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6年7月18日】 姑姑、姑夫你们好：
见字如见人。
我现在在单位很好。我知道你们牵挂我，有时间我会常给你们写信。以前在劳教所很想给家里写信，但是劳教所那些恶警要求我必须按她们的要求在信里写些给她们拍马屁的假话，实际上在里面她们非常残忍的对待我，这是当时我没办法给你们写信的真实原因。想起以前在劳教所的经历，有点不寒而栗。从回家后，一直没机会好好的跟你们讲讲我这段经历。下面我给你们讲讲从被抓到被送到劳教所的这段经历。
2001年一天晚上，我坐车到宿舍门口。一下车，突然被人从后面踢倒，双手被反拧在背后，头被按在地上抬不起来。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大声呼救。同事们以为遇到了绑匪，我听到双方的撕打声，但是我怎么也抬不起头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接着我两只手被人绑着，头朝下扔进车里，我的肩膀顶着车座，头折着，喘不过气来，两只脚在空中。这时候我听到一个人说：“快快开车，一会人就来多了。”另一个人说：“幸亏不是白天，这一带偏僻。”还有一个人说：“她们单位老外太多，不能在那里动手。”另一个人说：“她一开车门我就看见和派出所那张照片很象。”我脑子反映出来以前派出所到家里说办计划生育证，要走了我的一张黑白照片，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些人挡着不让我看到他们的脸，但是我能听出来其中一个人是莱山公安分局一科的那个王科长。
到了公安分局，它们把我抬进办公楼地下室，把我双手反拧在背后，铐在一把长椅椅背上。绑架我的那些人除了王科长以外都走了。屋子里有几个人穿着警服，还有一个不穿警服的，就是莱山那个姓张的头头。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不回答。那个王科长从我身上把钱包拿走，找到一串钥匙。后来他告诉我他拿走了我宿舍所有值钱的东西。同事说，他们到办公室查看电脑，我电脑里根本没有法轮功的东西，可是他们放进一张盘，往电脑里装了几张法轮功的图片，然后借这个理由，拿走了那台一万多块钱的新电脑。
我就这样被背铐着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莱山分局姓王的副局长来，说：“走，我们送你回家。”我不相信，不走。他们几个人架着我，把我抬上一辆车，背铐在车座上。车开了几个小时，到了一个很破旧的医院，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不下车。他们连拖带架的把我弄上楼，一个诊室一个诊室检查身体，每到一个房间，姓王的那个科长就对医生说：“这个健康，你一定要说她健康。”
胸透的时候医生说有问题，他赶快把医生叫到一边说：“你一定要帮我们送进去，送进去，要多少钱有多少钱，这家里有钱。”他的意思是贿赂医生的钱可以让家里出。检查完身体，他们把我架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看见走廊上摞了半人高的礼盒，都是各地贿赂医生的礼品，目地是把身体不合格的学员送进去劳教。（这个医院叫八三医院，是专门给劳教所开的医院。）
他们把我弄上车，开到一个大院，就是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从里面出来一个白圆脸的女人，姓肖，是管教科科长。那些人说：“又给你送了一个好人。”肖姓的女人说：“这个得两千块，少了一分我不收。”送我的人说：“只带了一千五，先欠着，这家人有钱，你只要把她‘转’了，多少钱都出。”
后来肖找到我说：“你们当地给你出了一千五百块钱，你要给他们打欠条。”我不打。她说：“那我替你打。”我想这个欠条可能是到了我家人手里。他们给劳教所送的钱都是向我们家里要的。非法送我劳教，他们觉得有油水可捞。家里平时常给他们好处，结果是帮了倒忙。这些人的任何要求都决不能配合。
