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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六日】我50多岁，农村人，97年喜得大法，学法后知道了人生的目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净化，一身的病很快都好了，大法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99年，恶党江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我就用自身的受益向亲朋好友讲大法好，也用粉笔写大法真相，以自己的所能抵制着中共的造谣，击碎着恶党的谎言。邪恶之徒气急败坏，挨家挨门的搜查，搜到我家，看到了大法书，便把我抓到了当地派出所关了三天三夜，家里人送的饭不让吃，只给一点点馒头，喝水有干净杯子不给我用，专捡一个废弃了的里外都是厚厚的污垢的杯子盛水给我喝，威逼诱骗我说出真相是谁做的。 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我一时吓懵了，扯到了别的同修，回家后后悔的不得了，于是我让人给派出所写了一封信，说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与别人没有关系，结果派出所又把我抓了回去，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话都有，骂声不绝于耳，让我把腿伸直坐在水泥地上，不许变姿势，晚上就铐在上。第二天把我劫持到大街上，在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地方逼我手拿粉笔，摆出正在写的姿势强行拍照，到了好多地方，拍了好多次。（后来听说他们拍的照片中，只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字样，却没有我的身影，张张如此。） 随后到胶南去检查身体，所到之处我不停的给他们讲真相，大法如何使我身体健康，如何叫我做好人等等，医院的人试图阻止我，劫持我的警察说：“她就这样，让她说去吧。” 之后也就是2003年5月24日把我关押在青岛大山拘留所，说是拘留一个月，在关押我的那个房间里，还关押着5个大法弟子，（后来知道那5个人全被劳教了，少的两年，多的三年）一去时，因我不背看守所的规程，同室一个偷窃犯对我拳打脚踢，我就跟她讲真相，她就不再逼我背了。 离开看守所时，我去领关我时没收的400元钱，她们多给了我100元，当我发现并问她们账目搞没搞错时，她们还很不耐烦的讥讽到：“就你那点臭帐，有啥好错的。”我说：“你多给了我100元。”她马上瞪大眼睛说：“我正为少100元而烦心呢。”我告诉她大法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好人，她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可这是我们的工作。” 就在我准备回家时，胶南的犯罪人员又将我劫持到胶南关了三天，密谋之后将我绑架到位于济南的浆水泉劳教所，遭受那灭绝人性的迫害长达2年零4个月。 一到劳教所就把我隔离了，不准见任何人，由已被劳教所了的与邪恶为伍的邪悟者24小时看守，她们的任务就是给我洗脑，把她们的歪理邪说强加给我，让我认同她们的言论，对劳教所的转化感恩戴德，我不听她们就骂，骂的没有道理，没有逻辑，卑鄙，下流，只为刺激我的大脑，不让我清静思想，这一茬人累了，没招了，就再换一茬人，还是那一套歪理邪说加辱骂，没招了，就再换。多的时候每次3、4个人，就这样不间断的，连续的，长时间的灌输、洗脑，每晚只有几小时能清静，且不转化的不让睡床，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就这样先后有20多人轮番在精神上折磨我，这些人中有好多是大学生、教师，我看到这些昔日和我一样追寻“真善忍”的同修，在这邪恶的环境里，因承受不住眼前的痛苦，而纷纷丧失了良知，只为眼下的生存，向邪恶之徒摇尾乞怜，沦为邪恶的帮凶，心中的酸楚简直没法表达，同时又时常为人所尚存的一点点善念而热泪盈眶。 一个姓耿的恶警恶狠狠的说：“你是聋了还是哑了，为啥不说话？”我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早就告诉你们“好”“真善忍好”。”她说：“就是不许你说这两句话。你到底要命还是要大法？”我说：“我都要，我生为法生，死为法死。”听后气的她直咬牙，看我实在不转化，就让邪悟者写了转化书，由5个强壮的妇女齐上，有抱我腰的，有拽我胳膊的，有去掰我指头的，试图逼我按手印，我坚决不按，奋力抵抗，她们一次次的强迫，却没有制服我，都没能得逞，直到她们感到实在没办法了才罢休。这样高强度的洗脑持续了近一个月，就逼我去干活了。但在干活、吃饭、休息时还是由邪悟者包夹，不失一切时机的给我灌输谬论，逼我转化，据说转化一个邪党上级给劳教所5000元。 秋去冬来，更惨烈的迫害开始了，那是2003年11月份，劳教所把31个没转化的大法弟子集中起来关到五大队－－严管队。她们扬言说：“你们这些人精神有问题，不行就送精神病院。对你们这些痴迷者，最好就是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死了算自杀，大不了所里赔7000元来了结。”有个大法弟子因开口讲真相，被她们反铐在暖气管上用胶带封住了嘴。