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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妈妈
—— 孟宪英的女儿马天骄给有关人员的上访信
【明慧网2006年7月26日】 叔叔、阿姨，你们好： 我叫马天骄，今年17岁，是佳木斯第八中学（原铁路3中）高中二年级学生。当我提笔给你们写信时，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本应该享受父爱和母爱的我，此时却遇到如此难以承受的磨难，我该求谁帮我呢？如果人都能想到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人人都有子女的话，都能把自己的良心放正，能让我如此悲伤吗？ 我只有一个纯朴的想法：努力学习，拿优异成绩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让他们开心、快乐、幸福。在社会上做一个真心为别人好的善良人。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领先，而且连年减免学费，还得到了奖学金。当然，每当我得到荣誉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与妈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每一次也都为自己有一个好妈妈而自豪。 然而当我这次接到“市级三好学生”荣誉证书时，我不但高兴不起来，我倒对我应不应该做这样的好孩子、好学生以及我做个好学生将来干什么等等，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甚至我不想上学了。 我曾有过幸福、温暖的家，有爸爸和妈妈。但从我记事起，不幸就开始侵袭我的家。妈妈得了子宫肌瘤，严重的贫血使妈妈经常卧床不起，每次月经来潮的大流血，都是让妈妈生不如死的煎熬。妈妈经常对我说：“妈妈要出远门不回来，你就到大姨家去住。”大姨家有哥哥和姐姐，所以我每次都在无知、高兴中答应妈妈，同时还会天真的说：“妈妈早点回来，大姨不会给我梳“金鱼”头，欣欣会想妈妈的。” 后来我才渐渐的明白了妈妈的话外音。也许就是这份母女骨肉情牵着，让妈妈放弃了轻生。那时幼年的我每当看到妈妈痛苦的表情，我总是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不敢出声。 不知是哪一年，妈妈修炼了法轮功，从此改变了妈妈的人生。很快妈妈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温柔的笑容又回到了妈妈脸上，而我也从妈妈的痛苦和压抑的环境中解放出来。 就在我象小鱼儿一样自由遨游在幸福海洋中的时候，一个晴天劈雷在我头顶炸响。2003年5月17日爸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突发脑溢血病故。妈妈痛不欲生，精神几近崩溃。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真切的感受到了骨肉分离的剧痛，仿佛我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每当别的孩子提起他的爸爸时，我都会很痛苦，我已经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了，可我每当这时，我又会安慰自己，天娇不能愁，我还有一个好妈妈呢。学习之余我也尽量尽我所能劝慰妈妈，我也深知天娇不能再没有妈妈。 就在爸爸去世的一年后，家住外地的大姨因修大法，被非法判了三年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妈妈曾多次去劳教所看望姨妈。但每去一次都因不肯念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制定的骂大法、骂大法师父的“问卷调查”，不但见不到姨妈，还要遭到警察的恐吓，精神多次受到刺激。 2005年冬，被迫害的骨瘦如柴，行动完全不能自理的姨妈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接到我家。姨妈的身体经医院检查是脑血栓，内脏器官都严重病变，最严重的是肾占位（即癌症）。姨妈在我家近四个月中，通过学法、炼功，加上妈妈的精心护理，身体大有好转。当家人把姨妈接走后，妈妈的精神一直很紧张，担心姨妈再次被绑架。 近期妈妈看到一张小报有关“中共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导，在这种残暴、惨烈的恐怖压力，妈妈精神彻底崩溃了，她在家里常告诉我：“今天警察又把某某某抓走了，摘器官去了！”或者“咱家被公安局监控了，你看到处是监控器！”妈妈白天整天在街上游走…… 那些天我一边上着学，一边惦记着妈妈，就怕有一天回家见不到妈妈。然而，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坏。 