一个头发短短的竖立着，满脸麻子，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一个人（李爱文）和另外几个被了的人把我架上二楼。进了一间办公室，一个媚声媚气的女人从里面出来，这个人就是陈素萍，是这个三大队的大队长。我问她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来这里，她说你被劳教了，三年。我说凭什么？你拿劳教决定给我看看，她说就不给你看。我说我要请律师，她说你没资格。我说不经过法律程序怎么可以随便关人，我犯了哪一条哪一款。她说你是思想犯，你没任何权利！我说法律上哪有思想犯。
我觉得这是一群不讲理的流氓，我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说话的权利，只好绝食抗议。陈素萍叫人把我双手背铐在厕所的暖气片上。站不直，也蹲不下，就这样在这个厕所里呆了七八天。在这期间，陈素萍安排了几个“转化”的人，每两个人一班，轮流看着我，让我一秒也不能合眼，不能休息，并且不间断的在我耳朵边恶毒的骂我，骂法轮大法。
绝食几天后她们把我弄到医院去，全身五花大绑，绑在椅子背上，从鼻子里插进一根管子灌食，然后告诉我这钱都要你出，灌一次一百块。灌完食，鼻子上插着管，它们把我带回劳教所三队，用带子把我全身绑在恶警厕所里贴地的暖气管上，（那时没有暖气）双手反铐着，坐在地上。当时我来了例假，穿的很少，一晚上都冻得哆嗦。
恶警李茜，就是专门负责迫害我的，告诉那些人把窗子打开冻我。有一个看我的人晚上看我浑身哆嗦，就拿了条棉裤给我穿。第二天一早，陈素萍带着几个牢头大叫着冲进来，把我的棉裤从身上扒下来。然后这个人就被带走了。后来我听说她那一个宿舍都被叫到走廊上罚站了几个小时。以后谁也不敢再对我表示一丝同情了，争着表现怎么样痛恨我，互相比着谁整治我的办法更恶。陈素萍给她们洗脑说，对我表示同情的人就是没和划清界线。共产党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就是煽动大多数人斗争一小撮，她让这些人白天干十七八个小时的活，晚上还要来看着我，不睡觉，让她们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七八天后，我想还是应该把道理说清楚，就开始进食。陈素萍把我带进里面的一个小屋，继续派人看着我，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对着我骂大法，想用这种方式给我洗脑，我给她们讲道理她们不听，只是骂人。
这期间她们采用几种方法剥夺我的睡眠。开始是强迫我腰笔直的坐在一个离地十五公分的小木凳上，二十四小时一动不能动。这种小凳坐着很痛苦，很多人屁股上生了疖。后来又强迫我直挺的对着白墙站着。陈素萍拿来一张血淋淋的杀人图片贴在我对面墙上，叫我天天盯着这幅画看。后来李茜又用粉笔在地上划了一个圆圈，叫我二十四小不能出这个圈，吃饭上厕所都在这个圈里面。这期间它们用凉水泼我的脸，揪我的头发，千方百计不让我睡觉。陈素萍说：一分钟也不能让她合眼。还不停的在我耳边用恶毒的话骂我，骂大法，强迫我不断的回答她们的各种问题，让我在精神恍惚，身心疲惫的情况下，顺着她们去骂老师骂大法。后来因为长期不睡觉，我站不住，精神恍惚，眼前出现幻觉，睁着眼就睡着了。她们就开始拖着我走路，往我脸上弄凉水，揪头发，不断的推搡，拍打我，稍微清醒点就又把我推进圈子里。
我越来越站不住了，几乎每分钟都要往地上栽。陈素萍又换每三个人一班，三个人手拉手围成个圈，我一倒就把我架起来，继续不让我合眼。因为陈素萍说：不能在身上出现伤。因为她害怕留下迫害的证据，害怕她的罪行曝光。她说，为什么采用不睡觉的方式，就是因为你身上不会有伤。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她们往我身上写了许多骂老师骂大法的话，等我清醒的时候，她们就说你刚才骂老师了。你看这都是你写的字，这样来骗我。
她们还把师父的名字写在地上，拖着我走，然后说你刚才踩师父的名字了，让我对大法有罪恶感。她们还逼着我抄写骂大法的文章，我不写。她们就拿来一份东西，在我迷糊的时候让我按手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我脱离大法。这就是劳教所对外宣称的什么“教育感化”，“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之类的真实面目。
