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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6年7月20日】我叫祝立敏，天津市武清区东马圈乡西刘庄村人，是个农村妇女，在1997年底喜得大法，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原本不和睦的家庭和睦了，使有病的身体康复了，和邻里的关系容洽了，所以村里的人都说我学大法变好了。
可就在99年以后，一场疯狂的对法轮功全面打压开始了，使我受到了多次非法关押，只因不骂给我祛病、教我修心向善的师父，就被拘留40天、送洗脑班折磨40天、判劳教一年、加期4个半年、重判两年，还有不算刑期的劳教所关押，一共遭受了五年半的迫害。 2001年的1月1日，警察又一次把我从家里弄到东马圈派出所，问我还炼不炼？如果说不炼了还得去所长办公室（当时的所长是刘新国）去录音，得骂师父、骂大法，录完音才准许回家，不骂就拘留。我想想自己在大法中受益那么多，怎么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呢？不能呀！ 于是我就被推到室外冻了一夜，当时正是数九寒天，还有几个不肯说违心话的同修和我一样在外面冻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就把我们送到武清区拘留所。其中有一个同修，在家人以死相逼的情况下，违心的说了违背师父和大法的话，当时就嚎啕大哭，被家人架着离开了派出所；回家后，再也承受不住良心的谴责，又跑回派出所，声明：“我说的话作废。”于是这位同修和我一起被送到拘留所，先说15天拘留，又说改刑拘，直到40天左右才放我们回家。 我还记得当时的场面，那些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说违心话的同修，说完后哭得死去活来的被家人架着往外走，真象农村出殡一样。我更进一步领会到，良心的谴责比身体的苦还要苦。 回家后警察每天叫我去派出所，一去就是一天，直到晚上才叫回家。第二天我说我不来了，家里没人做饭，还有好多活儿。到了第三天的早上，乡里的政法委书记郝玉亮来到我家，我正在拖地，他说叫我去乡里呆几天，我说不去，因为我去了你们又说我不给孩子、大人做饭，说我们法轮功不顾家、不管孩子和大人。 这时他们打了一个电话，叫来了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当时他们要拉我，我说谁要动我我就撞暖气[注：自残、自杀不符合大法法理]，他们没动。过了一会，他们慢慢绕到了我的背后，几个人一齐上，两个人拽胳膊，两个人拽腿把我抬了出来，推进了车里，当时我喊：“抓法轮功了！无缘无故的抓人！”当时好多人都出来了，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把我拉到了乡里，当时有李刚、综治办的刘宗民，别的我就不知道叫什么了，到乡里呆了一小会儿，就又把我强行抬到了汽车上，把我送到了“武清煤厂洗脑班”，到那里强行转化，不转化就体罚，“三点一线”日夜罚站，鼻子、肚子、脚尖靠墙。因当时我胖，肚子大，所以鼻子靠不上墙，他们就用力推我的头往墙上撞。还有一种体罚叫“燕飞”，两腿岔开靠墙，手上夹纸条，掉了就不行。 有一个叫杜英光的小伙子（30来岁，是杨村镇四小的老师），他们用小铁管子打他，打得脸都变了形。打他的人是刑警队的，姓崔，我跟他讲理，他也打了我几个嘴巴子。 我还看到一个杨村的姓石的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是个医生，修大法使她从死亡线上重新站起来，因不放弃信仰，差点被折磨死。由于整夜的罚站，不让睡觉，她血压200多，也不让她到床上休息，就让她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给她量血压。 当时坚持修炼的学员只给一个一两不到的小馒头，一天就给三个这样的小馒头，还得军训，围着楼房跑10多圈。警察从体校借了十几个人看着我们，那些体校的人都看不过了，有时给我们偷点儿馒头吃。这样日夜折磨了40天左右，然后把我们判了劳教一年，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叫我签名，我不签，他们说“签不签也得劳教你”。这样，把我送进了臭名昭著的天津市大港区板桥女子劳教所，开始了五年多的地狱般的生活。 进了劳教所，因我给了同修一篇经文，中队长韩金玲知道后，叫我站壁（脸对着墙罚站）三天四夜，只有吃饭时才叫去服务班几分钟，其余不论白天黑夜都站在外面。