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我叫安荣芬，女，66岁，是北京市738厂（现叫兆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90年3月退休。94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94年6月去济南参加了李洪志大师讲法班。99年7月20号后江贼开始发动打压法轮功，以后每到节假日，如六四、四二五等等日子派出所居委会就给我打电话或到我家进行骚扰，有时假日还把我和以前的功友如王淑芝、朱孔平等等叫到办事处关起来，院门上锁，在里面看攻击法轮功的录象片，不许给家人打电话，由各片的警察负责看着各片的法轮功学员。当时我们片警察姓谢。2001年过年前警察又到我家。我去了外地，一个朋友住在我家，我把真相材料给他看，警察进我家发现我走了，从此开始抓我。我回家后，看楼下停着警车还有几个警察，听说是来抓我的。放假七天，他们七天七夜不断敲我家门、按门铃、打我家电话，把我堵在家里七天七夜没能下楼，没能开灯。听女儿讲，警察也一直不断打她手机骚扰她。
春节过后一个星期天几个警察到我家，把我家所有地方，只要他们认为能放下人的地方都找遍了，小兵对头儿说那真的没有。等我回家时，女儿说警察来抓你，刚走。你上楼没碰上？我从此开始出家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6月下旬一天回家取钱拿衣服进门不到半小时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很多人到我家七手八脚拉胳膊拽腿把我弄到楼下连鞋都没穿，把我塞到车里送到一个敬老院单独关起来，由三个邪悟者给我洗脑几天失败后又把我转到北京朝阳610洗脑班，地点在北京兰岛培训中心。在我被绑架的三天里，我家被撬了，防盗门是用万能钥匙打开的。屋里被翻的乱七八糟，柜里床上的东西全部扔到地上，东西没有丢，这是谁干的，他要找什么呢？
贴身看着我的居委会书记要回家取衣服，他叫我给家里打电话，也同意帮我拿些衣服。电话一通，女儿哭喊着让我回家。我请求他们同我一起回家把锁修好，否则胆小的女儿无法睡觉和上班，可是国保的人毫无人性的根本不理我。
在洗脑班关了2个多月，40多个各种人劝我识时务者为俊杰，近20名所谓的洗脑班教员给我洗脑。国家给洗脑班投入了大量资金，生活费每人每天30元标准，教员工资一月一千多元，个个吃的肥头大耳。他们精力充沛，对我日夜形影不离的严密监控。一般一人有六七个人负责包夹，睡觉时一边一个。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走后换成警察装成人样脱去警衣。就是在我上厕所时，他们也要为我看门“保护我”。晚上经常不让睡觉，轮流对我洗脑，不让我看书，看报和看电视，不许跟里面任何人说话，有时在我不注意时，突然把我坐的凳子从身后撤走，把我摔在地上，叫我罚站，拿水从头到脚泼我全身，揪我的衣领要打人，不让我喝水还骂我，骂我儿女。
我找610负责人，问他，“你说的，阿姨我们这里不许打人骂人，谁要对你打骂，找我。现在对我这样，你怎么处理？”他无言以答。实际他们的政策是一个白脸，一个红脸，背后出谋划策，表面装好人。他们又变换方式用亲情让女儿说，只要妈身体好，心情好，一切行为都支持。儿子在国外。他们就去我单位找来了两个人将近呆了一个月没办法，说安荣芬够条件送劳教，不够给送回家，该送那儿送那儿，我们撤了。我们在的时间内的费用我们出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单位出了一万八千洗脑费。