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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应该有信仰的自由”
—— ——专访人权律师张鉴康
【明慧网2005年3月11日】受理多宗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案子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郭国汀等接连受到当局打压和恐吓，引起海内外人士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在律师界也引起一定的反响。大纪元记者近日采访了现居西安的著名人权律师张鉴康先生。以下是该专访的节选。 * 声援高、郭律师及孙文广教授 张鉴康律师表示，他完全赞同和支持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上书、辩护和郭国汀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以及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为法轮功学员给人大、政协上书的行为，他表示应该对他们的行为给予大大的肯定，他愿意在他们的签名网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 愿意继续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张鉴康律师表示，法轮功学员应该有信仰的自由，他曾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代理案件，他说，如果还有法轮功学员找他，他还愿意继续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他表示他本人虽然不炼法轮功，但周围接触过不少法轮功学员，觉得他们都是好人，炼功身心健康，挺好的。 张鉴康律师表示，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应该让大家去做判断，而不应该用所谓的某一个政治人物的观点，就那么一点浅薄的学识，从他那么一点自私狭隘的观念出发，给法轮功下个定义，他无权那么做，虽然他有政治权力，但在历史的层面上，他是无权的，是小丑一个。 * 中国律师界需要国际声援和发挥整体力量 张鉴康律师指出，现在中国律师界整体上还是萎靡不振，绝大部份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中国律师职业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在共产党的政治暴力、司法强权高压下，中国律师的道德在溃败。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他认为，在中国律师界里，有象高智晟、郭国汀这样的人，能够挺身而出，发出良心的呼唤，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还缺少横向联合的效应。如果中国律师这种良心的呼唤能够走向共鸣、形成整体的力量，那就很好了。他希望通过法轮功学员，能够形成这种合力，不管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是对于世界人权国家来说，都是很有益的。 * 人权事业艰难 但正义必胜 张鉴康律师表示，从事人权事业的人在中国现在很艰难，在法律界也是如此。他认为法制败坏的最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腐败，法律臣服于政治之下，共产党有一切资源。就法律领域来说，人权案子首先都很难立，共产党会找各种理由不予立案。 张鉴康律师指出，共产党做坏事时自己也是很恐惧的，他们一面在黑暗中制造黑暗，在罪恶中制造罪恶的时候，他们的手在发抖。张鉴康律师认为国际、国内的声援非常重要，大家声援的义举对于本身就在发抖的施暴者打击很大。共产党不怕孤胆勇士，但如果一个人一旦遇事，别人能为之呼吁，共产党就害怕。张鉴康律师认为正义必胜，要坚定这一点。 下面是大纪元记者对张鉴康律师的访谈实录。 记者：最近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上书、辩护，郭国汀律师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为法轮功学员给人大、政协上书，不知您怎么看近期这些公开为法轮功声援的行为？ 张鉴康律师：这是好事。我完全赞同，也完全支持。我愿意在高智晟和孙文广教授的两个签名网站上都签上我的名字。 我设法跟高律师联系，一直还没联系上。最近听说高律师要来西安，我本来想正好碰碰面，就有关问题交换一下意见，可是听说他被滞留在北京了。很令人遗憾。 记者：您和高智晟、郭国汀律师以前有过接触吗？ 张鉴康律师：没有，我现在没有他们的电话。如果有他们的电话，我会给他们打电话，表示问候和敬意。 记者：您对孙文广教授上书的事怎么看呢？ 张鉴康律师：我是完全赞同，也完全支持的。我也乐意联署我的名字。 原来每一年在两会期间我们都搞过上书，连续有好多年了，89年以后，尤其是从9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但是后来我们上书以后，人大的信访部门从来没有跟我们接触过，没有任何答复，就是公安部门来过问一下，但是他也不说你上书的事儿，只是来扰动一下，说跟你谈谈话，问问情况，问我最近干啥了。 应该很明确地指出，这种情况绝对是非法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的信访制度，这都是不对的。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不能用公安警察的力量来对待。所以，现在就我个人来讲，我确实对向人大上书有一种疲惫的感觉。 