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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6年5月15日】我在2002年3月12日从北京团河劳教所出来，我记得，出来后到回爱尔兰之前我在北京我哥家呆了十天。这十天是非常难受的十天，我出来前他们肯定给我吃了大量的损害神经系统的药物，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整天头昏脑胀的，睡觉睡得很多，却整天很难受。我炼法轮功以后，总是神清气爽的，可是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能思维可是感觉很压抑，有时感觉脑袋随着心跳一涨一涨地疼。我心里一直想着大法，我想，先陪我父母呆几天，我迟早得离开，做我该做的事。
那几天里当地派出所的人找我谈话，后来在派出所有两个说是“国保”的人跟我谈话。我不知道国保是什么，我想反正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他们什么有用的话也没有，我想他们就是要看着我别参加法轮功活动吧。又过几天那两个国保的人打电话到我哥家又找我，我爸接的电话，我不想让他们骚扰我家人，我就下楼见他们，有一个人那天见过中等个三十多岁，又黑又瘦，另一个人二十出头，个较高，他们开着一个黑色的大奔驰，我心想我原来公司总裁都没坐这样的车，真是挥霍国家的钱啊。他们死乞白赖地非要找个地方吃饭边吃边聊。对于这些人，我对自己说：“不管他们说什么，他们全都是来害我的。”所以对他们我就是应付，我沉着脸，毫不掩盖自己的反感。我想他们也就是有任务看着我，腐败惯了，吃就吃吧。 他们找了一个装修挺豪华的饭馆。吃饭我也一直沉着脸，也没聊什么有用的。他们问我“还炼不炼了？”我想先应付着他们，就说“不炼了”。（我声明此话不是我的本意，在此声明作废。——赵明）他们问我：“还想不想出国念书了？”我不想给他们任何信息，我说：“都耽误两年了，还念什么？还是在国内找个工作吧。”后来他们还想探听我对出国的想法，我说：“要是能完成学业也好。”那个矮个的说：“想出国好啊。”要吃完饭了那个矮个的让另一个年轻的把电话写在纸上给我，说有事可以找他们。我很反感的说：“我没事。”他死乞白赖地塞给我。我心里对自己说：“我有毛病才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只会害我。”后来随手我就把那纸条扔了。 到家后，我发现家里气氛很压抑，后来我哥说：“爸妈以为又要抓你呢，担心坏了。”还说，他儿子（三、四岁）被大人们的情绪影响，钻到大人怀里直想哭。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想：“看来我也不能在这呆了，这只会给家人带来痛苦。我先试试看能不能出去，要出不了国也得离开这儿。”第二天上午我就让我哥开车送我去爱尔兰使馆办签证。我在团河劳教所时，我的护照开始我在一大队时是一大队警察邹建平拿在手里，后来我转到别的队了，邹建平还拿着我的护照，可能想以此从我家人捞点好处，我当时连自由都没有也没管这事。后来可能是我的案子有很大的国际关注吧，他可能觉得也捞不着什么好处，就交给我后来所在的队在我哥去接见时交给我哥了。 第二天上午，我哥带着我开车从家出来，我哥从反光镜看有辆车一直跟着，他就把车突然靠到路边停下，让后面的车过去，那车在前面几十米停下，放下了一个人，开走了。我哥启动了车，继续开，那人在后面打了辆出租车又跟着。到了爱尔兰使馆，他们好象准备好了在等着我去办签证，工作人员让我到附近有个提供护照照片服务的地方去照两张照片赶紧回来。我出去照相的路上，看见刚才被从跟踪我们的车上放下来的那个人在路边蹲着。我回到爱尔兰使馆去，工作人员让我到里边等，一位爱尔兰男士来跟我谈话，他给我名片，是一秘，他在有关文件上签字，负责签证的女士马上就把签证办好了。我非常感谢爱尔兰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与我的帮助，这使我能迅速离开中国，避免进一步的迫害和骚扰。 我在被迫害过程中谈过话的中共警察和官员真是不少，此文讲的被国保特务骚扰的事我在刚出来时写的一些文章中也提到过，但没有细谈。今天看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走出死关》，使我想起了这事，就再细谈了一下。当时我并不懂他们什么目的，我开始想他们也不会去信任我这样被他们迫害的人去给他们干，后来网上披露的关于中共特务的事情多了，我才意识到中共邪党在毁人、扭曲人的灵魂上是无耻和邪恶至极的，它们即使不能使一个人为他们工作也要以此来玷污一个人。在我一生中，迫害前迫害后和中共的任何情报系统都没有任何关系，此文所讲的经历是我唯一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的披露本身就是内部知情人透露出来的，随着《九评》的传播，中共邪党一直用谎言和恐惧操纵人的因素被迅速清除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觉醒而站出来揭露邪恶，这些现象都是中共邪党解体和迫害结束前的最后阶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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