这种折磨持续了两个月。我在这个封闭的小屋里，不知道时间，与外界完全隔绝，每天除了那几个负责迫害我的声音的聒噪之外，连风都吹不进来。她们的目地就是给我洗脑。把这些恶毒的东西强制性的装进我脑子里。一个美国的医生研究说一个人如果五六天持续不睡觉就会精神失常。我经历的这些，如果换了一个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了。我毕竟是个炼功人，身体上承受过来了。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远远大于肉体的痛苦。她们不断在我耳边用最无耻的语言攻击我心中最神圣的东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九评共产党》）
我看到那些负责“转化”我的帮凶，她们也曾经在大法中受益，心里也知道法轮功好，私下里我有时问她们写在纸上那些东西是真心的吗？她们说大跃进谁都知道毛泽东不对，都跟着撒谎。共产党给她们洗脑，挑动她们仇视不“转化”的学员，她们为了早回家，争着表现如何痛恨大法，痛恨大法弟子，恶毒的折磨人，这些表现都被当作是靠拢政府的标志，但是她们自己良心上又过不去，常常是恶警在场时格外卖力，恶警不看着，就差一些，所以恶警就弄了些值班的，看着她们打人卖不卖力。
她们甚至互相吹嘘自己在行恶时如何肆无忌惮，来表明她们心中已经不再相信善恶报应，已是不再相信神，是彻底的马列主义者。冷静下来时她们又害怕，有时也会对我说一两句真心话，她们的心在夹缝中变得扭曲变态，表现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莫名其妙就会竭斯底里的大叫。看到这些现象，我非常害怕，良心的沦丧比死亡更可怕，我怎么也不能象她们这样耻辱的活着。那些恶警却对家里人造谣说我在里面如何反政府等等。都是造谣。最后我感到自己身心到了极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些“转化”我的人不断给我灌输她们当年是怎么被电棍电得死去活来，每天唯一的事就是被电。电完了狱医检查心脏没问题就接着电。恶警也威逼我不“转化”就加期就上刑，就会无休止的这样迫害下去。
我害怕了，陈素萍叫我写个“保证”：等春天结束再考虑“转化”的事，说这样就会把我放到班里不再“转化”我。我就写了。2002年1月后，我结束了单独隔离的状态，到了迫害大法学员的三大队一班，迫害仍在继续。陈素萍的保证根本不能相信。她骗了我。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她并不让我休息，每天从六点钟到十二点干活，持续不停的手工劳动，当时是缠线圈，除了中午吃饭十分钟，其余时间头也不能抬的干活。
那种线圈是金色的，在灯光下极晃眼，宿舍里二十四小时亮灯。三年回家后，我的双眼视力又下降了好多，现在才恢复到被非法劳教前的状态。晚上，别人收工后，我还要被带到小屋，由二名被“转化”的人继续进行洗脑迫害，方式和以前一模一样，一直到二点半，第二天五点半起床。所以陈素萍说的不“转化”我其实是让我每天睡三个小时，但是要干十八个小时的活。这样又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2002年4月改成了十二点睡觉，不再对我所谓的做工作，但是每天别人收工后，我要写一篇体会，才能睡觉。我诚心诚意的写我为什么学大法，但是我发现她们并不看，只是把这些东西攒起来作为继续迫害我的证据。陈素萍对我说：西北有个监狱，专门要年轻有文化的法轮功学员。说到那儿去就永远出不来了。后来我知道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关进一些秘密监狱，摘取器官后火化掉，家人也不知这人去哪儿了。当时和我同宿舍的一个人被抽调去帮恶警整材料，回来跟我说那些人给你整了一摞材料，要把你送监狱去。我说我又没犯什么法，我写的都是真事，再说监狱也不是随便进的，要审判的。那些人说不用判，想送你就送了。也没有刑期，就是死在那里永远不让出来。我有些害怕了。
在这期间，她们派人二十四小时看着我，连睡觉都是二个人把我夹在中间，上厕所都不许关门，盯着看。不许我和任何人说话，如果有人和我打个招呼，或者只表示一个友好，都会被单独叫出去所谓“交谈”，就是不让睡觉，追问是否心里还对法轮功有好感，逼这个人再做一个更恶毒的表态，才能放回来。这样一来没有任何人敢和我说一句话。李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班里开个批斗会，每个人必须骂法轮功，谁骂得不狠都不行。然后逐个人叫起来把我批斗一番，编我一大堆不是，然后问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坏？是不是应该严厉的对待她？这些人就说是，怎么样对她都不过份。然后又把这些帮她们整人的班头表扬一番，说她们心性如何如何好，混淆是非善恶。