虽然我刚才说到疲惫，觉得上书是绝望的表现，对共产党完全绝望了，但是我永远不气馁。我只是在考虑是不是有其它的更好的行动、手段，更有效一点。 记者：以前好象还没有人为法轮功公开上书？ 张鉴康律师：对，为法轮功向人大上书这还是首次，应该给予大大的肯定。如果他们允许我联署名字的话，我会很乐意的。 民间社会有这样的呼声是很重要的。 记者：那好，我就帮您在他们的签名网站上签上您的名字。 张鉴康律师：可以，可以加上，完全可以。因为我跟高律师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也想通过您转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记者：法轮功的话题在国内还是很敏感。最近有这些正义的人士勇敢地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不知您有何感想？ 张鉴康律师：我想这是个好事。很久以来，我也和高智晟律师一样，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在律师界里面。 我本人虽然不炼法轮功，但周围接触过不少法轮功学员，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炼功身心健康，挺好的。最近我为其中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做代理。这位法轮功学员，霍女士，曾经是解放军系统的干部，后来转业到西安体育学院图书馆。2004年上半年，她被送到洗脑班关了三个月，没有任何手续、证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三个月。 她出来后，就请我为她代理此案。2004年11月25日前后，我们要求西安市公安局确认把霍女士强行送进洗脑班是非法的，但是石沉大海。我还帮她向西安市公安局外事处申请“因私护照”，他们在电脑中搜索，发现她炼法轮功，就不给办，不予理睬。 后来，我帮霍女士写了一份诉状，起诉西安市公安局行政违法的行为，寄到西安市中院以后，西安市中院立案厅借故不予立案，借口说被告是属于另外一个区的，应该在那个区的法院去立案，结果霍女士跑到区里，区法院说，你没有证据啊，你怎么能证明西安市公安局办学习班，把你关了三个月呢？ 按照国内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告是负有举证责任的，也就是说西安市公安局在这个案子中是有举证责任的。原告说，你办学习班，侵犯了我的人身权利，被告如果认为自己没有侵犯，应该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规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区县法院认为原告没有证据，就把霍女士的案子退回去了，不予立案。其实这和我当初的预计也是一样的。 记者：在国内，为良心犯、法轮功学员等辩护是不是很艰难？ 张鉴康律师：很艰难、很艰难。法律臣服于政治之下，共产党有一切资源。案子首先都很难立，他们给你找各种理由不予立案。象有些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手续，人身自由被剥夺了、被侵犯了，可是监察机关硬是说你没证据。按道理，这种行政违法案件，被告人应该有举证责任的。要举证，他没有任何手续，就把人关起来了，秘密的，或者诱骗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人怎么举证？ 人身深受其辱是真实发生的，家人去探望开介绍信，都是这样的，没有其它的文字上的材料，如：“拘留决定”、“劳教决定书”之类的，如果有的话，那这个证据当然很充份了。 现在中国的律师里面，有象高智晟、郭国汀这样的人物，能够挺身而出，发出良心的呼唤，是很好的事情，可惜，我们还是缺少横向联合的效应。如果中国律师这种良心的呼唤能够走向共鸣、整体的力量，那就很好了。但愿通过法轮功学员，能够形成这种合力。不管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是对于世界人权国家来说，都是很有益的。 中国律师界这块太弱了，完全是偏离了世界律师在人权事业上的那种突进的力度和方向，完全偏离了，都是在所谓的务实。好多人不接政治案件，连刑事案件都不接，因为共产党会去刑法里的有关条文，说律师代理人伪证罪之类的，第306条，过去我们写过文章，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强烈要求修改。但是在立法层次上，中国律师是一个弱势群体，即使可能个别人挣了不少钱，但是他基本上不发出什么作用，基本上都是用在挥霍上了，用在优化自己的生活方面了。中国律师在立法环节里面很薄弱，象在全国人大里面，律师很少，法律草案都是有关部门弄出来的。 我记得前几年，99年的时候，我曾经为中国的律师界人权屡屡被司法当局侵犯，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律师杂志上刊登了，当时律师在合法的执行律师公务的过程中，经常被无端地拘禁、甚至殴打，曾经有一个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律师的意见和法官相左，结果法官就恼羞成怒，命令法警把律师扣在藤条椅上，殴打了40多分钟，非常严重的。后来那个案件不了了之，我们就没有再看到下文。 在我们西安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事情，当一位律师提出案件在审判过程中程序有违法的现象时，一位姓赵的女法官就在律师的脸上打了好几个耳光。后来那位女法官从西安市法院系统调到外地去了，仍然做她的法官。 另外还有我们所的一位律师，他们母子俩都是律师，正好前几天我还见到过那位女律师，快70岁了。她和她的儿子都在我们西安的碑林区法院工作，为一个案件中的不同的当事人做代理的时候，因为座位的问题，当时也不是在正儿八经的审判庭开庭，而是在法官的办公室里面，为座位问题，为律师带没带律师证的问题，发生口角冲突，厮打起来。