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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长达五年的迫害纪实──写给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 |
【明慧网2004年4月26日】我叫李春华,曾就职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文化局,从事美术、摄影工作。1999年以前曾是国家、省、市优秀美术教师;摄影作品曾在国家、省、市获奖;文学作品《沐浴音乐的河流》、《此时,秋在夏里》也于97、98年在《散文》月刊发表;散文评论等常见省、市各刊物和报端。那时爱人刘齐在齐市公安局十处工作,女儿读小学,健康活泼。我喜欢读书,喜欢听古典音乐,也喜欢侍弄花草,朋友们也羡慕我宁静恬淡的生活。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时常真切的感到时光的流逝,感到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似握于手中的冰块儿时刻在消融。每每秋叶飘零我便想:难道我的生命也如这秋叶终将散去吗?那么,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与目地到底是什么? 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在书店里遇到了《转法轮》。这部著作阐述了人体、生命、宇宙的关系;阐述了人做好事会产生德、做坏事会产生业力,以及一个生命德与业这两种物质的多与少,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快乐与悲苦、幸福与不幸;阐述了佛法的博大精深与修炼的伟大意义。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在于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返本归真! * 修炼大法 净化身心 98年的初春时节,我找到了位于齐齐哈尔市建设路203医院院内的法轮功炼功点。辅导员李兴亚是位不到三十岁的沉稳的小伙子,他义务为新学员教功,不收任何费用。就这样我开始学法炼功、在大法中熔炼自己。“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那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转法轮》)。 因为职业关系我在单位积攒了一书柜的白纸和稿纸,修炼后自知是私心所致,便将白纸稿纸交还馆长;因我参展的摄影作品及区各项活动都须拍照片,如果照相馆从买卷、冲卷到扩印用最低价收费而开正常发票的话,一年下来我在差价上会获利很多,修炼后用法理要求自己不再做利己损害国家的事了;有一次冲洗的胶卷较多,回单位发现收据多开了五十元,我找到照相馆的工作人员要求重开收据。工作人员不解:这便宜事找还找不到怎么重开呢?以不浪费票据为由不给开,我将五十元钱交给刘局长请她交公。 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低血压、颈椎病、神经衰弱、失眠等症。每逢夏季靠推葡萄糖维持身体,颈椎病使我痛苦不堪,严重时压迫脑神经,呕吐、头晕目眩,根本无法工作和学习。修炼月余这些病症便不翼而飞,身体轻健精力充沛。 我深感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我也深深体味到大法能使人自觉维护公众利益,在矛盾中能善解他人能真正变好道德回升。在当今世风日下崇尚金钱的社会里,法轮大法的修炼群体就是一方净土,是一股清流。我很珍惜这个修炼环境,希望自己在这里能洗去心尘变得更干净。 * 提高心性 事业有成 由于修炼法轮功使人身心健康,益于社会福利他人,我们便希望更多想修炼的人能找到炼功点。我们的炼功地点选在建设路市场门口的停车场空地。我担起义务教功的工作,每天清晨带着笤扫打扫场地,牛姨与老伴儿每天背着弘法宣传横幅、程姨、李兴亚夫妇、王宇东夫妇拎着录音机先后到来,待人陆续的到齐便开始炼功。早6点左右炼功结束便各自回家,我每日炼功回来顺便将我家单元(育英小区3号楼1单元)的楼道打扫干净。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又去王宇东家学法,就这样严寒酷暑每天坚持修炼,提高心性。 由于修炼后有了好的身体和乐观向上的心情,我便更努力的投入工作。