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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5月1日】
励老师：您好！ 读罢你秋天的来信，很使我感动。信中的殷殷厚望，更使我想起许多，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社会大变动格局中我个人的遭遇。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小时候衣食无忧。长到十八岁，虽然社会的变迁和家庭的变故，也在我的心中投下了一些人生的阴影，但时代、家庭和学校仍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新中国最常见的那种理想主义青年。在我那时的心目中，解放全人类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我对于自己的期望，则是成为象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说的“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1978年初，到农村插队才几个月的我，幸运地搭上了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班车，跨进了我向往中的大学之门。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禁锢了中国人几十年的思想堤坝被冲开了，昔日万马齐喑的中国思想界，一下子冒出了多种多样的声音，仿佛真的迎来了一个白花齐放、白家争鸣的新时代。当时在大学校园里求学的我们，多是科学和民主的信徒，立志要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中国，让中国彻底告别专制与落后。当时，我们都天真地以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将由我们的双手去完成，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而且很快就会实现！但没多久，现实便将我们碰得头破血流。几乎与1959年相仿佛，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春天，成了一个短命的春天。 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我因为理想严重受挫和个人感情生活的不顺，情绪低落，对政治开始厌倦了，而对探讨人生意义且具有悲观主义色彩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其后的那三年，中国思想界的空气犹如早春，时冷时热。1988年冬，我更黯然了，对中国的前途愈加失望。但与以前不同的是，那三年，我关注的重心已从昔日的社会现实转向生命的意义。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和个人情感的碰壁，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渐渐的，将我引领上了追问人生意义的精神之旅。重要的已不是如何改变社会，而在于“人是什么？从那里来？到那里去？”为此，我拼命的向古今圣贤求取答案。然而，他们虽有种种精辟的见解，最终却都不能使我完全信服。于是，我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路不知怎么延续，心不知如何启程”，心中的痛苦和绝望，非有相同经历者实难以体会。后来我之所以一度热衷研究鲁迅，正是因为他的作品所蕴涵的复杂悲凉的心境，引发了我极大的共鸣。因为没有信仰可以坚守。再度工作后，面对扑面而来的商品大潮，我也只能在日下的世风中，跟着大家一起往下滑。 大约是1993年，一向对气功感兴趣，也曾练过一阵的我，买到一本讲“静坐”的书，跟着也练了起来。很快，身体明显受益，而且还有一些超常的身体感受。到了1994年，我又读到一本颇有点神奇色彩的书，里面阐述了他对大乘佛教的理解，使我心向往之，动了入佛门的念。1995年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买到了一本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回家一口气读完，不禁欣喜万分：“这不正是自己一直在苦苦寻觅而始终没有找到的‘真经’吗？”当时的那种感受，正如师尊在书中所言：“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炼功，也有的人没有炼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啄磨。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自小就是我的理想，长大后的经历一度使这种理想半途破灭，那么，法轮功给予我的人生启迪，归结到一点，就是让我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要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以及如何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从而使我又有了新的人生信仰和理想。而追求和实现这种信仰和理想，正是我修炼法轮功的目地所在，也是我的同道们的目地所在。 炼功几年来，我没有吃过一粒药，进过一次医院，但以前身上所有的各种毛病全都不治而愈。更重要的是，道德水平提高得很明显。举个例子，因为工作关系，我一度经常与商家打交道，三天两头就有人送我红包和礼品，同行都羡慕，认为我“油水足”。但炼功后，我就痛下决心：今后凡有送我红包者，能推掉的尽量推掉，实在推不掉，收下来后全部都捐给“希望工程”，连礼品也折算成相等的钱款，捐给“希望工程”。几年中，我共捐给“希望工程”此类钱款几万元，因此被政府授予“‘希望工程’先进个人”称号。可以说，在我的同行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几乎凤毛麟角。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跟励老师提到这件事，并非是为了表扬自己，只是想说明法轮功在净化炼功人心灵、提高其道德水平方面的明显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炼法轮功，我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总之，炼功后，我身体好了，道德水平提高了，从肉体到灵魂，都变得干干净净，象换了一个人一样。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的告慰自己，告慰那些曾经教育我要做一个好人的人：我每天都在向一个美好的目标——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迈进。一句话，我得救了！ 当然，如同历史上的基督教、佛教、道教一样，法轮功是有神论，与实证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法轮功会被当权者诬陷。