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6年3月24日】希望之声记者日前就苏家屯事件采访了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郭律师认为：苏家屯事件是真实的。 郭国汀表示：举证责任和媒体信誉、媒体责任之间关系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道德问题，客观公正的问题。
郭国汀说，“参照中共历史上一贯的做法，一贯都是采取欺骗、蒙骗、掩盖事实的无数次历史前科的这么种做法。另外，再根据中共当局明明知道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十几天了，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共当局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或者申辩，或者为自己澄清事实，没有采取任何这方面的措施。所以我个人的判断，事实判断，苏家屯集中营这个事件是真实的，是可信的。”
郭国汀认为：在法律上的举证责任，作为媒体，特别是国际媒体，很强调负责任，不做偏见的报导，表面上似乎有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经济利益在后面支撑，使国际上的大媒体保持沉默，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可耻的一种做法。
郭国汀说：“苏家屯事件从种种迹象，包括从中共镇压法轮功、包括江泽民还有中共对警察下达的秘密指令，比如说法轮功打死的算自杀之类的这种指令，这个事是确实存在的。再加上自从镇压法轮功以后，中共政权轻视了法轮功，它们根本不知道信仰的力量，就以为凭强权或者凭暴力就能够迅速的把法轮功镇压下去，也才会有江泽民的所谓的三个月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这种说法，我相信这种说法是存在的。
正因为三个月不但没有把法轮功镇压下去，反而是越打法轮功的反抗越强烈，这个道理跟这个弹簧是一样的，弹簧你要是压的力量越大，它反弹的力量也越强大，更何况是有真正信仰的人，有真正信仰的人是不可能被压服的，也不可能被打下去的。所以，中共的镇压层层的升级，三个月以后看看压不下去了，那就把打压的力度加强，一次一次的升级，升到最后，没有其它的办法了，共产党就采取了这种方式：群体灭绝。”
郭国汀继续说道：像苏家屯事件，很明显它不是一个医院私下里这么干的，它是奉命行事，再加上当局至少是暗示，或者是纵容。纵容有关的医院当局、有关的医生，用利益的方式，用超额利益的方式，来收买这些人干坏事。因为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的时候，坚决不透露或者是坚决不讲自己的身份，也不讲自己真实的姓名或地址。他们当时也是没有预料到中共会这么邪恶，所以，全国有不少这样失踪的法轮功学员。
郭国汀：“比如我就亲自办理过一个案件，在上海的黄雄的案件就是这样的，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宿舍失踪，居然两、三年了，没有任何信息，我们也查过好多地方都没有。那么苏家屯据称有6000名法轮功学员，很可能都是跟黄雄的事件是一样的。就是说黄雄被抓的时候他也不是报自己是黄雄，他报了一个假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用尽了一切手段都无法使他们放弃，那么就灭口。暴力折磨已经使他们的肉体伤痕累累，如果把这些这么一些意志坚强的人放到社会上来，或者放出来，他们一个个都是活的证据，铁的证据，所以中共最后杀人灭口了。”
郭国汀解释了法律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从一般的情况下，作为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也是法定的，比如说行政诉讼，是民告官，就是被管理的一方来告管理者，告国家、告行政机关这一方。那么这两者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法律应当是考虑权力的平衡，那么在行政诉讼中，就完全采取的是叫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说举证责任是归被告，而不是归原告。
那么同样的道理，像中共镇压法轮功这一件事件上，同样是两者是处在绝对不平等的地位上，那么从法律的原则，或者法律的根本上来看，保持平衡，尽管目前对于镇压确实是没有任何规定来规定怎么个举证，举证责任如何，更何况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比如说刑事诉讼程式，它仅仅是一个事实阶段。
郭国汀说：“在这个阶段的举证责任，媒体强调说证据不足，或者证据不充分，然后根本就不予报道，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借口，是一种逃避。那么避开这一点，假设法律没有规定说举证责任倒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完全可以客观报导，所谓的客观报导就是不带偏见的报导。它可以对苏家屯事件通过采访，通过实地了解，通过证人，通过一个、两个、三个、多个证人来互相印证，还有可以通过情理，通过常识去推断、推论，可以得出你记者或者报纸作为一个第三者，所谓的第四权吧，三权分立之外又来了一个第四权：新闻监督权，做一个客观的评论，这是完全能够起到很好作用的，至少能够起到制止暴行继续发生的作用。 ”
郭国汀认为在苏家屯事件上，国际媒体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媒体的老板，不是记者本身，记者都很愿意报导这种事情。很多记者都很有正义感，关键是报社的后台老板，就是投资者，他们往往怕得罪中共或者怕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禁止他们的记者报导这事情。
郭国汀说：“实际上我每天都在查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看他们有没有报导这件事，到今天都还没有见报的消息。作为我来讲，我认为可以肯定，从我的经验，从我在中国执业二十一年，从我对法律的理解，我认为苏家屯事件是真实的、可信的。国际社会都应该动员起来，派出联合国的独立调查机构，立即对它进行调查，否则中共的当权者很容易毁灭罪证，或者采取各种方式来销毁罪证，时间拖得越长，那么罪证就消失得越快、越干净。”
人命关天，生死之际，我们有责任唤醒人们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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