当一些法警打儿子的时候，那位女律师就高喊着“打人了，打人了！”，结果有人过来朝着这位不到80斤重的女律师身上、腰上乱踹，踹得她大小便失禁。 这类事情非常多，特别多。 后来，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安市的司法局、碑林局的政法委员会，还有碑林法院几家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法官是为了维护法庭秩序，但是言语方面不文明，可是不承认有殴打的行为，说查无实据。 后来，那位女律师的住院费用说是让司法局承担，当时我们所在的陕西第一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独立核算、自收自支的律师事务所，最后这个医疗费用由我们所自己承担了。我们的人被打，医疗费还由我们自己承担。 曾经有一次那位老律师很生气，在人大开会的时候，她说：我很想到北京去，我去伸冤去。我说：我跟你一块去。这位老律师的丈夫本身还是一个检察院的检察官。 所以我想在中国律师这个职业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在党文化的高压下，党的政治暴力、司法强权高压下，律师这种道德素质，有时不得不这样，为了生存，委曲求全，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因为如果老打败官司，就没人请你了。有时法官就是在弄权，有时律师不好驳法官的面子，就越来越助长了法官的威势，法官就不可一世了。 长期以来，就慢慢形成了奴化的现象。在奴化的过程中，中国律师的道德就全线溃败了。很多比我年轻很多的人经常跟我说“你太幼稚了”，说我很幼稚。我只能苦笑。 记者：象法轮功这个问题，涉及全国性的范围，而且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行为都是非法操作。中国律师界对此的反应如何呢？ 张鉴康律师：很麻木。我不说现在。根据我的观察，西安市这地方法轮功学员应该说很多的，但是有很多律师就是随风倒，反正上面批判，我就跟着批判吧。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聊。我说，我认识好几个法轮功学员。他就说，那你赶快挽救他们一下。竟然说这种很可笑的话语。 记者：听起来好象跟中共官方的腔调一样。 张鉴康律师：一模一样的。那是一个共产党员律师。还有一位在律师界颇负盛名的律师，一个副会长，私下里跟我聊起来，很神秘地问我：你说政府打击法轮功，你说到底是法轮功错了，还是政府错了？他问我的意见，我给他表明我的意见，我从一开始就表明我的意见，我说，法轮功学员应该有信仰自由。 记者：他们通常是对法轮功真象还不太了解，还是即使了解了，也畏于压力不敢做辩护呢？ 张鉴康律师：应该说，大部份是不了解，都没看过法轮功的书。我想。既然没有看过，就不应该批判人家。批判总得有前提条件啊。 记者：其实中共就是怕人看法轮功的书，所以就禁书、烧书，因为他知道人们一看法轮功的书，就知道好，共产党自己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张鉴康律师：是的。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应该让人民去做判断嘛，而不应该用所谓的某一个政治人物，就那么一点浅薄的学识，从他那么一点自私狭隘的观念出发，给法轮功下个定义，他无权那么做。虽然他有政治权力，但在历史的层面上，他是无权的，是小丑一个。我在任何地方，都敢下这个结论：小丑一个。 我的一些朋友，尤其在北京的朋友，都在说：某人下这么一个指令，打压法轮功，是最愚蠢的。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一个聚餐会，一位老人，74、75岁的老人，他联想到焦国标先生写的文章《讨伐中宣部》，他说，这样的好文字能出来，是因为焦国标先生是做新闻媒体工作的，教新闻学的，他对这种党文化施加在新闻上的暴虐感同身受，所以他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 说到那儿，老先生话锋一转，说：那么现在谁给法轮功说话呢？法轮功是中国当今最大的弱势群体之一。谁为他们说话呢？ 记者：您说的那位老先生是谁呢？ 张鉴康律师：这是我亲耳听见的，但现在还不便公开他的姓名，出于对他安危的考虑吧。对不起啊。 记者：没关系，我能理解。是不是有些人觉得法轮功学员搞政治，在这上面有障碍。 张鉴康律师：在共产党看来，说真话就是搞政治，一切集权政权都是这么看的。就是修条马路之类的公益性活动，也算是政治，他认为你跟我交往就是搞政治。 记者：对于法轮功学员的上访请愿等活动，全都扣上“搞政治”的帽子。要是按共产党的概念，生存都是搞政治。 张鉴康律师：法轮功学员的这些行为都是正常的，人民嘛，是一个群体嘛。想这样去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和平的请愿，何罪之有啊？！共产党已经被吓得寝不安席了。 最可气的是，他认为你搞政治不行，我可以搞政治。政治是我们家的，任何其他人不能进来。 记者：您觉得现在对于高智晟、郭国汀律师正义的行为，国内律师界的反响如何呢？ 张鉴康律师：因为好多人可能没有看到，反正在我的周围，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了高智晟律师写的东西，还有袁红冰先生写的文章，很有感触。律师的评论文章，好象还没有看到，我是指在论坛上的帖子。 记者：其实跟整个中共对各个领域的高压控制有关。 张鉴康律师：是的，跟整个高压控制有关。为了自己的饭碗，正象哈维尔所讲的，这些无权者，生怕自己职业有问题，孩子就学有问题，方方面面的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中国律师和我们中国的普通公民一样，慢慢地都弱化了、奴化了、卑微化了。 