当今世界，邪教确实泛滥成灾，但法轮功不是邪教，正如基督教不是邪教一样。这是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了解的事实所做出的冷静判断。说到底，一种信仰是不是邪教，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取决于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悖离事实，即使是政府的决定，迟早也会被历史推翻。历史上，基督教不是也曾被当权者定为邪教吗？而真相究竟如何，今天已毋庸置疑。 那么，为什么现在仍有一部分民众相信政府所说的呢？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官方舆论长期对他们进行欺骗、灌输谎言的结果。 在专制体制下，人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情权”，舆论完全是政治的工具，历次政治运动中，被置于死地的对手们从来都无权为自己辩护，只能听任“一言堂”的宣传机器随心所欲的往自己身上泼尽脏水，安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媒体上连篇累牍抛出的所谓“事实材料”，都是按照特定的政治需要，被炮制或重新组装的。在这种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普通百姓根本无法从合法渠道获得任何真实的信息，很难不受舆论的欺骗和蒙蔽。从建国初期的胡风一案到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再到文革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与1989年的六四，中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领教了这种造假舆论的厉害，真是铺天盖地，所向披靡呀！在现代传媒空前发达的今天，其威力之大，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相信，今天如果再发生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媒体上如果再接二连三的象当年那样抛出证明刘少奇或王少奇是“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的所谓“事实材料”，信以为真者一定不在少数。如今，一提起法轮功，很多人马上便会想起媒体上报道的所谓“围攻中南海”、“天安门自焚”等等栽赃陷害，但未来，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真象大白于天下时，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媒体当年的报道竟是这么回事。”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近来颇想做一件事，就是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每起冤案发生时官方公布的定罪材料和平反后公开的事实真象编成一本对照集，让善良但屡遭愚弄的人从中得到深刻的教益。 听了我解释，有人也许会问，“如果法轮功真象你说得这么好，政府为什么要取缔呢？”问得好！我认为，这就是“阶级斗争思维”及由此导致的“政治过敏症”作崇的结果。 自1996年以来，公安部门曾多次欲给法轮功定罪，法轮功的书籍也遭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查封，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更刊发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真象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法轮功学员根据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才相继去了一些单位、地方政府，直到最后到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谁知当权小人江泽民闻知后竟气急败坏，以其邪恶小人特有的思维猜度我们修炼人，认定中南海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向政府显示力量”，法轮功吸引了大量的党员、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是在“与党争夺群众”。殊不知，我们修炼人根本对权力没有任何兴趣，我们只是想有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小人之心，祸国殃民呀。 作为知情者和受益者，在法轮功被诬陷迫害后，我一直坚持为自己的信仰说公道话，将我所知道的真象告诉人们，为此，我多次被警方拘留，直至去年被判劳教。两年多来，我数次进过派出所、拘留所，最后到了监狱，亲身经历和了解了许多可怕的黑幕，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在官方所谓“解决和处理”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人权的侵犯。到目前为止，法轮功学员为讲清真象所做的一切，始终是和平理性的，真正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警方对待我们的是什么？是暴力！赤裸裸的暴力！ ！即使是妇孺老弱，他们都不放过。而这一切，在我们的媒体上，你不会看到一个字、一个镜头（国外媒体有大量报道）。举一个例子说，按照官方的要求，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都必须“转化”，即认罪悔过和揭批自己的信仰和老师，但明白真象而且亲身收益的人，谁愿意说违心话呢？为此，狱方竟然明目张胆，置法律于不顾，用尽各种手段，包括体罚、超体能的劳动、“车轮战”直至上刑，强制大家“转化”。有的干警甚至公开对我们说，“你不‘转化’，我就叫你生不如死。”在我呆过的劳教所，我曾两次亲耳听见过同室的功友被用电警棍残忍的摧残后所发出的恐怖的惨叫声，而他之所以遭到如此折磨，仅仅是因为他不愿“悔过”。 说实话，我也曾犹豫过，要不要给励老师写这封信。励老师已是快九十的高龄，何必再在你面前提起这些过于沉重的话题；但想想自己几年前曾向励老师介绍过法轮功，如今世事沧桑，是非混淆，作为一个有良知和知道真象的学生，明知如此，却沉默不言，怎么能说是对老师真正负责呢？相信励老师一定能理解我的这份心意和心情。 时已隆冬，励老师年事又高，阅信后不必作复。纸短意长，在此谨祝励老师健康长寿，新年快乐。
学生：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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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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