99年由于学生于昊宇的作品在国际美展获奖,我也荣获全国优秀美术教师证书;99年6月,我又荣获市文化局、市教委、市群众艺术馆颁发的99年度文化教育工作者先进个人称号;我的文学评论《咏唱爱与美的诗人》、随笔《沉醉书香》分别在黑龙江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音乐里散步》也被《青年文学家》选编(迫害法轮功后此文未发)。 * 4-25万人上访之后的平静与不平静 就在我怀着健康的身心投入生活,工作和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新闻播出4.25民众请愿。由于齐市地处偏远我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深信作为修炼的人按法严格要求自己,决不会无故进京上访。这期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崇尚科学,破除迷信》中将法轮功与街头算卦愚昧迷信现象相提并论,我便针对此文写了《崇尚真正的科学,破除真正的迷信》一文,论述了法轮大法不是迷信,而是超常的科学。此文被大陆网特拦劫。 与此同时,单位刘局长每天工作之余都往家中打电话,星期天也不例外,她每天还得向文教区长张××汇报我的情况。办事处居委会每天早上去炼功点骚扰,一日刘局长打电话告诫我明天公安去炼功点抓人。我劝慰刘说:大法教人向善、做益于社会的好公民,堂堂正正修炼,不违法,也不影响任何人,我们一切都是公开的,书可以拿去看,调查什么可以如实告之,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来去自便。且修炼人看淡名利,不会参与政治,我相信一切误解都会烟消云散。 这样第二天清晨我照常去炼功,在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人员的监视下我们炼完了功,然后静静散去。当日中央新闻突然公布某某号文件,说以前对法轮功的说辞都是造谣,政府允许民众练功了。同时我们也了解到4-25万人上访是因为天津不法人员无故骚扰、捕、押炼功人,民众上访要求天津放人、要求合法炼功环境、要求恢复出版《转法轮》。当时朱总理给予公正和平解决后,上访人员自然散去。 紧张的空气突然的又平静了,刘局长惊得目瞪口呆:国家这是怎么了?昨天要抓人今天又可以炼了,怎么开玩笑似的出尔反尔呢?区某领导也说:本来就没啥,就是一些妇女老人炼炼功,就把某某党吓那样!我们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继续安静的学法炼功,在师父来齐传法六周年之际,我们制作了庆贺条幅悬挂于炼功场地。 然而,在我们炼功地点周围每天都有便衣来回走动偷偷的录象;马路对面的小吃等处也有人盯视;中华街办事处的付忠奇每天也起早摸黑的积极而兴奋的在我们周围转悠。这一切亲友们竟也都知道。我发觉我的一切言行都被监视之中,预感到表面风平浪静的背后正在孕育着什么…… * 风云突变,履行公民合法权益上访 1999年7月22日,刘局长通知下午有重要新闻,每人必须参加。新闻中血淋淋的一幕幕与我们和平祥和的修炼事实相去甚远,对李老师的种种诬陷更是以谎言欺骗为基础的造谣,毫无任何根据。我回家吃过饭,信步来到市委楼前。心想,作为公民有义务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澄清事实。而且宪法规定公民信仰自由,国家新闻媒体被利用来诬陷法轮功创始人与修炼人的行径也违反了国家对气功“不干涉、不宣传、不扣帽子”的三不政策。当时市委楼前已经端坐着一些修炼人,我静静的汇入人群。 马路对面的市中心广场人山人海,马路上武警、警察、政府工作人员比比皆是,市公安局才显文等人在人群中忙着录像,许多修炼人家属流着泪、不安的拽着亲人的衣襟劝其回家。不多时,两辆大客车突然而至,车上跳下几十个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手持机枪的武警战士将我们围住,此时高音喇叭喊着让我们迅速撤离,否则后果自负。 接着我们被领着一个跟着一个的上了大客车。当时正值盛夏车上全副武装的武警热的脸颊流汗衣服透湿,我们便把座位让给他们,年长的修炼人则用手帕为他们擦汗,在他们的目光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敌意而是一种无言的感动。我们被带到郊外的一所暑期空闲的学校,按地区分别关在教室里。我们和平友好的向公安人员讲述我们的真实情况,直到半夜又用大客车将我们送到建华分局,翌日凌晨两点我被送回家。 * 说句真话竟这么难! 自此以后,我家电话被监听,我家楼下403室建华区退休妇女丁文力与楼下平房食杂店妇女,伙同中华街派出所监视、甚至跟踪我。往日亲和友善的亲友为我担心,有的对我指责痛斥,历数历次政治运动被迫害之人的悲惨命运,不能吃眼前亏等,让我放弃修炼或在家偷偷的炼。