6月3日开始，我又被单独隔离。陈素萍问我“转不转”，我看到这么多“转化”学员的所作所为，更清楚的知道她们逼人“转化”的目的就是摧毁人的良知善心，把人变成鬼。而师父所教我的都是做好人，好人往哪转？20日我被关进了地下室，开始了又一轮剥夺睡眠的迫害，手段比上次更为残忍，持续四十几天一点没合眼。
在地下室分不出白天黑夜，不知道时间。她们又是两个人一班看着不让睡觉，盯着我的眼睛，不许合眼。这两个人要不断的说话，外面有值班的不断巡视，稍一停下就会进来，问你们怎么不说话了，她们是用声音让我疲惫。不断的用凉水给我“洗脸”，拽我的头发，拖着我走台阶，用尖细的财务签字笔扎刺我的头、皮肤，用手指甲掐，往我全身写骂大法的话，用凉水洗掉，再写，就是不让我合眼。
一段时间后，我极度疲惫，眼前全是幻觉，好象精神病一样。她们就给我头顶上扎个小辫，给我浑身写上骂大法的话，把我拖到走廊上，对所有人说看看炼法轮功都成这个样了。这期间外面来人检查，她们就把地下室的门锁上，告诉我说你不要出声。她们还把师父的照片放在台阶上，把我按在那儿坐下，过后告诉我你刚才坐在师父的照片上，说你对师父不敬了，你别学了。她们还说你不“转”我们就在你耳边一直骂你们师父，什么时候你“转”了我们就不骂了。
身体的痛苦我还可以承受，但是这种恶毒的咒骂我实在受不了。我就写了个保证。陈素萍叫我写揭批，我就写了个法轮功不符合马列主义，我觉得自己在玩文字游戏，骗那些人。陈素萍叫我在大会上念。我这样做了，但是心里很难过，走到台上的那一刻，我差一点晕倒。我想这里的大部份学员都是心里知道大法好而嘴上不敢说的。后来她们并没有放弃对我的迫害，认为我不是真“转化”。我自己内心中很长时间不能原谅自己，这次被迫“转化”对我内心的伤害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自己是真心信奉真善忍的，为什么政府动用这么大的人力财力来逼我们做坏人，我小时候一直被教育，政府是代表正义的，在那个时候我清楚的看到她们是一群流氓。
8月份“转化”后，我就又被放回班里，一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干活，我努力的干活，想让她们觉得我是个好人。11月2日，我正式声明以前写的“转化”是在被迫害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写的，并不是真心的。她们当时没有反映，陈素萍调走了，李爱文当了大队长，我仍然在班里每天大量的干活。
2003年4月2日，李爱文又把我单独隔离起来，一直到2004年1月。这期间每天派人轮班给我所谓的做工作，百般刁难，限制睡眠，不许上厕所。5月中旬一次，李茜叫人把我的双腿用绳子捆上，打我。后来又逼我面墙站着，不许合眼，不许洗漱，一动不动的站了九天九夜。我双腿浮肿，双脚肿得穿不了鞋。当时天气已经很热，不洗漱很难受。后来我就答应了李茜的要求，以后在体会上都必须自称是劳教学员。
2003年9月底开始，她们动用了许多人开始所谓的“攻坚”，不但不让睡觉，还每天派几班人，用各种方式毒打我，用木棍、条帚、沾水的毛巾，毒打我脸和大腿、后背，扇耳光，用指甲掐上胳膊，用脚踢。她们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是用各种方式打，打累了休息会儿，再接着打，一边打一边说这真是好运动。
她们还发明了一些打法，在房间里放上四个方凳围成一个区域，把我放在中间，两个人把我踢过来踹过去。李茜就在旁边监督。只准踢大腿根部。有一次一个帮凶张芳和另一个把我狠狠的往地上摔，我抓住她的手腕想保持平衡，我的手指甲划伤了她。她象疯了一样把我的头狠狠在摔在柜子上，狠命的扇我的脸，把我抓起来又往地上摔，屋子里的板凳桌子互相碰撞着。我挣扎着大叫，当时是夜里，我叫大家都来看看她们在打人。走廊里的学员都被惊醒了。随后张芳到处给别人看她的伤，说那晚我打她。我对李茜说你这是犯罪，她说你告我去呀？谁看见了？
