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6年6月14日】首先，推荐大家看一下6月8日的这篇文章，这名同修说的很多也是我的心里话：冲出私的牢笼吧——就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问题与公主岭同修切磋不管是本地同修还是外地同修，对北京同修的总体感觉是一盘散沙，没有整体。在过去的一年中，与我熟识的同修有很多被绑架了，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的一半。对于他们的被迫害，大多数同修表现的漠不关心，无可奈何，甚至不如一个常人。
如果发正念的时候把他们的名字全都想一遍，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我曾经也是比较麻木的，同修被绑架了？噢，发正念吧。然后呢？没了，只是发正念，甚至不曾打过一个震慑邪恶的电话，不曾陪他们的家属去要人，也没有更多的去关心他们的家人，更没有亲手去贴一张揭露当地邪恶的传单。本来我可能一直麻木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也被绑架了。
我切身体会了那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基督教徒说的话：德国纳粹杀社会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党人；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杀我了，已经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了。
就算发正念，也没有过去人多势众了。这时我才想起来后悔，才开始反思自己的麻木，感到了无地自容。
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力量单薄，起不了太大作用。在谈修炼人的心性之前，我们也可以看看常人是怎么做的。高智晟律师从上书胡温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到现在，恶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因为他把对自己的迫害公布出来了，已经成了在国际上知名的人物，恶党不敢太过份。再看看刚刚获释的郑恩宠律师，日前传唤郑恩宠的闸北区国保威胁要对郑恩宠拘留５天到10天，在场有很多人围着他，逼郑恩宠低头。郑恩宠不服，宣布绝食绝水，随后于晚间得到释放。很明显，恶党是怕曝光的。
最近一个时期，虽然邪恶大势已去，却有很多弟子被迫害，甚至是成批被绑架，从最近几天的交流文章上，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有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个人认为，很简单，我们自己没做好，纵容了邪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师父鼓励的那样，加大力度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公开站出来说话，全北京的大法弟子都站出来，全大陆的大法弟子都站出来，这场迫害还能继续么？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国外同修的帮助，后面详细说。
师父说：“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声了、蔫蔫的都没了，那邪恶它怕啥？它没有顾忌了嘛。”（《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常人都在帮我们，我们自己却躲起来了。难道真的要让一个常人来结束这场迫害，让常人给我们平反？
师父说：“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
常人都有神在保护他，我们是师父直接在管的，我们怕什么？同修们，请发出你的声音吧，不要再以任何借口躲在家里“精進”了。
我看到一个弟子的文章里有一句话：家属配合我们去公安局要人。说的太好了，是家属配合我们，是常人的律师们配合我们，我们才是这台历史大戏的主角！
师父说：“有一点你们必须得清楚，不是你们为维权而存在，是维权这种形式的出现在协助大法弟子证实法，（鼓掌）这个主次你们一定要分清！”（《洛杉矶市讲法》）
当同修被绑架之后，我们是否真的起到了主角的作用？没有！我们甚至对他们疏于关心，致使有些家属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这是我们的耻辱！
感谢师父，我很快闯出来了。当时，我心里只有一念：赶快营救与我一同被绑架的同修。我首先联系到一个常人。本来他打算收留我，但是一听说我还要做营救同修的事，他害怕了，把我打发走了。即使是修炼人，也有害怕的，不理解与不支持的。我感到无助。
后来，总算联系到了一些同修，愿意一起做营救工作，但是干扰也很大，工作進展不顺利。甚至连沟通都不顺畅。总之，两个多月过去了，有3名同修（王奎赞、蒋雅晖、常春昱（音玉））判2年劳教；还有一名同修（弟子B），到目前没有任何消息。我知道她的情况，但是由于不了解她的身份是否暴露，所以也不能说出来。
我开始着急过，因为我对37天有执著（大陆的法律，一般抓人后37天内要有结果），后来认识到了，我就放下心做自己的事。但是，现在感到大家还是像以往一样的正常上班、下班、加班、周末休息。能怪谁呢？我过去就是这样的，可能还不如呢。
中共秘密集中营事件被曝光后，有分析说，邪党打算在4月至7月间灭口完毕，不管邪恶是否有能力得逞，同修面临的危险就在那里，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我们的同修有没有苏家屯式的危险？当面对同修的一堆白骨，人家问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说“我帮他们找执著了、帮他发正念了”，我们说的出口吗？