在儿时父母老师便教育做人要讲真话,可是真正的说句真话竟这么难! 新闻媒体每天都是铺天盖地的谎言,区、局领导向我施加压力逼写不修炼保证,我坚持不写。朝夕相处十多年的婆婆也每天来电话询问情况,担心我砍杀丈夫和女儿。我为国人历经多次运动竟然还这么轻易的被蒙骗而深感痛心。从社会到家庭我被视为异类,精神的巨大重压与孤苦可想而知。就这样在区委、局领导的一再逼迫下违心的写了不炼功保证。我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到家。一头栽到床上痛哭失声…… * “只要我活着就要修炼到底!” 在阴郁、痛苦、茫然中度过了近两个月,直到与两位同修交流才明白写保证是绝对错的,既违背做人的原则,更违背修炼人的标准。我踉跄着泪流满面的走回家,那一刻我看清了自己卑琐的灵魂,重压下我竟丢弃了做人的根本,为一时的安逸在苟活。翌日,我将保证书作废的声明交给了刘局长。顿时,全家又陷入痛苦、惊恐和一片混乱之中。多方面的压力以更迅猛的攻势压来。为阻止我进京上访,阻止我与同修往来,丈夫刘齐可以不上班,他单位的一辆轿车随时听他支配,就是为了时刻看住我。 一日我从同修王宇东家回来,刘齐愤怒的操起电话给中华街派出所所长孙波打电话说我们串联,让把王宇东抓起来。我抢过电话对孙波说:“是我找王宇东的,若抓就抓我好了,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放下电话我开始收拾衣服、牙具,刘齐见状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要抓人了。他放下电话后,我毅然决然的对他说:“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只要我活着就要修炼到底!” * 合法上访遭非法关押 99年10月9日,为履行公民的合法上访权益,我、牛姨及另一位同修冲破层层阻力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在北京的旅馆里我开始写《敬请各界人士听一听我们的声音》的上访材料。文中论述了关于李老师生日的问题、关于李老师是否敛财的问题、关于我们是否参与政治的问题,以及论述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而非宗教,更不是邪教。最后写到:我深信终有一天世界人民会认识到李洪志老师的洪大慈悲,认识到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我们在信访材料上庄严的签上了名字后,便带着此信来到国务院信访办。 信访办门前的人拥挤不堪,其中有上访人员、有全国各地政府为了确保乌纱帽不至于丢失而派来堵截上访人员的、也有修炼者家属千里迢迢来北京找亲人回家的、更有警察便衣在人群中物色目标的。我们坦然步入信访办大门,途经长长的通道时,身后已有几个便衣尾随而至。当我们到第二道门时,门卫得知我们是炼法轮功的,便索要和扣留了我们的身份证,同时将我们放了进去。我们将上访材料交与工作人员,几小时后齐市公安十处的杨俭、刘进与司机开车将我们带到齐市驻京办事处。 10月14日,我们与独自上访的学员崔学敏一起被带回当地,非法关入齐市第一看守所。 * 十几天的酷刑折磨 当我们的脚刚刚踏入看守所的大门时,大厅岗楼上端枪的武警便厉声吼到:喊报告!走过暗暗的阴森的走廊,我被带到十二监号铁门前,女警任干事用钥匙将铁门打开,我进去后铁门立即又锁上了。 随后,接二连三不分昼夜的便有众多大法弟子被关入监号。有不同国籍的,有不同民族的;有少女有老人,有大学教授也有目不识丁的妇女;有上访途中截回来的,有在马路上因未按警察的要求谩骂师父的,也有在被窝里被拽来的。一时间人满为患,夜间侧身睡觉仍拥挤不堪。 整个囚室是由木板钉制的大铺,铺下一隅是厕所,余下的仅有宽一米长四米左右的活动空间。市内上方一角有一监测设备,室内所有人员的一切活动包括洗浴解手都在监视之内。 一日我们和平安静的炼功,顿时室内空气异常紧张,号长惊呼报告,杨所长闻声吼骂着呼啸而至,冲上板铺连踢带打的将我们推出监号,罚坐在大厅冰冷的水泥地上,全部被反扣手铐砸上脚镣,夜里我们双手反铐着,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步的艰难的走回监室,铁镣与地面相碰撞的哗拉哗拉的回声在暗夜里显得阴森可怖。 十几天的酷刑折磨使我们生活不能自理,时刻的疼痛令人窒息,夜里我们由于双手反铐不能平躺,侧卧肩部剧痛难忍,一、两分钟便翻一下身,几乎无法入睡。而更难捱的是忍受一男警员的污言秽语,它几乎每天对着隔壁男号的铁门谩骂,低俗下流不堪入耳。 * “姥爷姥爷你不能打我妈妈呀!” 由于那时只要说句“不炼”便可放人,修炼者的家人便尽一切所能想把我们接回家。