2006年5月30日上午，妈妈在佳市百隆市场附近，看见一个卖瓜子的老太太，妈妈因神志不清，想要拿100元买老太太的包，老太太不肯，双方正在为此包拉扯之际，被正在巡逻的安庆派出所包片民警王化成看到，妈妈在13点左右被带到安庆派出所，在妈妈神志不清情况下，警察对我家非法抄家，搜走了几本大法书和录音带，并把亲属为我学习用而买的电脑也打开检查，在没发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强行将电脑搬走，说是回去研究研究。 当日半夜，妈妈被送进佳市拘留所，据悉当时拘留所拒收，而派出所找人强行送入。次日，姨妈带着病痛从外地赶来带我去看望，妈妈已不认识家人了，面色苍白，食水不入，看守所出证明要求办案单位放人，而派出所警察要求姨妈在保证书上签字，姨妈因保证书有要求“随叫随到，不许离开当地”的字样，并且这种抓捕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拒签，派出所以此为借口拒绝放人。 事后第六天，姨妈去看守所探望，看守所告知：已下通知，证明孟的精神有问题，要求“改变强制措施，放人”。次日家人先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所长栾晓磊竟然拿着看守所的通知书，打电话找到公安局国保大队陈万友，当着我和姨妈的面就说：他们（看守所）说病危不收就不收了……等等。 当我和姨妈去公安局要人时，陈万友说：“拿钱来领人。像她这种情况得交一万多元钱，看她就娘俩挺困难的，就交五千元吧。”姨妈说：“她家里只有一个上高中的孩子，娘俩还在租房住呢，哪有钱呢。”陈说至少也得3000元，姨妈说：“她精神不好不能关押，为什么放人还交钱？”陈说：“光说有精神病不行，得有诊断证明。”在亲属的再三要求下，陈拿起电话让栾小磊通知家人自己去精神病院去开证明，姨妈去精神病院，接待的医生说：我们不对个人。医生出于职业道德，拨通了栾晓磊的电话，接电话的警察叫张国福，当医生对张说明检查所需材料包括病人家属证言、邻居证言、看守所管教证言等时，张蛮横的回绝说：“这不是我们负责的，不管。”当再次给陈万友打电话时，陈也是回避。当我和姨妈再度去派出所要求放人时，安庆派出所竟然出具一张对妈妈的刑事拘留证，并推卸说已把材料交市局处理。 妈妈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被送到西格木劳教所迫害，我因此而不能正常就学，并无人照看。 前几天老师找我谈话，鼓励我“明年就要高考了，一定要考出好成绩”。老师的关心，再一次触动了我去思考自妈妈被关押以来，通过跟姨妈到各级机构去要妈妈的经历，接触到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妈妈是中等专业毕业的，可也算是知识份子，更何况妈妈从不占别人的便宜，如果不是被吓得精神不正常了，她能为要买一个卖瓜子的老太太的包而与人争执吗？为什么要不顾事实编造罪名非法关押呢？这些“警察叔叔”难道不懂什么叫“执法犯法”、“落井下石”吗？ 为什么给钱就放人，没钱就劳教，我不懂法律，有这样一条规定吗？而且还可以象卖菜的小贩一样的讨价还价吗？ 作为国家的公务员、执法者，张口就说“法轮功好，我也没办法，共产党让我干我就得干”，那共产党不是说为人民谋幸福吗？怎么不让做好人呢？再说共产党培养的干部都是没有头脑的，像机器一样的分不清好坏、对错、那样无理智吗？ 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到底为了什么？我如果将来当一个警察，也会去这样勒卡无辜的百姓吗？ 那么我刻苦学习的前途是什么？我选择如果我所学的知识，不能用于建设我的国家，不能问心无愧的服务于那些善良的人们，不能为那些孤独无助的好人伸张正义，而成为一个暴政指挥下违背民心、残害忠良、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工具，那我宁愿现在就放弃学业。做一个有人心的，有良心的普通民众， 我要我妈妈！我要我妈妈回家！！！ 叔叔、阿姨，我相信一定会有良知正义的清官。请伸出您的正义之手救救我的好妈妈，帮助那些像我妈妈一样的那些无辜的人早日回到亲人的身边，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吧。像我这样一个孤独的女孩不能没有妈妈，更不能没有与妈妈相依为命的家呀！ 上访中我也亲眼目睹了一些善良的各级领导，迫于压力和无奈，有的歉疚的说“我们只能最大限度的做到这些，请理解”；还有的说“权力有限，虽然不能给你解决根本问题，但我们会帮助你”；特别是那些仗义执言的律师说“上边不让给法轮功做代理，但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在此谢谢各位叔叔、阿姨，虽然现在妈妈暂时没有回到我身边，但您的善念、正义、良知、对我的理解就是在帮助我，已经给了我要回妈妈的信心和勇气。众志成城，我愿象《宝莲灯》里的沉香那样救出妈妈。 我也常常对着夜空告诉妈妈：我的好妈妈，您一定挺住啊！您的女儿会尽全力讨回公道，妈妈一日不归，女儿上访的脚步就一刻不能停歇，终究会有正义的人为您伸张正义的。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回家！！！ 此致 孟宪英的女儿：马天骄 当你们看过马天骄这封发自内心深处的倾诉，不知你们有何感想。作为姨妈的我，读完这封信后，真是悲痛万分，想不到她妈妈被关押一个多月对她的精神压力，竟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内心世界发生了这样的巨变。