记者：象您，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是否还会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呢？ 张鉴康律师：只要他们愿意请我，那我就愿意为他们辩护。 记者：您不怕受到威胁吗？ 张鉴康律师：我好象已经习惯了。我记得93年的时候，我曾经怕过，这个我老老实实承认。当时是为了一个集体拆迁案件，就发个倡议书，希望公民们团结起来，保卫人权。当时，我刚拿上正式的律师职业证，我就签名了。 当时考虑在1989年大镇压之后，我们中国公民的活动空间很小，人们都把自己封锁起来，不敢跟别人交换意见，不敢跟别人谈话，不敢流露自己的心声，不敢哭泣。在那个时候，我拿到律师证，我没有想到先用这个谋求财富，别人认为我有种英雄冲动，想当英雄了。 但是我当时就这样想的，用我的律师身份来签名。结果这一签，就不可收拾，公安局的人来了，查我家，搜了我好多材料。强迫我交待“团结保卫人权”这么个倡议书，是不是要倡导搞成一个组织。我还给别人辩护呢，我们是倡导保卫人权，是倡导团结保卫人权这么一种行为，并没有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 那是12年以前的事儿，那次仅仅是因为一个倡议书，当时那种紧张我现在还觉得好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那警车呼啸而去，好家伙，就好象出现了大搜捕一样。当时我也犹豫，我是走，还是不走。后来还是决定不走，看他怎么办。 从那以后，就习惯了。 记者：后来您就经常做这种正义的为人权呼吁的事情，是吗？ 张鉴康律师：是的。一直在做，但就是长期以来没什么进展。总觉得，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包括给全国人大上书，给政协的呼吁，以前是主动地用这种方式，现在觉得这种方式一直在用，很单调，好象也没有太大的效应。 记者：但其实这种正义的声音是很有意义的，不一定能够及时或者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这种声音在传播，在唤醒更多的人觉醒，尤其是当大多数人还在麻木的时候，这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也是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和正义感的。 张鉴康律师：对，对，对，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联署名字，是因为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也是合伙人之一，我觉得可能不太方便，但如果有这种辩护的需要，我一定会乐意接受的。可惜一直没有，没有法轮功学员来找我。 记者：这次您说出来了，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可能是因为互相之间没有桥梁，没有沟通的渠道。几年前，据说中共下指令说律师不能给法轮功学员做辩护。不知您听说此事了吗？ 张鉴康律师：我听到过，但没见到文字。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贻笑天下了。因为即使是杀人犯，都要辩护，甚至还指定辩护。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实在是难以理喻了。 记者：因为中共自己知道其对法轮功的所有行为都是非法的，都未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而且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违法行为，他们自己应该也是非常恐惧和心虚的。 张鉴康律师：是的，他们很恐惧，很恐惧。他们一面在黑暗中制造黑暗，在罪恶中制造罪恶的时候，他们的手在发抖。我想，他们如果还有一点良知的话，晚上也会寝不安席的。 记者：现在高智晟、郭国汀律师受到恐吓，您怎么看呢？ 张鉴康律师：我觉得共产党这些恐吓行为很符合其一贯的逻辑。如果恐吓以后你还不听，它可能不会赤裸裸地做一些事情，但是会找一个理由，它很注意的发现你的某些小的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给你放大，比如说，你有个异性朋友，他可能会给你整出一个让你说不清、道不明的桃色事件，过去有些人权人士被定罪为有流氓活动什么的，就是共产党为了丑化而编造的。这是共产党一贯的逻辑。 如果恐吓你听了，它就认为得逞了，心想，看来你还怕我，你服从了我这种淫威了，看你还敢不敢再轻举妄动。 如果不听的话，就接着弄个小鞋，或者其它的莫须有的东西，把律师的名誉败坏。这是极有可能的。通过律师协会、司法局、司法厅等给施加压力，是常见的做法。 记者：中国律师的处境真是不容易。 张鉴康律师：确实不容易。我有一个朋友，去年给西安的一位人权人士赵长青辩护的时候，司法厅一个处级领导，把他叫去了，给他敲了警钟，说你不能怎么说，不能怎么说，小心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辩护人跟我关系比较好，他跟我都说了。 顺便说一下，赵长青的案件也是说涉及国家机密，不公开审理。当时我们要去听，都被挡在门外，不让进去。你想，我还是个律师呢，我们的单位和他们还是对门，都不让进。实际上有啥关系？他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嘛，就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消息，发表了抨击一党专政的东西，就说他的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从而不公开审理，这样似乎就逃开了国际媒体的追踪，这是共产党的一厢情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