接见室每天都有修炼者的亲人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打骂声……经历多次这样的 “接见”仍无济于事后,刘齐找来年逾七旬的老父、姐姐、妹妹、女儿和朋友。走进接见室,亲友们便又爱又恨又怜惜的劝我回家,女儿抚摸着我被铐子铐得红肿如馒头的手哭着哀求:“妈妈回家吧,我想你呀!” 女儿和妹妹双双跪在我的脚前哀求着,声泪俱下……我的心被揪扯着身心彻骨的凄凉与悲恸,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老父情急之下挥手劈头盖脸的打了我,朋友从后面拦腰将父亲抱住,小女儿惊恐的站在父亲和我中间,伸展着小手护着我并哭喊着:“姥爷姥爷你不能打我妈妈呀!” 在一片混乱中,我含泪毅然走出接见室。我知道那些恶人就是利用我无辜的家人来要挟我。小女儿哭着追了出来,我回过身来沉重的向女儿挥动着手臂,女儿漠然的停在那里,凄楚、哀伶、无助的望着我,她弱小的扎着两条小辫儿的身影和哀怨的眼神至今在我记忆的底片上挥之不去! * 被迫离婚、非法劳教 相隔几日,丈夫刘齐与建华区法院的办案人员来到看守所。刘齐说他四处奔波“证明”我是精神病人,想以此方式将我解救出去,可是它们以必须真的送我去精神病院为要挟,同时公安局竟要求他表态写对法轮功的认识的书面材料,否则直接危及他的工作和女儿的升学及前途。他被逼无奈提出与我假离婚,我不想连累他和孩子同意离婚。他说他会等我,我说:“我们的将来时间会作出最好的回答。” 好心的任干事为我难过,三番五次的阻拦不让我签字。我还是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翌日,齐齐哈尔电视台与中华街派出所来看守所录像,派出所韩副所长宣读了我、陶春莲、程丽萍、王晶玲被劳教一年。此新闻在齐齐哈尔日报刊登、在齐齐哈尔电台、电视台连续播出。 1999年11月11日我们四人被非法劳教送往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 * 劳教所的吊铐、小号 十一月的北方已是寒风瑟瑟,99年11月11日我们被带到地处市区北部偏远而荒凉的双合劳教所。队员宿舍是低矮的平房,由于年久下沉加之窗外树丛的遮挡,室内阴暗潮湿,室内的设施简陋、陈旧、零乱,房间左右两侧是两排对应的锈迹斑斑的上下铺铁床,干警室位于房间一端,队员的一切举动,他们都一目了然。 我们十六名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先后被送到这里,我们将两张床合并一起,围坐床上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并写申诉书和给各级政府的上访材料。三天后他们调来男警员动用武力硬是将我们从铁床上拖下来,重新安排床位,将法轮功学员的床铺居于两刑事犯中间,也就是包夹。申诉书与向各级政府反映情况的材料如石沉大海。这里没有热水没有洗浴设备没有休息日,有的只是没日没夜的劳役,谁争取炼功便是一顿打骂、体罚或酷刑。 元旦前夕,我们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因炼功而被关入小号。小号是废弃多年的鸡舍,寒冷、破败、肮脏不堪。我被悬吊于小号窗口几小时后又双手反铐于床头,只许蹲,不许坐,也不许睡觉,稍一瞌睡或坐下便是一顿毒打、谩骂。杨淑兰被折磨得心脏病突发奄奄一息;牡丹江学员于真杰因长期罚蹲,又冷又无棉鞋,冻得双腿麻木,小便失禁;时淑芳、王秀英、张淑哲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身心残害;我的右手腕因吊铐致伤,一年后才恢复知觉。 * 强迫在无任何保健措施下生产农药 随着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的不断增多,劳教所在另一排废弃的空屋建立了第一大队。第一大队去四友化工厂生产农药,余下的人员为二大队队员 ,在劳教所干零活种地等。 四友化工厂是生产农药的个体工厂。劳教所强迫队员生产农药,出卖廉价劳动力而非法谋取暴利。药厂工作是重体力劳动,而且有毒农药对人体危害极大,药品包装说明上也写着生产此农药必须冲澡和必须的劳动保护,可是药厂和劳教所在我们一再强烈要求下仍无任何保健措施。 生产车间药粉弥漫,眼毛汗毛均是药粉,带三、四个口罩仍呛得流鼻涕流眼泪,有的学员流鼻血、吐血,所有学员都眼睛、脸颊红肿,皮肤皴裂。可是它们为一己私利不顾我们死活,身体多么不适也得撑着身体强行劳作,还饱受辱骂。 每天早4点起床不准洗漱便出发,步行穿越厚厚积雪的荒野,来到药厂便投入紧张生产。中午洗手、吃饭、解手仅用半小时时间,一切行动都是一路小跑儿,稍有怠慢便非打即骂。由于超负荷劳作和极度疲劳,有的刑事犯人在操作台上滑落地上便睡过去,有的大声痛哭。夜里十一、十二点拖着沉重的身躯恍惚欲睡的回到劳教所,又饥肠辘辘的睡去。 * 假药 药厂与劳教所见利忘义竟将年久过期的废弃农药让我们将原包装袋扒开,将药粉装入新包装换上新日期,销往各地甚至海外,过期农药用大卡车由分厂运往四友化工厂,废弃农药堆积如山。对劳教所和药厂这种为谋私利,不惜坑害农民制造假药,以及迫使我们犯罪的非法行径,我向它们提出停止生产。因为身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首先得是个好人,决不能助纣为虐参与非法劳作。 药厂与劳教所非但不停止生产还给我施加压力。我与李爱英、王秀英等法轮功学员停止了劳作。它们疯狂的辱骂我们,一个高个子男警员竟想踢我,被我严辞制止,黄晶干事将我从车间叫至楼下用威吓的口吻说:你知道继续这样下去你将面临的后果吗?我从容答道:“我知道,坚持正义会付出代价!” 同时我将两份规劝和制止它们非法生产的书面材料一式两份交给了劳教所的所长们和药厂的负责人法人代表。许多法轮功学员也纷纷在书面材料上签了名,停止非法劳作。在这种压力下,它们停止了假药的生产。后来获悉,元宵节假日期间,它们利用男刑事犯将剩余过期农药扒袋,将药粉混入新药重新包装远销海内外。我因抗议非法制造假药一事,双合劳教所非常恼怒,以不服从管教带头罢工为借口向齐市有关部门告我的恶状,因此,建华区委的某领导竟也受到株连。 * 都是好人,也要关押迫害 2000年春节齐市劳教处等几位领导带来水果前来慰问,他们承认我们都是好人,也表示对我们的同情,劳教所的白所长也多次在大会上说我们是好人,不愿意关押我们,到期一天不留让我们早日回家。 其实,劳教所的干警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是同情法轮功学员的,通过接触也暗自佩服法轮功学员的道德修养与高境界行为。只是他们虽然从事多年执法工作,却对法律了解甚少,加之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养成的变异观念,使他们只知道一味的服从“上级指示”就是正常工作,却不明白自己执法犯法的恶果。 由于法轮功学员坚持修炼、坚持自己的信仰,上级又强行的要求转化率,人为的在劳教所干警和法轮功修炼人之间制造矛盾,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也便逐步升级。 2000年夏季,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愈来愈多,所里只得将一大队对面一排废弃的空屋利用来当临时宿舍,警力奇缺,而废弃的鸡舍也正式成为对法轮功学员严打施用酷刑的小号。地环、大吊、喂蚊子等酷刑每天都在这里发生着……我、王秀英、王爱华、徐宏梅、刘慧杰等也被关入小号。食宿、洗漱、大小便均在低矮的小屋内,夜里常遭遇老鼠、蚊子、苍蝇侵袭,唯一能见天日的窗户牢牢的镶着锈蚀的铁栏,歪歪斜斜的窗框内玻璃所剩无几,四处透风。 2000年秋末,由于人满为患,双合所将牡丹江、大庆、齐市铁路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转送哈尔滨戒毒所,我又被带到二大队做收秋菜等农活。此时,我们第一批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已陆续到期,可是那个所谓的上级指示“不转化就不放人”。我们多次给各级政府和劳教所写信,告之这是公然践踏宪法,要求无条件释放,但都无济于事。她们定期做讯问笔录等备案材料,我们不配合它们,它们便目无法律的自行填写,而且非法取消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与亲人接见的权利。一次所里指派一干警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出去、想不想孩子?我说当然想。她又说:“不决裂不转化就别想从劳教所出去,这是唯一出路。”我决然答道:“我宁可痛苦的站着生,也不幸福的跪着苟活!” 一次劳教所破例安排一次接见。女儿已不是在看守所与我泪别的那个扎着小辫儿的孩童,已出落成一个令我有些陌生的少女了,个子也与我一般高了。看着日渐成熟起来的女儿,想到她成长中最需要母亲疼爱关怀时期我却不能在她身边,幼小心灵承受着如此打击,一阵心酸泪往上涌……女儿很希望我早日与她团聚,并用节省的零钱给我买了束康乃馨。她问我为什么不回家并希望我写信答复她。我在回信中写道:“不是妈妈不回家,而是劳教所违法不放我回家,而且妈妈爱你,也爱我们曾经幸福的三口之家,可是妈妈不能因为爱你爱家就违背做人的原则啊!更不能做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哪!”并给她讲《小马过河》与《和氏璧的故事》:“就像河水的深浅作为小马儿不能听别人如何说,而要靠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亲自去实践一样,法轮大法好不好,唯有修炼的人才知道;那个叫卞和的人历经磨难才使世人明白和氏璧是宝玉而非石头!