后来左家庄派出所警察一人一天轮番看着我大概不到两个星期，后来又骗我说洗脑班呆这么长时间外面有很多传染病，要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出医院门口，两个警察就把我装上车，拉到了北京朝阳拘留所，进去全身扒光一丝不挂进行检查，连乳罩背心后面的挂钩都得剪掉，腰带、鞋带没收。在号里几十个人挤在屋里高出地面一尺高的一个台子上睡觉，躺下时头对着脚排列，没法翻身。去趟厕所回来就没地方了。白天就是“坐板”不许说话，不许家人探视、送东西，一个月左右没换过衣服，白天晚上都是那一身，吃的是每顿两个半生不熟的小窝头，一碗菜汤，你有钱你可以买，必须在拘留所的商店买，非常贵，有一个刑事犯买了20个饺子20元。
当时我们住的号里有八个大法学员，无故的被关押，当我们听到外面楼道有打骂大法学员的声音，我们集体绝食抗议。过了几天后开始给我们输液（因在我们之前有一个叫梅玉兰的大法学员被他们灌食给灌死了，所以改成输液）因几次输液，扎针的地方起了大包，后来怕我死在里面，9月一天夜里12点钟，朝阳区左家庄新源里派出所警察和我女儿一起把我接回了家。到家后女儿告诉我是取保候审。
两个多月后的2001年12月27日近晚11点钟，我已睡觉，警察突然闯入我家，由两个警察把我按在沙发上，其余的开始进各室抄家。我三居室，每屋两个警察把柜里写字台的东西全部翻出，柜顶上沙发，床翻个底朝天。他们想要的全部拿走。我是个老学员，从开始修炼到抄家，我所有的大法书，各种交流会的体会录像带录音带光盘，100多盘磁带，大法轮章；师父像片（因我要出国伺候儿媳生小孩，东西全部拿回家）收在柜里被他们全部抄走，连儿子结婚时的录像带都被他们抄走，还有孩子们的电脑打印机存折，笔记本、电话本家里存放的红布、白布，我的护照身份证，还有未开封的录象带全部抄走（后来我出来找他们给我退回了，电脑打印机、存折（因存折钱我已取光）、集邮册（少了好多邮票），本来我东西都放在柜里，他们抄出后放满屋子都是，摆成他们需要的样子，然后录象拍照。朝阳国保录完，北京市公安又来录，两班人录完后才把我送到派出所，用手铐把我铐在椅子上，叫我在抄我东西的清单上签字，但只让在下面签字不让过目和数数，我不签，他们便拿走了清单，把我双手铐上手铐，把我送到了朝阳区拘留所。
后来宣布我是“窝藏宣传法轮功资料罪”。他们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我不签，他们说不签也得判。2002年一月份把我从拘留所转到调遣处与我一起转过去的一个功友叫牛清连，他有90多元的拘留所内部钱票。他走时，号里的人把零的给他换成了整张的出去换方便，后面不是他的名字，结果警察借口不是他名字装在了自己兜里，直到出拘留所，再没看到那警察，别的警察不管，90多元钱就这样被抢走了。
到调遣处一进大队，叫我把我的被子全部撕开，布面和棉花各放一边，夹的衣服他们拆开，衣服脱的一丝不挂搜身，然后背墙上的规定，不会背的要扇耳光，然后把被子缝上，进另一个大厅，开始排队低头脸朝墙，手抱头蹲着开始背他们里面的规定一个星期，然后进班里开始干活。进班后，我还是不会背，就不让我睡觉，白天照干活，几天后还是不会，后来也不让班长睡觉，叫她同我一起罚站。干活之外就是坐着，坐在每人出20元买的小塑料凳子上，坐时必须腰伸直，大小腿成直角，低头，两手放在膝盖上，不许说话，不许喝水，不许上厕所，每天6点左右起床，然后干活，做生日蜡烛。做的蜡烛大部份出口美国。还有把羊毛黑白分类，包筷子。每班按人定额分配，干不完不让睡觉。经常干到很晚。有时干到夜里两三点钟。干完后打扫卫生，每人搜身，查床。饭前必须唱歌颂共产邪党的歌，然后排队领饭，打饭时必能低头说，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打完要说谢谢队长。否则不给饭吃。每天除去睡觉，不许抬头，24小时不许说话，眼睛不许看别处，只能看自己脚下，稍不符合他们的要求，要到大厅罚站，写检查，或做500个抱头蹲起动作。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汇报白天一天的想法，队长点名才可睡觉。每个床位头对脚，腿必须放直，不能弯。放一个尿桶在班里，班里门上锁，有一人专门值班，筒道里还有小哨和警察值班。