那时正是二月，天还很冷，不叫我多穿衣服；我要求去厕所，队长说“等着”，再问还是“等着”。这样憋了一天多，我急了，他们才叫我去了一次，然后又不叫去了，又憋了一天多，正好换了一个新的值班队长，叫我去了厕所，队长李娜把她叫去大闹，闹完了又叫我到办公室冲我闹，我说：“你们警察就这样的方法治人？”她举起手要打我，我说：“你警察打人犯法，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她才把手放下。 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学员说了一句话，警察罚我们两人在外面站壁一天一夜，那天气温特别高，38℃。第二天，因我的衣服没领，我的胸上起了三个很大的泡；过了两天，三个大泡连在一起，整个掉了饭碗那么大的一块皮。 那时我们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晚上有时2、3点钟才叫睡觉，别人睡觉，我们坚持修炼的不让睡，凌晨5点钟，有时才叫睡半小时，白天还要扛100斤重的豆子。后来因我们不抄诽谤大法的白皮书，他们就整夜不让睡觉，还有两个同修李晶和杨秀英，我们三个人，黑天白天不让睡觉有三个月。我找队长，队长说没时间，那里五大队二队的队长我都找遍了，他们都说没时间。 后来我们缝汽车坐垫，因劳累过度我的眼出了问题，出现了重影，他们叫我吃药，我不吃，我说不累就能好，他们不听，强制灌药，用铁勺子把牙撬活动两个。那时为了叫他们知道我们法轮功就是为了做好人，所以我们不论是在哪方面做得都非常好，主动找累活干，吃完饭抢着刷碗，打扫卫生。就这样到了刑满他们不放我们，而且说我们反改造，给我们加期，叫我们在加期票上签字。我说：“你们给我们的罪名是强加的，是不合法的”，他们说“你签不签都得加”。就这样加一年的期，给我加了两次，一次加半年。在这期间我曾写过复议，按法律程序都应该给我回复，可从来没有，不知是队里没交还是上边的事，我曾找过厂长刘淑英，她也没给我正式答复。 直到两次加期都熬到了头儿，可是2003年4月4日这一天，他们把我从五大队送到了四大队，说是武清区的叫他们给我办学习班，可到了四大队只在办公室看了两天电视，就把我和劳教人员关在一起。 两次加期早已到期，他们不但不放人，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关押了我50多天。我几次找到大队长郭苓、韩金玲，我和他们讲“你们这是非法关押”，他们说给问问所里，可始终没给我答复；再找郭苓，她说没时间，叫我等，就再也不理我了。 非法判我一年的劳教，可我呆了两年多了仍不放人。我有未成年的一对儿女需要我教育抚养，90岁的老爹老娘需要我照料。家庭重担都撂到我丈夫一人身上，他甚至到地里挖野菜吃，还要攒点钱给我寄来。 5月27日武清区法制办和的人员又给我送来了一张判2年的劳教票，罪名还是“扰乱社会秩序”。我没签字，并提出复议，我是2003年6月4日交的复议，至今没给答复。对法轮功他们从来就没讲过法律。 2003年11月中旬，把我送进了邪恶的攻坚队，不让洗漱，只许睡2小时觉，其余22小时都站着，期间队长还唆使吸毒犯搞精神侮辱，骂的都是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唾沫往脸上吐还不让擦，一闭眼用凉水泼，冬天用凉水往脖颈里倒，看着外面的衣服是干的，里面是湿的。那时看着我的是吸毒犯叫魏媛媛，还有马宁、王虹，他们打我、骂我，用辣椒油往眼里抹，脱了鞋把特别臭的脚往嘴边蹭，还叫我一个脚站着，不让上厕所。 和我一起被“攻坚”的陈瑞芹几次尿裤，他们几次让我尿在自己的洗脸盆里；一个多月没给我菜吃，馒头还不管饱，有时也不给水喝，致使我几次便血。有一次他们把我折磨得休克了，非要给我输液，我不输，他们把我铐在床腿上，两个胳膊两个腿都铐上了，这样输上了液，就在我还没完全苏醒的情况下，160斤的魏媛媛一下子就坐在了我肚子上，两个手捏住我的乳头，嘴里喊着“嘀嘀、嘀嘀”拿我开汽车。王虹也有150斤左右，她一只脚踩在我的5个脚趾上，另一只脚离地，就这样我的两只脚10个脚趾甲都脱落了。 2个小时睡觉时间，开始在床上，后来给一个小木凳子，再后来只给一个马扎。过节队里每人给半条鱼，可吸毒的班长贾琳只给了我两个鱼头，还把鱼肉择走了。当时我的脚肿得特别大，腿也特别粗，几乎到了要出血的地步，那时我从130斤左右，只剩下七、八十斤，眼睛呆滞。那时是夏春丽和高华超当大队长。 我和陈瑞芹在那里关了半年，精神和肉体都受尽了极大的摧残。最后恶警看什么招儿都用尽了，我们还是坚持修炼，就叫我们下队了。 我去了二队，也是不让和任何人说话，晚上要坐到11点才让睡觉，我在二队呆了2个月。一天队长梁艳把我叫去，说叫我签加期票，我问为什么加期？她说不知道，是攻坚队那时的，可当时重新判我的两年劳教还没到期，我也没犯任何错，我没签，找到大队长刘淑英，她说回来给问问所里，就这样一等就是一年。 