而今无数像妈妈一样的大法修炼者也终会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的真理!” * 荒唐可笑的“帮教团” 一日,省里一女领导率四名已被洗脑利用的人来双合“帮教”,迷惑学员。被洗脑利用的两男两女胡说八道,一边谤师谤法,一边宣称“坚修到底”。我、杨敏、徐迎新等法轮功学员对于它们前矛后盾荒唐可笑的谬说坚决抵制,同时告诫其珍惜修炼机缘,不要助纣为虐。 在台上台下问答时,我站起身问台上被洗脑利用的人:“你还修吗?”他支吾着想躲避话题,我进一步追问:“只须答‘修’或‘不修’”他答:修。我说:“你既然修为什么与法决裂?既然决裂又为什么自说修得高来迷惑学员?你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欺骗自己欺骗世人,而且你在破坏法、影响世人摆放将来的生命位置!” 这时会场响起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久违的掌声。学员刘守荣随之站起来希望今后杜绝这种荒唐的行径!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台上的人显得有些慌乱,刚才还高喊“坚修到底”的被洗脑利用的人自己找来话筒表白自己不修了,而那个省领导急步奔过去抢过话筒,对着台下言不达意的辩说。就这样这场荒诞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巡回胡说,便草草收场了。 * “法轮大法是正法!” 2001年春节男队和女队聚集在一起,所长冗长的发言结束后,是法轮功学员王金范的独唱,她拿起话筒对着全体男女队员与全所干警高声说到:“法轮大法是正法!希望劳教所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了!” 全体双合所的干警都尴尬、木然的沉默着,惟有大法弟子们响亮悦耳的掌声在整个大厅回旋…… 正月初七所里播放了天安门“自焚”丑剧,我写了一篇题为《善良的人们,请擦亮你们的眼睛!》的关于“自焚”真相的文章,辗转发往《明慧》,同时我们相互传抄此文给各地领导、双合劳教所各所长、各大队警员及亲友,澄清事实。因此它们将我们的纸、笔非法没收。 与此同时,更加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送到这里,其中有曾被强迫洗脑释放后又坚定修炼而被再次送往这里的学员,因房屋紧张不得不加床,干警办公室也腾出来做了小号,它们办公地点改为走廊的大厅。这时上级又迫使劳教所强行洗脑转化,所里又将我们二大队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入小号。我们二十多名学员由三个刑事犯严管关在一个大房间,其余五个房间均为强制转化室,楼上相对应的是一大队关坚定学员的小号与强迫洗脑室,小号学员的衣食住行全部处于禁闭隔离状态。 * 洗脑彻底破产 每个洗脑室里的一名坚定修炼者由数名已转化的学员和刑事犯严管,强迫听、看污蔑录音、录像和书刊,用不让睡觉等卑劣手段强行洗脑。洗脑帮凶人员王亚坤、郝淑华曾在小号内骑在法轮功学员刘文君身上,用螺丝刀撬开刘的嘴,强迫她吃药致使其牙齿破损,并掐其脖子毒打至昏死,王小娟队长叫来医生才使刘恢复知觉。 我开始给劳教所各所长和一、二大队全体干警分别写信正告他们:“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强迫转化是违法行为。刑事犯与洗脑帮凶人员无权干涉他人信仰,更无权代替干警做管教工作,你们纵容刑事犯与洗脑帮凶人员在所内犯罪且为其提供犯罪场所,执法犯法,罪不容恕。你们尚且还有人性良知,真正为国家前途命运负责的话,请不要再制造所谓的“‘教育感化’使大批法轮功学员转化后重新做人”的假新闻来迷惑世人,而应将劳教所内强迫洗脑的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同时立刻停止强制洗脑的恶劣行径!”全室大法弟子在信上郑重签名。 此信并未使他们收敛恶行,满头白发的大庆老年大法弟子王淑琴被队长赵丽娟骗出小号,捂住她的嘴强行拖入洗脑室,老人被折腾的神志不清时它们告诉老人写什么老人就写什么,当老人清醒后立即写了严正声明。一日老人趁它们不备光着脚跑回我们小号,拽着我们的手恸哭、老泪纵横……。被摧残洗脑迷惑的学员醒悟后,纷纷向劳教所提交严正声明。我也将《醒来吧,昔日的同修!》一式几份辗转交与她们。自此,劳教所利用谎言欺骗使学员转化的奢想也随之破产。 夏日来临,它们为提升转化率另辟蹊径,将坚定的学员崔学敏、许佳玉、盛奕、王金范、杨淑兰等送往哈尔滨戒毒所强迫洗脑。