谈谈在这过程中遇到的事情，然后对这些现象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有的同修直接说他忙，没时间管这个事；有的忙着找被抓同修的执著，说长论短；有的说的挺好，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行动缓慢或者没有行动；有的人嫌麻烦，实际上就是不管；有的说“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他们自己了”；有的人照常忙着自己的生意、工作，难得露一面；和国外同修联系，想对迫害的直接责任人提出诉讼，回复说，觉得这些直接责任人不重要，司法程序很复杂，要告就告恶首江××。
首先，被迫害的同修一定是有问题，而且可能还比较严重。
但是，“一个修炼的人怎能无过呢？”（《精進要旨•如何辅导》）师父说：“无论这个生命好坏，在历史上犯了多大的过错，这些都不看了。整个宇宙都不行了，知道有错的、不知道也有错，还看谁好谁不好、看谁行谁不行干什么呢？不看这些了，全都救度。”（《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而旧的因素搞的却是毁灭性的检验。我们认同师父正法的需要还是赞同旧势力的安排呢？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修炼人的考验啊。
有人说，知道了那个人的具体问题，发正念中才更好帮他。我觉得这并不十分必要。发正念中，我们想着清除他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就行了。有一种观点，有些人说出来了，另一些人虽然没说，但我感到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这种观点就是：找到问题，是营救同修的前提条件，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不管我们有什么问题，有法在，我们都会看自己。不能因为同修有问题，就耽误了营救工作，营救工作不应该以找到问题为前提，否则从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旧势力的承认。
师父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進要旨•再认识》）
找出问题可以使我们做好，我们应该看的是自己的不足，应该以“纯净心态”为出发点去找自己的问题。找别人的问题也是为了对照自己，看是否也有类似的误区，找到了自己才能做的更好。如果执著于找别人，那是纯净自己的心态吗？这不是向外找、向外求吗？师父说：
“那么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变得非常执著于他的错误，自己心里头就是过不去？那么你就变成了执著，你就变成了向外找了。你就不能够想一想他的不对为什么叫你看见了？他的不对，为什么你的心里头就那么难受？是不是其中也有你自己的不对，为什么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大了？在方方面面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修自己、看自己。”（《法轮佛法（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
对于被绑架的同修，我们在他们被绑架之后再去讨论他们的是非对错，个人认为这会延误揭露邪恶、以此救度众生和帮同修清楚迫害的时机。如果真要说也行，先把同修救回来，当面说，怎么说都行。如果你真的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不早说呢？等他被钻了空子，再来放马后炮？被非法抓去的同修的那个错误，只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我们连旧势力的存在都是不承认的，怎么能接受邪恶对同修的肆意抓捕迫害呢？我们是应该尽快改正自己的错误，修正自己。
以我个人来说，我先后被绑架过三次，时间依次是一年半、一周、一天。每次旧势力是以什么借口钻的空子，我现在大致都知道了，这些错误的严重程度也许不同，但其比例我想不会是485/7/1（以天数计算）。关键是自己的心，自己想不想出来。在最后一次被劫持，我做的不好，当时很害怕，但是我的第一念是“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我守住了这一念，我只是大概看了一下自己的问题，然后就没再去多想了。所以我不到一天，确切的说，经过大约14个小时就走脱了。如果说那几个同修真有什么问题使他们回不来，问题就是他们在被劫持以后，对邪恶的迫害认识不清，这就是根本问题。请发正念中帮他们铲除这些干扰吧。在恶人刚来，还没有劫持我们的时候，有一位同修就对我说“快找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她的问题，承认了邪恶的迫害。
师父说：“但也有在艰难形势下，不向内修，搞分裂的，加重了当前的形势的复杂；也有害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损害而不修的；也有不顾大法的安定而传播小道不实的消息的，加重了乱法的因素”（《精進要旨•大曝光》）。
不管被邪恶非法抓走的同修他们修的是好或者不好，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在他们被迫害之后，这些都不重要了，不要想了。因为他们的错误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宝贵的，要用在刀刃上。师父说：“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地，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精進要旨•清醒》）
大法弟子被迫害了，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救他们出来。如果觉得他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就去提醒一下周围可能重蹈覆辙的人，或者写文章发到明慧，然后就不要再没完没了下去了，赶紧做三件事。
这里，就要说一个承认什么不承认什么的问题。