来到四大队，两年的时间不准见家属。我这次回家后，家人告诉我每个月或隔一个月都给我邮钱，可是我在一年当中只接到2、3回，给我邮的衣服、鞋，管教们都没给我，这次加期从来都没有向我说过什么，也没问过什么，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就突然给我一张加期票。 一天我看法律常识，看到行政处罚法第31条和32条，明文规定在判决前要向当事人讲清理由、事实，并叫本人陈述后查明，确实后才能判。第41条，如不按31、32条，判决无效，法律还规定一个事不能判两回。一次我看见了政委，我向他讲了这件事，他说回来问问，可再也没理我；我在班里看到了所长，又问起此事，可她不让我说话。就这样我被迫害得有些精神恍惚，他们就把我关进小号，我不想进小号，往外跑，他们就把我绑在了“”上，一绑就是5个月。他们让吸毒犯看管我，吃完饭不洗碗就扔到床底下，下次接着用，我说不吃，他们就把我绑在床上用铁勺子往里灌，还故意用勺子在嘴里乱搅，我的嘴全给弄破了。他们还不让我解手，我喊，他们就用毛巾堵我的嘴，把嘴全给弄破了，抓住我的头发往床上撞，头发一绺一绺的掉，打我嘴巴子、踩我的脚，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喊队长来，告诉他们说打我了，他们说：“我怎么没看见？”那时大队长刘淑英、夏春丽都这样说。这种非人的生活又过了5个月，后来才把我放出来。在那里打我的人有邢颖、贾琳、韩美丽、张秀、霍运侠、何艳。
2005年9月14日，我找大队长张春艳，再次问起我加期的事，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按法办事？”她说：“对你们就是不讲法。”然后她又指使李桂芹打我，又把我绑上了“死人床”，在床上李桂芹又多次打我；我喊“打人了”，队长刘金兰进来说：“我怎么没看见？”又一次打我，我喊，队长梁艳进来说：“打你，就得打你。” 后来我绝食，找到了所长郝德敏，把打人的事跟她说了，她说调查调查，可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李桂芹和孙月说：“张大队说了叫我有事找她，这月我得要一个表扬。”果然刚打完我几天，真的就给了她一个表扬，又让她当了班长，她还打了坚持修炼的大法弟子安琪、李树凤、宗运苓、刘树芝等，而且她可以不遵守队规，别人串班，有人举报就加天，她串班队长看见了都不管，而且专叫她看管法轮功学员。 现在板桥关押的陈瑞芹已绝食三个月，李萍绝食已半年，李萍瘦得还剩几十斤。有一天李萍不知去警卫班干什么，回来时李萍跪在地上，一个队长和一个学员各拽李萍一只胳膊在水泥地上拖。队长夏春丽有一天叫姜广凤，姜广凤因体弱走路有些不稳，出门险些摔倒，有个学员扶了她一下，夏春丽就把这个学员训了一顿。还有一次她们发现举报箱里放了举报信，夏春丽把吸毒的叫去大训了一顿，还说“谁要是看不好就罚天（加天）”，还吓唬看管我的人，说：“哪天有来检查的，祝立敏要喊就给谁加半年。” 5年多的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和我看到听到的被他们迫害的事太多了。五年中我知道的赵德文是他们给迫害死的，是四个吸毒犯抬着摔死的，李树敏是他们给迫害死的，在五大队的攻坚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受过他们非人的迫害。 直到现在板桥劳教所还关押着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别的队我不知道，二大队还有几个法轮功学员都被他们给强行加期了。刘树平关了5年多，已多次加期；杨素平又二次加期；宋运苓关小号；陈瑞芹关小号，已绝食3个月了；刘佳苓关小号；姜广凤被迫害的身体虚弱；刘桂芝遭迫害，身体也不好；高天花在板桥5年，放回10天又强行劳教一年三个月，现在二大队关押；李萍已绝食半年，还剩几十斤。 在二大队，管教不许学员有笔，不许说话，不许下楼吃饭，一天除上厕所不许出班，不许买食品。可以说这几年中，中共是集古今中外迫害手段之大全来对付学员的。 为什么做好人都成了犯法呢？说真话就要坐牢，做一个好公民都没有个安宁的日子，想关就关，想判就判，想加期就加期，没有半点法律可言，谁不想有个健康的身体，谁不想有个宁静的心态与美好的心灵呢？按“真善忍”做好人错了吗？讲真话不对吗？ 良知告诉我，这没有错。错的是这场对好人的迫害，应该制止的是这场对好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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