戒毒所它们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包括施用迷魂药,都未动摇她们坚定的正念!非但未被转化,还使一度被迷惑的学员纷纷递交严正声明。学员于真杰在即将释放的当日,毅然向戒毒所声明坚定修炼!无奈双合劳教所又将她们接回双合所。 一日,窗外突然响起熟悉亲切的大法音乐《普度》,优美的旋律由远空飘然而至,传来法轮大法电台的广播,纯正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将世界的正义之声撒播到这荒僻的角落,浸润着我们久渴的心田。那一刻我们不顾一切的冲至窗口,双手紧握铁栅栏,悲喜交集的痛哭失声…… * 短暂的“自由”生活 2001年8月,由于全世界大法弟子SOS紧急援救活动和世界各界正义人士的呼吁,中国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开始陆续释放到期和超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2001年8月13日下午,徐干事将我叫出小号,将库房的一个丝袋子--我的唯一财产取出,并告之我已解教。我来到楼下见刘齐、司机、中华街办案警员张勇和劳教所郭丽科长在等我。 临上车前我向办公大楼台阶处站立的郭丽招手喊到:“别对法轮功学员太黑啦!”随后轿车缓缓驶出劳教所的大门,至此,结束了江氏暴政对我非法劳教一年又非法超期关押十个月的长达二十二个月的囚禁。 轿车渐渐驶入市区,我问张勇你怎么来了?他说接我去派出所,我说我此时是合法公民没有理由去派出所。车开至建华区中华街派出所,区610办公室主任赵萍、周某、政府办冯某已在那里等候多时,随时要将我捉过去批斗一样横眉冷对,而初次见面的上任不久的文化局局长方伟因担心我株连他仕途而显得烦躁心事重重。孩子二姑与妹妹一家也悲喜参半的等我归来。韩副所长居高临下的问读小学的外甥女:你姨是坏人好人?孩子卑怯而为难的望着我不语,妹妹笑着示意说:是亲人。孩子爽快的回答:是亲人。它们将妹妹叫到另一房间迫使其写协助政府看管我的保证,就这样我被妹妹接到她家,齐齐哈尔大学员工宿舍楼。 翌日,我来到曾生活了十二年的“家”,墙上依旧挂着我的画、我的摄影作品、挂着依然在昔日里欢笑着的三口之家旅游时的照片,曾精心侍弄的花草、我亲手制作送与他的生日礼物布老虎、以及书架上熟悉的藏书,一切如故,只是被染上一层岁月的尘埃,显得黯淡而渺远。他已经有个“她”了,并表示她很疼我女儿。当我拎着包裹出门时,一直默默流泪的女儿禁不住哭出声来。 我来到单位将办公桌两年来的灰尘擦拭干净,将蔫萎的花草浇上水,然后去领两年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会计说局长点头才能给你。我找到方局长,他说区610 不让给,一旦我去北京要用此款去北京找我。我说:“去不去北京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借故扣押生活费是不合理的,你的父亲‘文革’时曾遭遇迫害,今天你怎么也参与迫害呢?610说的不是宪法,作为一局之长必须履行职责补发我的生活费。”经争取他补发了我的生活费,可是不给补发两年的工资,连超期关押十个月的工资也不给。我找市610和市劳教处均不管。 一日刚刚被释放的同修杨淑兰到单位来,流着泪说她丈夫已与别人同居很久了如今逼她离婚、撵她离家、她又身无分文,单位又不补发工资,连以后的退休金也不给了。第二天她来电话,我便骑自行车去给她送500元钱,刚进屋不足三分钟区610赵萍、周某率办事处几个妇女气势汹汹闯了进来,指使杨的丈夫撵她走,且扬言我与她串联,欲报告派出所。我说:“我来送钱不是串联,百姓有难处你们本该帮助解决,我主动帮助她是做好事,本该弘扬,不能扣帽子。” 回到单位赵萍来电话威胁我不能与法轮功学员往来,否则……我说:“我会在宪法范围内与任何人往来”,刘说国家不让法轮功人员往来,我说,我们是合法公民,公民往来自由,不违法。国家没有说不让法轮功人员往来,迫害集团违反宪法,滥用国家和政府名义迫害人民。 我家的电话被非法监听,我每天都被非法跟踪,楼下503室的妇女伙同建华区文化路派出所非法监视我。作为被诬陷的大法弟子,我们自然要向世人澄清事实。一日法轮功学员徐迎新领一男“同修”来我家,我发觉此人言行与修炼人不符,便提醒徐迎新警惕些,徐迎新不以为然,单纯的不相信中共会利用特务迫害我们。这“同修”带来一张真相光盘和一些真相资料(日后陷害的“证据”)且用我家电话给另一所谓的流离失所的“胡同修”(文化路派出所所长胡彬)打电话,将我家电话留在胡彬手机上,自此电话被监控和骚扰。就这样,它们为日后的迫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001年10月22日上午,文化路派出所所长胡彬率车指使恶警姚某、徐欢、高某等利用开锁大王直接到我家开锁、疯狂砸门、用四把螺丝刀撬门,谩骂不绝四邻不安。