作为修炼人，如果集体想着某个同修这样那样不好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有力量的，我们的思想会否起到不好的作用？旧势力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演化出什么，如果问题确实存在，会不会加重此问题？个人认为，大法弟子集体执著哪个人的好、执著哪个人的坏都可能出问题，因为大法弟子的执著就是邪恶迫害的借口。那个总理就是个例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一旦要这样做、这样去想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一个是很可能你会把那个学员弄上绝路上去，旧势力很可能让他出问题甚至早走……”
我们只应该去承认好的、加强好的，不应去加强那些不好的东西。
关于做事慢、消极。
有些同修表现的消极，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配合你”。表面上好象是不坚持自己，但实际上是没主意，就想等别人安排，我就有此问题。
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只要这件事符合法。个人认为考虑问题的基点不应该是别人要我做什么我才去做，这太消极，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每个人都是自己找事情做，这是师父的要求。应该是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们做的一切也都是为自己做，也不是为别的什么人，就是为自己。
一件事情，用法衡量，如果符合法，就应该想尽办法努力去做，当然也没说一定要个怎样的结果，只要我们努力、尽心。可以互相商量，可以到法中找答案，也可以求师父加持，但是不应该说“我不能做”。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我觉得，说“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他们自己了”这话的，也是属于消极那一伙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向当地揭露邪恶、遍撒传单；比如鼓动家属去要人；比如给恶人打电话；比如排班一天24小时不间断发正念；比如向国外请求声援；比如加大力度向各大媒体揭露……
排班发正念这件事情，外地有做的好的，而且起了很大作用。有篇文章说，就算里面的人糊涂，只要外面的人齐心协力，一样可以营救成功。可是据我知道，就连坐在家里发正念这件事情，我们都协调不起来，借口是忙、没时间。怎么好意思说“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呢？
还有的人以安全为借口，这不行、那不行。我们应该想想里面的人受的是怎样的苦，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么多借口，还这样麻木（有人回答“是”，我无言以对了）。
师父是说过：“作为我这当师父的来讲，我要首先考虑的就是你的安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可是师父还说过：“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精進要旨（二）• 评“大法的威严”》）都不是大法弟子了，什么都谈不上了，这不危险么？
在做事的过程中，有些同修过于看重结果，也是造成消极状态的一个原因。有些人就是因为觉得一件事情可能起不了作用，结果就不做了。我觉得，不应该想我这么做有没有用，那么做有没有用，而是尽可能的去做，不求结果。不能因为看到必然有结果才去做，这就好象看到佛像大显才修炼一样。师父教我们的是“无求而自得”。
师父说：“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所以说，只要站在法上做，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自己首先不要有心理障碍，觉得没用。师父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精進要旨（二）• 师徒恩》）。那些没起作用的，恐怕就是因为自己不相信，这不就跟使用功能是一个道理么？
关于工作忙。
工作忙是一种干扰，认真对待工作不等于一定就要很忙、就要经常加班。这也是邪党搞的，经济状况不好，找工作困难，为了维持一份工作，就要在工作中额外的多付出。
对于加班、工作忙这些事情，也需要我们排除干扰去解决，智慧的去归正，比如提高工作效率。
关于证实法与个人修炼。
有人把做大法的事与实修看成是不相关的事，我觉得似乎有点偏激，师父的经文中两次提到“证实法也是修炼”（《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和《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
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考虑问题的第一念是，要符合个人修炼的某种戒律，而不是如何更好的溶于法中并把自己当成大法的一个粒子、救度众生、反迫害。我们现在处在区别于个人修炼的正法时期，首先应考虑的是，怎样更有利于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圆满自己的世界。如果总是担心的事情太多，想的时间太长，就会影响了救度众生。师父讲过：
“但因为你要经常用太多的时间思考思考，错过了正法树立威德的机会，那可得不偿失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
据我的观察，没有全身心投入三件事的人，往往想得比较多，容易停留在一个层次中。我有一个切身感受：只要每天做好三件事，矛盾、麻烦就会源源不断的来，根本不用自己主观的去想这想那、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找好事做。只要真心的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该去什么心、该解决什么问题，师父都会让我们去思考，不想都不行。虽然有麻烦，没有三天好日子过，但心里偷着乐：师父管我呢。而且只要提高心性，矛盾就化解，环境就变好。