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孩子成熟的象征，还是危险的信号？我庆幸的是：孩子能把你们作为父母官向你们倾诉心声。 天骄在妈妈被非法关押后的一天，手捧着“市级三好学生”荣誉证书回到家，一进门，就对我说：“我想妈妈。”说话间，泪如雨下。我理解孩子此时的部份心思：这份成绩里饱含着她妈妈的心血，也包含着天骄的付出。我忍痛安慰孩子：“择日我们去要妈妈，妈妈很快会回来的。” 接下来的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孩子的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她听说妈妈被非法劳教了，天骄心情更加沉重了，我安慰她：“我带你去看妈妈，把这喜讯告诉她。”当我带着孩子到劳教所去看望她妈妈时，却又是拒绝接见。距今已一个半月过去了，天骄也没见到妈妈。 天骄是个坚强，懂事的孩子。她从不在人前落泪，可是晚上我却经常被她轻轻的抽泣声惊醒。因她一直跟妈妈同床共寝，现在她身边不仅没有妈妈陪伴，而让她更加忧虑的是妈妈的身体，妈妈一旦精神分裂，天骄就是一个不仅失去了父爱，又得不到母爱的孤儿了。 天骄几次提出不上学了，要和我一起救妈妈。她说：“我已经失去了父爱，我不能再失去这唯一的母爱，不能失去与我相依为命的妈妈。”我劝她：“上学的年龄，就是把学习搞好。”孩子说：“大姨妈，通过这些天找各级组织要妈妈，我总是在想，我学习好到底为什么？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些政府官员不都是共产党培养的吗？他们不但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还执法犯法，落井下石，我将来被培养出来就是像他们一样吗？要是那样我宁可不上学了。”这也就是她给你们写那封信的原因吧，我真的不愿不敢在往下想了。 在此我想向各位领导大声疾呼：请你们用“良知”与“正义”来制止这场对法轮功灭绝人性的迫害吧！这绝不止是一个马天骄、一个孩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的迫害，更长远一点说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呀！ 谁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都得为他的那个错念或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人做什么事，都是给自己做的，善恶都有回报的。这是天理。并不是象佳木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陈万友说的那样“是共产党叫我干的”就可以推卸一切罪责。 回首当年文革时期国人的变态表演，现在的国人把其说成是精神病，就连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人，想一想又有多少感慨。文革结束后，参加打、砸、抢的造反派哪一个逃脱了关、押、杀、罢官、革职的厄运呢？ 当这场对一群好人的迫害结束后，哪个杀过人的凶手就说一句“共产党叫我干的”就可以一推了之而不承担杀人之罪吗？我相信所有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亲人，他们都不会忘记是谁在关键时刻敢于伸张正义保护了自己的亲人，自古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苍天有眼，神目如电．”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看谁能说：我是一个匡扶正义的正人君子，看谁在正与邪的面前选择了真诚和善良。未来会证明这一切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不再重演历史的悲剧，为了使迫害法轮功的闹剧尽早落幕，为了更多的还有良知的世人早日觉醒，为了给象马天骄一样更多的孩子一个圆满的答案，更是为亲人讨还公道，使马天骄有一个温暖的家，我将一如既往走下去。因为“一个人一旦知道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 在此恳请各级有关人员认真的看一看马天骄的这封信，发出你们正义的声音，伸出你们善良的援手，就从还马天骄一个温暖的家这里开始吧。 祝普天下的好人终有好报。 马天骄的姨妈
我是妈妈唯一的孩子，妈妈是晚婚，生我时妈妈已经是37岁了，妈妈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倾注在我的身上。从我懂事起，妈妈教育我最多的是如何做个好孩子。我记得我上幼儿园时，每天都要向妈妈汇报我今天又为别人做啥好事了；有一次一个小朋友打了我，我告诉了妈妈，我以为妈妈一定会帮我找阿姨，可妈妈却教我怎么样受到欺负而不计较，妈妈经常用真诚、善待他人的故事，引导我的言行，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真诚、善良、坚忍的种子，为我今天优秀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2006年7月
马天骄的姨妈给有关人员的上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