我与其讲理根本不听,它们将防盗门的小窗口撬开欲伸进手拧开门锁时,我迅即来到阳台打开窗顺排水管下滑至四楼时,因双手和脚划伤双手自然松开,我随即摔到地上。手脚、衣服、地面到处是血。它们蜂拥而上用车将我拉至齐市二院附属医院。路人问怎么回事,它们竟然诬说我是走火入魔。当时手脚缝合了数针,拍片结果:脊椎骨挫伤、一肋骨骨折、终身瘫痪。文化路派出所见势扬长而去。 妹妹找人将我抬回家,我生活不能自理。当日我忍着巨痛歪斜着身子倚坐床头炼功,当时身体虚弱不住的颤抖着汗如雨下,坚持不到一分钟便倒下。翌日,派出所高某与王红军来我家做笔录,问:“我们敲门你为什么跑?”我说:“你们不是敲门而是疯狂撬门,跑是本能,”追问:“怎么是本能?”我反问:“恶狼来了你跑不跑?”它们将笔录让我过目我见与事实不符便撕了,同时正告它们以后不要来了,我不会配合你们,我将起诉你们。它们说:“我们决定每天二十四小时监控你。” 派出所走后,区610周某与 610另一高女人常来我家骚扰,周某竟挑拨家人不让照顾我,高声斥责我,且威吓妹妹,扬言外甥女因我修炼法轮功将来不准考学和入党。妹妹说“不入就不入吧,我姐姐目前的境况我只能选择亲情和良心。”家里每天电话骚扰不断。妹妹在如此重压下病倒了,每天来大夫给她点滴,我不忍心再连累妹妹了。我每天坚持炼功,由于大法的神奇我终于扶墙壁站起来了。 2001年12月的一个雪夜里,我默默的离开家,忍着剧痛踩着厚厚的积雪一跛一跛的艰难而孤独的走出学院大门,远离故乡远离亲友,被迫开始了我流离失所的生涯…… * 在我热爱的国土上过着流亡生活 刚刚流离失所时身心疲惫倍感凄凉,在陌生城市的驿站,望着陌生的人流,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亲人、朋友,酸楚袭来泪眼模糊……可是当我想到亿万大法弟子为使众生不受谎言蒙蔽为世人开创美好未来而前仆后继,我便有无穷力量去揭穿邪恶的谎言,让所有善良的人们都知道真象,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2003年5月24日中午,在鞍山市我与两位同修被公安局国安科非法绑架至公安局。我被双手反铐于暖气管上。警员赵亮看管我,科长康凯问我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我说你们此时不代表你们自己,只代表江氏集团,如果我们能平等对话,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康略显同情的说:“遭这罪干啥,听党的话不让炼就不炼呗,”我说:“江泽民不代表党,它也从未听党的话,党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而它却向世界人民撒弥天大谎,制造‘自焚’惨案栽赃陷害法轮功,出卖祖国领土,祸国殃民。新闻首先应具有真实性和时间性,可是年三十的‘自焚’为何七天后播出,首次播出的五人‘自焚’第二次播出为何改为七人?你们也是警察,你们背灭火毯灭火器巡逻吗?在你们多年执法工作中你们见过像法轮功修炼者这样的‘坏人’吗?你们是有思想的人,历经多次运动与教训了,应当用正义良心衡量事物而不是权势,更不能人云亦云。今天你们虽然是执政者,我似乎是戴铐的犯人,但是不久的将来历史会证明我是好人你们是坏人!” 康听罢说:“没办法,它给我钱,你给钱我也干,”说完便走了,留下赵亮看着我。绑架时由于与它们撕扯挨了打,此时感到头晕有些累,我便侧过头昏昏欲睡。到了晚上,它们五、六个人破门而入大骂着问我的名字,打耳光,打累了就用书打耳光,拳打脚踢,又用电棍电,不知过了多久它们将我铐于暖气的手放开,我便从椅子上滑落地上。它们又把我双手在胸前铐上,有时扯着头发,有时拽铐子或拽着脚在地上将我拖至楼下,塞入车里拉往医院,又拉往看守所,看守所拒收又拉回公安局。 我就这样被它们拖来拖去,衣服、头发、脸被拖得都是泥水,我穿着短袖衫又冷又饿又痛,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在水泥地上躺了一夜。 翌日,它们将我用车拉至郊外,抛于荒野…… 如今,我还在我热爱的国土上漂泊,不知明天去哪里也不知将身归何处。但是,只要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想到我还在正法中救度着众生,我便感到自己犹如秋日的麦田,在阳光下宁静、富足,飘浮着淡淡的成熟的芬芳…… 法轮大法,我生命永远的福祉!众生永远的福祉! 2004年4月15日于漂泊中 |
成文:2004年04月24日 发稿:2004年04月26日 更新:2007年02月14日 23:4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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