后来她们就把我关到走廊头上的一个厕所里，那里面有两道门。她们说你在这儿使劲喊，没人听见。它们拿了一些脏抹布，把我的嘴堵上。继续一边不让我睡觉，一边打我，骂大法。两个人一班，什么话不说就是打，不让睡觉，换着方法打。我的脸被打得一边高一边低，脖子正不过来，身体严重倾斜。大腿大面积皮下伤，淤紫发黑，上厕所蹲不下。上胳膊被掐得一块块黑紫。更为严重的是长时间的隔离，不许睡觉和精神折磨使我精神恍惚，白天说梦话，睁着眼也象睡着了一样。有一次一个姓殷的恶警来看我，她去过我家，家人曾招待过她。她一进门看到我这样吓了一跳。拿来一面镜子给我看。我看见自己的样子很吓人。
我看到这些“转化”了的人变得这样没有人性，心里非常难过，我想方设法与她们真诚的交流，但她们听不进去。在劳教所这几年间我看到了许多的残酷迫害，每天晚上常听到尖叫声，斥骂声，狂笑声，每一个不“转化”的学员都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迫害。有的被逼的精神失常。
有一次，恶警对我们说新来的法轮功学员吃自己的大便。事后我了解到是她们逼她撕书，不撕就逼她吃大粪。有一个不“转化”的学员李丽走的时候，恶警暗示说把她送到了西北监狱。还说罗干有话，不“转化”终生监禁。
在这个环境中，我渐渐变得胆小害怕，对任何人不敢信任。在这里邪恶，凶残被宣扬，善良被打击，人的道德整个全反过来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们非人的邪恶凶残使我害怕。在这个隔离封闭的环境里，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已经不知道这个环境之外还有什么，好象天下是它们的天下了，我渐渐对人失去了信心，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陈素萍经常来给这些迫害的人开会，她们争着汇报是怎么打我的。陈对她们说我家人给她写了封信，说要往死里整我，只要能“转化”了我就行。那些人高兴的对我说：我们这是替你家人在教育你。我觉得在世上最后一点宽慰被彻底摧毁了，好象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在反对我。回到家一问，我才知道我家人没有那么写过，是她们骗我。陈素萍在后面布置这些事。表面上却装好人，有时会来看看我，好象很关心我。一次，她来看我，我脱下裤子让她看身上的伤。她问了一句，你行动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其实是有的。她走了以后打我的学员说：这些事难道不是她安排的吗？我这才明白她问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行动没问题，就可以继续这样打。她的阴毒就是让你遭罪，但是不能致残，尽量不留伤痕，以免罪行被曝光。
陈素萍一面安排阴毒的迫害，一面对我表示关心，问寒问暖，有时看到我吃苦还流眼泪。有时还当着我的面训斥那些打我的人，她这种颠三倒四，前后不一的表现把我迷惑了。早期的学员在严酷的迫害中出于生存的目地，对那些打人凶手产生了畸形的爱，不断吹捧恶警的恶行以便早点出去，恶警初期也不愿意迫害法轮功，时间一久了良心麻木了，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吹捧中彻底迷失。这场迫害毁灭了太多的人。
她们对我说写了“保证”，就可以在农历新年前回家，我就又写了“保证”。这一次对我来说是彻底的死亡，她们逼我更恶的骂大法。我觉得自己象行尸一样。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做好人要被迫害，为什么那些鬼都不如的生命能打着政府的名义大模大样？如果真善忍都要被打击，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她们并没兑现放我回家的话。五月份家人本来应该来接我，李爱文问我身上的伤好了没有，她说你还是在这儿养养吧，你还能给我干活，这样又多关了我五个月。为了掩盖，在最后又对所有人宣布说给我减了十天。她对家人说不放我回家是因为我思想不好，真实的原因是让我养好伤，不要留下她们打人的罪证。
2004年元旦的时候，李爱文逼我上台和她唱什么让世界充满爱，还拉着我的手在台上演戏，掩盖迫害我的事实，背地里把人往死里整，表面又说什么爱心，我觉得她在利用我骗人，我就自己从台上走下来，让她一个人在那儿表演。后来她对家人说我不配合就是这个情况。