一个姓王的大队长非常阴险毒辣，好多法轮功学员都被他打的鼻青脸肿。一次把功友张力前弄到一个小屋去打，打完后他出门了，等他回来就问张，我出去了一下，你眼睛怎么青了？叫张交待。干活警察也弄虚作假。如包筷子，几包筷子必须加进一包坏的，还要匀开，羊毛分类，杂毛不太明显的不分，但也要把包倒出重新装一下。累的我双眼看不清东西，整天头昏眼花，全身严重浮肿，疼痛出不来气，手裂的全是大口子。屁股坐的都是脓包。
2002年3月26日把我转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劳教所共有七个大队，其中五个全是法轮功学员。我被分到三大队，队长叫焦学先，副大队长叫槐春红。他们把分到的十几个法轮功学员领到草场开始进行拨军姿、蹲马步，跑跳等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折磨学员。四五个队长轮流呼口号，整整一下午，天快黑了才叫进楼。一个叫李凤玲的60多岁功友中途晕倒了，队长立刻领走，强迫她写决裂书。折磨完后，人人精疲力尽。我一瘸一拐很艰难才上去几个台阶，进楼后马上给我量血压、心跳。见我心跳加速血压升高，队长强迫我吃药。我不吃，队长槐春红、宋丽丽和一个邪悟者三人把我摁在椅子上给我灌药，把我的嘴抠的流了很多血。然后就叫我脸对着墙角罚站，每天24小时几个邪悟者轮番给我洗脑，我一闭眼就打我头。他们不停地诬蔑师父、攻击大法和造谣，给我灌邪党的东西，除非我说不炼，就一直罚站。
在劳教所也同样扒光衣服，撕开被褥全面搜身。一个叫刘玉芹的功友被强迫弯腰，头贴着小腿，两手紧贴墙好多天。
同一劳教队的功友张力前始终没写，最后人脱像成皮包骨，手和鸡爪一样干黑满身青紫，她站不住蹲不住用手用力撑地。几个邪悟者和吸大烟的轮番包夹她，让她无休止跑步，跑不了拉起来再把她推倒。再拉起浑身摔伤，关在单间，每顿给一个小窝头，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一次她屎尿、例假血弄一裤子，也不让换，后来包夹她的人实在熏的受不了了才让她换，不让洗给扔掉了（本来他就没衣服）用脚踢她胸口。一次他疼的尖叫振动了整个楼道，把一个学员吓的犯了恐惧症。又有一次叫他到大厅吃饭，那天有人参观改善伙食，她刚拿起饭碗，队长焦发话：你不需要吃人间饭了，叫她把碗放下，不让吃。刑期到了，头一天把他带走，现不知他去向。
另一个功友叫刘继荣，饭碗被一个姓杨的队长抢走、倒了，不让他吃，说时间到了（吃饭有时间限制，时间一到就叫走人）。还有一次，一个叫郎东月的功友，被包夹，变相不让吃饭，吃前必须说这饭是你师父给的还是共产党给的，不说不让吃。我向他们提出抗议，他们还狡辩说，谁不让她吃了，她说不是党给的，不吃党的饭。
一个叫张亦洁的大法学员听说是外经部一个进出口处处长，整天叫她挖坑做重体力，基本单独包夹，每顿一窝头，不让睡觉。
一次有人参观，佳木斯的功友李秀兰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就被几个人七手八脚架走好多天，被包夹。
有一个大法学员两次喊法轮大法好。第一次被送到集训队一个月。第二次被延长劳教期三个月（集训队是对学员非常残忍的地方，只给吃窝头，有的被关单间禁闭。齐白石的孙女齐秉淑也在我们大队，她从精神病医院转过来的。她血压很高，但每天都被逼着上很高的脚手架，去在劳教所的墙上画画。劳教所围墙上的画都是她带着几个功友画的。