恶警特意把我们关到阴冷的地方挨冻，把热饭冻冰了再让吃，结果冻晕了一个，大伙罢工抗议。 2004年农历新年时，因我不向迫害好人的队长等人问好，队长就有非常难听的话骂我，还说：你不转化且不说，你必须得懂规矩，向领导问好。队长王淑贞凶狠的问我：“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来的吗？”我说：“以大法弟子的身份。”“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我说：“因我修大法，你们迫害我，把我抓来的。”“又不逼你转化，只要领导来了你起立问好走时再见就行了。”我说：“你们专门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你们怎么能好呢？”我心想：所有真修弟子都不应该向邪恶之徒问好啊。结果第二天大家真的都不问好了，队长就找我算帐，说我带头不问的，大家都跟我学了，就把我关禁闭了，那正是冬天，不让我穿棉衣，棉裤，棉鞋，从早上6点戴上手铐，坐上特制的中间高两头低的小板凳，每餐只给一个小馒头，挨冻、挨饿、挨骂到半夜12点才放开手铐，仍不让上床睡觉，还坐在小板凳上，直到早6点再给戴上手铐，就这样过了6天，有个大法弟子赵吉华说：贾全美姐那么大岁数了不能那样折磨她，恶警说：“那你来替她。”就把她关起来了。我就这样被关了8天。 到2004年5月份，因我不问好，又开始了更野蛮的迫害。大队长王淑贞把我关到空房子里，她和一名其他类的劳教学员进屋后让我起立问好，我不听，她们俩就揪住我的头发向上提，扭着我的胳膊往上拽，用拳、手无数次的击打我的头部，耳光也不知抽了多少个，用脚踢，用膝盖顶，头发一缕缕的掉得满地都是，鼻子口直出血。她们拽着我照镜子，我不照，就揪着头发将头扭来扭去的直到她们折腾累了才罢手。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持续了6天。副队长张弘又去逼我问好，我不听，她便拳打脚踢，又撕又拽直到累了才停止，每天一次又是3天。之后把我带到宿舍，用绳子将我手绑在双层铁床的最上端的横杆上，因我矮，一米五多点的个子，脚几乎不能落地，从早上6点开始绑到半夜12点，吃饭一只手吃，不让喝水，要喝必须买她们的水喝，也不让上厕所，这样一直绑了十二天，我也十二天没上厕所，他们害怕了，说：“上厕所可以，必须打报告。”我不配合，他们就又把我带到禁闭室，用铐子铐在墙上的铁棍上（单手铐），这会是一天24小时都这样铐着，在十多天时腿和胳膊都肿了（直到半年多的时间才消肿）。那时正是夏季几平方米的禁闭室，关着门，没有窗户，四周的墙全是霉毛，酷暑难耐，霉气冲天。每个想进去制服我的人，待不了几分钟就受不了走了，而我却在这样的环境里被铐了35天，只能站着被吊铐，没有蹲过，没有坐过，没有躺过，站着吃，站着喝，站着睡，但神奇的是自始至终没有过大小便。之后，她们把我铐到夜晚12点就放下，再铐在椅子上，又持续了10多天，随后又双手铐在床上，面朝上，腿伸直，不能翻身，又是4天。出了禁闭室后又被双手铐在床头6天。之后又换了个房间，还是双手铐着，晚上不给开灯，她们叫人装鬼，发出很怪异的声音，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想采用这种方式令我崩溃。白天吃饭也这样铐着吃，并规定吃完必须打报告才能放碗，我不配合，有时扔下，有时碗自己掉了，（手被铐着不灵活）又少不了辱骂和拳脚。 恶警王淑贞看我还不配合就又想出了更阴毒的招：把我关进宿舍找来4个普教学员，两人一帮轮番折磨我，拳打脚踢，抽耳光，膝盖顶，揪头发，用苍蝇拍砍手腕糜烂处（因长时间吊铐，两手腕处已糜烂，都看到白骨了）她们打累了就让我单脚蹲马步，想打就打。有一天两个打手把我刚上完的大便端上来，逼我吃，她俩把我的脸摁到便盆里，沾的满脸都是，逼我端起便盆自己从头上倒下来，浇了个满头满身，还不让洗，强迫我就这样吃饭。 有一次恶警王淑贞进屋，揪起头发把我拖到两床中间铐了起来，把用洗洁精洗水果和刷碗的水兑上热水逼我喝，我不喝她们就合伙往我嘴里灌，整整灌了一上午，总共灌了两水盆，洒的浑身都湿透了，成了一个水人，她们还不时的哈哈大笑。吃中午饭时不让用勺子，逼着用碗往嘴里倒，说这样象个乞丐，让我爹妈知道了好难受。 有一天，恶警王淑贞让我在宿舍走正步，我不从，她就和普教学员胡思娥拽着我的胳膊，从房间的这头摔到房间的那头，也不知道摔了多少个，直到累了才停下。 这些招数都没用，就又想了一招：把床上的垫子撤掉，露出带毛刺的，非常粗糙的木板，到夜里12点后，就面朝上铐在上面，白天铐着蹲马步。这样又过了20多天，那已经是晚秋了，别人都穿春秋衣了，还逼我穿着短衣短裤，夜晚就那么冻着。她们折腾到自己都身心疲惫的时候，就又强迫我去干活了，干活中的迫害就不多说了。 在魔窟里，历尽种种苦难（所经过的时间不一定太准确，因当时无条件记录），在这过程中我不失时机的启迪着她们的善念，用善恶有报的天理制止她们继续行恶。是大法注入了我的心，是师父的呵护才使我度过那生不如死的悲惨岁月，心中越发充满慈悲。 我这只是叙述了大概过程，这两年零四个月的日子，中共对我及其他大法弟子犯下了数不清的罪恶，让这些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愿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大法的美好，恶党的残暴，弃恶扬善，选择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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