那以后又把我放到迫害法轮功的班组里，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的干活。有时往四楼上扛外贸牛仔裤，一次几十斤，来回走十几次。有时上车卸货，一次搬上百捆。然后在宿舍里给这些裤子剪线头。蓝茸茸的线毛满屋飞。满头满脸都是，稀饭碗里都是，屋里的人常咳嗽，连咳出的痰都是蓝的。剪完裤毛还要缠线圈。李茜想了一个损招，除了每人每天完成的量之外，让我把另一个老太太的量也要完成。我累得早晨疼醒了，手僵直不能打弯，上厕所提不上裤子。干活还要强迫我们板板正正坐着。不许说话，它们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说话，不许动地方，它们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动。8月份在新盖的大楼里成立了一个车间，加工衣服，白天在车间干活，晚上回宿舍干活。
这期间还要不断挨批斗。一次一个新来的学员把剪刀弄坏了。另一个老年学员把自己的剪刀给了她用。晚上屋子里的人开始批这个老年学员，罪名是她还在做好人。负责迫害我们的胖子李英一听到做好人三个字立刻象被烫了似的尖叫起来。叫每个人都起来表态，逼人无限上纲上线，批判别人和自我批判。我不想那样做，就说我在干活，没看见发生了什么。李英把我叫出去威胁了我一顿，又暗中挑动几个班头找我的事。无故骂我，批斗我。“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九评共产党》 ）我努力的想保住自己仅有的一点良知，不断告诉自己这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要装在脑子里。三年后回家，我长时间反应很慢，什么也记不住，几乎失去了正常思维的能力。
“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九评共产党》 ）
2004年九月，我回家了。身上的伤痕没了，心里留下的是却是很深的伤害。我向李爱文要我的家信，她不给我。还有你们送去的东西，很多都落在了她们手里。有的我连见都没见到。回家的车上，那个姓杨的什么610头头把我的解教决定要走了，说是要给我落户口，收走后再没还我，连复印件也不给我。回家后，我才知道根本不需要落户口。这样唯一一个能证明他们迫害我三年的证据也被骗走了。
回家后，大白天走在路上我常有害怕的感觉，常回忆它们突然抓我的场景，想起那些非人的心理摧残，远非言语所能形容万一。几千年来，刑法只惩治无德之人，决非信守道德的好人，只有在共产邪党红朝不讲这些，它想打击谁就打击谁，你即使不反对它，甚至拥护它，它也有可能打击你，哪怕它自己的国家主席也可以贴上反党的标签。不惜动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一群安分守己的百姓大打出手。它为什么这么惧怕法轮功？其实它的目的是在社会上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让人人害怕而屈服于它。炼功教人做人的道理，人从心里相信。而共产邪党呢？大家都不信共产主义，但是害怕它，因为不听它的它就会不择手段打击你，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由于恐惧而背离大法，使我感到生不如死。
当时家人去看我的时候，我并没有对他们讲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我总觉得揭露它们或许会招来更大的迫害。一方面又对自己说，别叫家里人担心。但是，他可能没有告诉你们。后来我害怕到连和家里人也不敢讲真话了，也要对他们说这些人对我很好。因为家人逼我“转化”，我就在家人面前说了大法的坏话，让他们相信我真“转化”了，好早点把我弄出去。
在那段时间因为害怕，我巴结着陈素萍，想让她少迫害我，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对家里人说她对我如何好。其实细心想一想，那能是个对人好的地方吗？越说得好，不就越有假吗？
先写到这儿，这也是我们姑侄一次真诚的交心吧。
祝你们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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