在劳教所经常叫看造谣诬蔑大法与师父的录象和VCD；还有恶党的电影片、蔡朝东的报告，叫科学院的人来讲科学报告和录象片，讲所谓的科学现象，把从精神病医院拍的片子说成是“炼法轮功炼的”。反复叫你看天安门自焚录象，还有一些从洗脑班回家的邪悟犹大的录象。无论国内国外电台报纸，只要与沾边的就叫你看，还必须写心得体会。稍与讲真相沾边的词句就让你重写或把你拉出去单独帮教或包夹，写检查，不让睡觉，从精神上摧残你。每天写思想汇报日记，星期六写周记，每天口头汇报，班长记录，交给队长。一人不说，全班挨罚。
从身体上折磨。每天一早起床干活直到晚上十点，有时完不成任务集中到大厅去干；一有参观，或上边来人检查，就把活放在图书室或洗衣房。我们织的毛衣、帽子、手套、围巾和狗衣等等都是全部出口国外。这是室内的活儿。室外的是平地挖沟、挖坑、推土、种树、拔草、种菜、种花、浇水、施肥、推画画用的脚手架、擦洗健身器材和打扫院子。
每个星期洗一次澡，四五个人用一个喷头，只能用半小时，一星期洗一次衣服，每天5至10分钟洗漱。每班集体上厕所并规定时间，白天不许大便，熄灯后才行。
有时上边检查时，就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监规制度和上面要查的内容。需要考试的，队长就每班发答案，每人抄一份。有时同时几张卷子写上不同日期，队长还判分，需要全所集体考试的，因分批，有时就找人替考。上边来人参观或有记者采访或民意对队长测验（不记名）队长就把他们认为靠不住的人，也就是正念比较强的人藏起来，支配去干别的，有时就被邪悟的包围起来，对其他人先演练，来者可能提什么问题，规定谁回答，哪几个补充，叫这些人坐在显眼的地方，有时参观人多就把所有人带到大厅看电视，把正念较强的放在前面或中间，两眼必须看前面，不许低头，歪头斜眼看。周边都是队长、邪悟者或吸毒人员。你稍一动就训斥。一次美国记者去采访，我队由一名教外语的邪悟者王义回答，我们其他人员都被带到篮球场打球。由于她回答问题有功，第二天就被放回家了。
班组之间经常调换人员，经常搜监，叫劳教人员到大厅一丝不挂脱光面对墙站着，警察把衣服一件件抖擞乱捏，鞋袜也要抖抖，然后才允许穿上。另外还有监控器监视，房间里的被褥也翻乱，有时还给你撕开，你用的本子一篇篇看，有的内容撕走，有时就拿走不给了。
每人身前带一个牌。身上带的牌有三种：严管、普管和宽管。学习一段后由外边一个姓徐的人来验收，与队长商量每人发什么样的牌。
每天起床睡觉前都要点名，如一人不答“到”，全班挨罚。
队长焦学先参加全国成人函授大专学习，几次考试强迫一个新华社学员高维平替他答题写论文。他还叫一个手巧的用我们织围巾的线为他女儿织了一件白毛衣，其他警察有的织手套等等，都是拿的加工毛衣的线。
劳教所外观欧式建筑雄伟漂亮，设施齐全如各式健身器材、图书馆、阅览室、电脑室、展览室、理发室、医务室还有超市、足球场、篮球场和羽毛球场等等应有尽有。其实所有这样设施都是摆设，供参观和写文章用的，都是欺骗世人的，根本不让里面的劳教人员用。食堂的黑板菜谱每人每月定量，多少油、肉、鱼、豆制品和蔬菜，实际根本吃不上。
被强行关押的大法学员受的是非人的折磨，邪党却用各种手段造假宣传、欺骗群众。
以上是我经历和看到的揭露出来，希望更多的人能认清邪党的邪恶和伪善，它从来不会对任何人负责。希望那些曾经加入过邪党组织的党团队的人们，抓紧退出其邪恶组织，不与之为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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