关于如何看待专做大法的事。
有一些弟子，有的人是刚从魔窟闯出来的，或者是手头有什么大法的项目需要人手，或者是其它原因，这些人不方便公开的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所以他们目前不上班，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很自然的，只要有时间就是做三件事。有人就认为这些人是属于专心、专业做事的，那么就用专修弟子的标准来要求这些不上班的人，比如，认为坐车都不行，必须步行。个人认为，《出家弟子的原则》这篇经文针对的是“宗教中的出家弟子”，而且是个人修炼时期的“宗教中的出家弟子”。这和被迫离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这篇经文提出的要求，并不适用于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
师父在《精進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说的是“再有出家弟子无特殊情况外出时，都不得坐车、坐飞机或坐船旅行，要一律行脚”，我认为我们都是在特殊情况下。不是说某个人特殊，而是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区别于个人修炼的正法时期。那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更有利于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圆满自己的世界。如果行脚，一天只能办一件事；如果有车，一天可以办很多事。师父还教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现在的社会形式就是这样的，去哪儿都走着也不正常。现在有那么一部份人，国内外都有，他们是专做大法的事的，我们不能要求这些人都行脚吧？
师父对于用大量时间干证实法的事也是肯定的：“如果你们都在哪个公司有一定的股份，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每个月拿钱，大量的时间都干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我可太高兴了。”（《2005年旧金山讲法》）我悟到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不一定非得是很有钱的人），专做大法的事，也是可以的，这个和“宗教中的出家弟子”不是一个概念。
有的人认为流离失所的同修也应该象其他人一样的过正常生活。我感到，这完全是用个人修炼的标准来生搬硬套。从反迫害、否定旧势力这个角度，这个想法没问题，但是我们也要面对事实，毕竟流离失所的弟子和在家的弟子是不同的，这些人没有公开的身份，很多对在家弟子很平常的事情，对他们就不方便，甚至是危险的（当然，只要正念强，一切都会改变）。不能不顾客观情况。刘季芝被二次迫害就是个教训了。
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不上班、不能象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这不是我们自己要的，是迫害造成的，是万不得已。不能盲目的跟别人比，每个人都有自己证实法与修炼中要走的路，决不能别人怎样，自己就怎样，因为师父说过：“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路》）。
如果有常人对大法弟子不上班表示不理解，正好借机向他们讲真相。
再来说说关于国外同修配合的问题。
国外同修说，觉得迫害的直接责任人（派出所、分局）不重要，司法程序很复杂，要告就告恶首江××。我觉得不能以人中的职位来划分重要程度，我们不是在追求媒体的轰动效应，我们在证实法。
我觉得外国弟子也不少，不应该都围着江××，出了中共秘密集中营（苏家屯）的事情，一下子全都围上去，然后又呼拉一下子围着王文怡。我觉得也有个遍地开花的问题。再有，这也是揭露当地邪恶的一个方面。中共秘密集中营的事情我只是从网上听说，我再怎么说，也是重复别人的话、再加上自己的分析。而我和同修的被绑架，我掌握着第一手材料，那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更加是在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学别人？我悟到，师父让我们揭露当地邪恶，也是让我们在证实法中走出自己的路，树立自己的威德。
如果只重视那些大案子，是否多少有那么一点点求名的心？比如，跟人说“我现在忙苏家屯呢”，人家可能说：噢，这是个大事；要跟人说，我忙着告海淀分局呢，人家可能问，海淀分局是谁啊，什么事？
我还悟到，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做自己该做的。师父说：“不是大家都得做一样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环境做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做的。你们是自己发自自己内心的在做，每个弟子真的象大法的一个粒子一样，在维护着法，在救度着众生。在这一点来看，世人是比不了的。”（《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
我不了解国外的情况，只是提个建议，也不一定非要诉讼，找议员呼吁一下也好。也是管用的。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难受啊，就设想了种种解脱的方案，有些想法也是在那期间产生的。前一天被劫持、后一天走脱，里面和外面、绝望与自由的反差太大了，这对我触动很大。
由于个人所处层次和修炼状态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关于法轮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