物质经济层面找它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经济上，把“发展”作为这么重要的议题来提，而且它不会改变。 方菲：非常感谢横河先生今天精彩的评论。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谢谢观众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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