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北京崇文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和一位同修在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被广场恶警绑架到一个治安室。恶警给我们照相，我不配合，他们就用警棍打我，叫我说出姓名、住址，我也不配合。后来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约有二十多人。

天黑后，恶警把我们分散送到各个派出所，我和另外两名男大法弟子在一起。我仍不配合恶警，不报姓名、住址，恶警看守得紧，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白天不给饭吃。从第一天被绑架起，我有三天没吃到饭，在这个派出所就这样坐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晚上恶警强行送我到医院检查身体后，又送我到崇文看守所，在那里我仍不配合邪恶。多次提审，我不报姓名、住址，我一直坚持了十多天，后来被一名女恶警骗了，我说出了姓名、住址，他们就通知当地派出所和住渝办事处。崇文看守所扣了一百七十多元伙食费后，就把我送走了。在住渝办事处被关了两个晚上，他们又扣了车费、住宿费一百五十多元。

第三天，梁山镇二派的指导员刘铁立和本单位教师汪崇蓉来接我。听说他们带手铐上飞机时，被检查没收了，这是师父在呵护我。在路上他们扣留我的现金六百多元。回到当地当天晚上，我被非法送到拘留所。

二、在梁平县拘留所

在拘留所，听说恶警非法抄了三次家，最后搜到四十多份资料。刘铁立、资勇逼问我资料来源，我不配合。

在拘留期间，有一天我坐在铺上，副所长朱占云在上面巡仓，以为我在盘腿，就叫了两声“向延新”。因我不叫“向延新”，没答应他。他就气急败坏的骂我，回头边走边骂：“你这个老东西……。”一会儿，他就拿了一副二十五斤重的脚镣，把我弄到坝子里，叫犯人把我双脚铐起。又说你到北京把你家人害苦了，你女儿受到批评，她们法院的“文明奖”也被取消了。我说这不关我的事，朱占云就猛打我几个耳光，又拿了副手铐，并且是副死铐子，把我脚镣手铐的，并扬恶言把脚镣手铐送给我，要铐我一辈子。我拖着沉重的脚镣回到仓内，仓内的人都很同情我，都非常愤恨。我吃饭、睡觉、上厕所，都要由同修帮助。

到第五天，脚和手都肿了，组长就向值班人员反映，下午才给我解除刑具。

三、 在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日，我被送到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这是一个地地道道非法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她们好坏不分，善恶不明，由吸毒犯、卖淫女来管大法弟子，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这个劳教所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一是从精神上思想上施加压力，磨灭大法弟子的意志；二是从肉体上折磨大法弟子，从而达到他们“转化”大法弟子的目的。

（一）在精神上，茅家山女子劳教所给大法弟子强化洗脑：背监规、唱邪党歌曲、写思想汇报、组织学、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邪书，并要写心得体会，经常组织看诽谤大法的电视，还多次组织召开所谓“揭批会”。

（二）从身体上折磨大法弟子，也是要达到他们“转化”大法弟子的目的。每个大法弟子由一个或两个吸毒犯包夹。首先是坐硬板凳，由吸毒犯看管，腰要坐直，目不转睛，头歪一下、身子动一下，就挨吸毒犯的打骂。坐不了一天半日屁股就会起泡。

罚站要站直，两手中指要对准裤缝，脚腕不能弯曲，稍不注意毒犯就在背后打你脚腕，使人很难受。后来恶人又从西山坪劳教所调来几名男恶警，搞所谓“军训”。男恶警手段更残酷，为达到加快“转化”目的，每天强迫跑步几十圈，不分老少，不许掉队。接下来就是罚下蹲，腰要正直，毒犯随时可能打骂，并强行做很长时间，才许换一次脚。这些恶警没有人性，没把大法弟子当人看，叫大法弟子走鸭子步，还要速度快，很多人吃不消。

我坚持了六个月，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残酷的迫害中，没挺住，向邪恶妥协了。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给大法抹了黑，违心的写了“保证”，最后写了“三书”。我亲眼看到我们舍房几个没写“保证”的，恶警指使毒犯用黄胶布贴住她们的嘴，把她们双手绑在背后，罚跪板凳脚，经常关小号。我同舍房一名大法弟子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小号，还被毒犯用凳子砸头，凳子都被砸破了。劳教所还有严管组，那些在严管组的大法弟子受的苦和折磨就更严重了。

我这只是揭露了茅家山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部份，这只是冰山一角。劳教释放后，学校校长黄经寿和教办欧帮谷从我的工资中强行扣取6150元作为刘铁立和汪崇蓉到北京接我的差旅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