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4年4月19日】我于97年12月得法修炼。得法前因车祸左臂神经线被压住了，手臂不能正常活动，并落下了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健忘、头疼，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得法后，通过学法炼功，身体完全康复，并努力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做修炼人，做事先想别人，与人为善。99年7月江××流氓集团发动了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我抱着一颗善心，进京讲句公道话，被公安拦截，拉到派出所。所长宋文泉大声怒吼：不准上北京，不准练法轮功。宋抡拳头拍桌子大叫必须签字保证。后来市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交600元罚款，我问政保科科长贾起芳：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为什么罚我们。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哪一天不在家，就是来县城也得罚款。
2000年2月春节刚过，派出所宋文泉、宋军柱（副所长）到我家威胁说：我们市有好几个人到北京正法，怕我去要把我抓起来，说着就动手抢书抓人，我被迫撞在墙上，昏死过去。当我醒过来时，恶警宋军柱说看看死了没有，宋文泉说死了活该。我站起来夺书，夺过后抱着书趴在地上打喊：公安打人了，乡亲们快来看呀！乡亲们听到后，围在了我的门前，两恶警才住手，但威胁我下午两点到派出所报到，把我关起来。
被逼无奈，我辞别了家人，骑上自行车，带着馒头，到北京上访。日夜不停地走，骑累了就步行，再累了就打一会儿坐；饿了就啃几口干馍，渴了就在坑边、池边找些冰凌止渴；夜里冷了就打一会儿坐，继续赶路。又一次夜里打坐时被坏人发现，我就给他讲真相。不远处有一辆警车，恶人举报了，警车就追我，我只好走小路，走出辖区后才上大路走。就这样走了三天两夜，终于在下午五点赶到北京市信访局，可是已经下班没人了。我又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一便衣问我干啥的？我说上访。他说你上信访办吧，这里不接待。
我又往信访局走，在立交桥上，一伙巡警截住我问干什么的？我说是法轮功上访的。他们拉开我的包，看里面只有干馒头，就恶狠狠地用警棍把馒头砸烂，又用力往我头上敲了两棍，说“滚，快滚，往天安门滚，别在这儿找麻烦。”
我只好又往天安门走。一会儿又被一伙人截住，叫到一值班室内，里边坐着一排被劫持的人，挨个罚款。轮到我时，我就讲大法如何好，我如何受益，为什么进京上访。一警察说；赶快放他走，别给咱找麻烦。有人指点说，走过前边交通岗就跟他们没关系了。
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我来到了大会堂门前。门警不让靠前，说里边中央领导开会正在休息，有什么事向天安门警察反映。我在夜里走来走去，自己辛辛苦苦来到北京，就这么没有一个我说话、反映真实情况的地方。
无望之下，第二天早上升国旗时，我毅然走上天安门准备炼功。才举起手就被人架住。警察问我干什么，我告诉他大法如何好。他说你到里边去说，有人给你向上反映。我被推上车，拉到天安门分局关在铁笼子里，后来又抓来了很多同修。
十点钟，我被一年轻人连打带踹地戴上手铐，拉到河北驻京办，靠在走廊铁栏杆上。不让吃饭，不给水喝，并通知了当地公安和政府人员到京接人。晚上八点镇派出所副所长宋军柱来到北京，见到我当着驻京办人员的面，用拳头击打我头部和胸部，用手狠狠地扇我耳光。之后连骂带推把我推进车里。
恶警宋军柱在车上无所顾忌地打我的头，并几次扬言要把我关进轿车的后备箱里闷死我；要不打死扔下桥去；要不用车拖死。
回到派出所，所长宋文泉更是仇恨在心，拉我到屋里关上门就打，打累了把我双手紧紧铐在暖气管上。我站站不起来，坐坐不下去，只有弓着身子在那里难受。恶警宋文泉、宋军柱带着几名恶警轮番对我大吼，不让我吃饭，也不让我睡觉，明知道我嘴干得生了泡，就是不给水喝。
第三天，他们把我戴着铐子押上汽车，到我村游街示众，威胁乡亲们学法轮功的遭遇，并散布谣言，挑起人们对大法的仇恨。到我家门前，恶警宋文泉带人把门踹开，开始抄家，把我怀有身孕的妻子和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也带走，关在派出所二十多天。
游完街后，恶警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行政拘留十五天后，恶警们把我送到叫“文明号”、“先进号”的特殊监号里。在值班室，牢头已被警察安排对我严重迫害。恶警贾年山说：“你练法轮功，进这个号把你彻底练好，好好练。”犯人们都会意，当时天气很冷，到处都是冰，他们搜身抽去了我的腰带，抢走了我的鞋和袜子。我只好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我手提着裤子被推进了监室，铁门一关，犯人们蜂拥而上对我又是一番洗劫，衣服、饭盒都被抢走了，吃饭时有人给了我半个塑料饭盒。二十多天后有人给了一双半截鞋底的夏天拖鞋。
犯人洪山柱问我：干甚么进来的？我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进京上访被他们抓进来的。洪说：哈哈，你就是练法轮功的，政府说了要好好练练你。就让我靠在墙上，他和另一个戴脚镣的死刑犯，用重拳击打我的左右胸部，名曰：“吃水饺”。不停的打直打得我两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手心被人用烟蒂烧过。有一个人说政府说了，打死算自杀。
下午恶警郭占周问我有人打你没有？我说有！犯人洪山柱和那个死刑犯走过来说：你对着政府能说瞎话，谁打你呢？我教给你说。说着就掌我嘴，又击打胸部，说是水饺没有吃饱。而恶警郭占周在门外冷笑。
晚上看守所所长吕秀山在窗口问我还炼不炼，我说修炼没有错。吕秀山说：“使劲炼”。十几个犯人一齐上来对我一阵乱捶；洪山柱和死刑犯用鞋底往我脸上打，当时感觉脑袋嗡嗡作响，脸象火烧一样疼。夜里牢头安排我在厕所边上睡，我的家属也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着，没有人跟我送被子，我就靠打坐取暖来调节身体。恶徒们看见后，五个犯人对我大打出手，说你还练法轮功，我抱着头，成了犯人们发泄的工具和出气的地方。
夜里两个人一组值班，他们把自己对社会对别人的不满都发泄到我身上来了，谁值班谁打，又用拳打的，又用脚踹的。第二天我都爬不起来了，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还活在世上，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有人架着我靠在墙上。吃早饭时，一个岁数大一点的李姓犯人给我倒了点玉米粥，说你喝点吧，他们也真狠心下得了手，都是公安指使干的。
一次牢头和死刑犯被恶警叫出去授意，回来后就指使几个犯人给我“洗澡”。他们把我衣服扒光，躺在水泥地上，四个人按着用砖头给我搓澡，死刑犯王老五打开水龙头往我身上浇冷水。
我当时感到身体和胸部剧痛，再加上冰冻的寒冷，在朦胧中只记得一定要同化真善忍，我一定要活下来。
我能爬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新的迫害。站军姿，就是面墙而站，立正姿势，不能动，一动就用木板打屁股。他们十几个人围着我一个人，姿势不直就打。后来逼迫我坐直，因胸部内伤，不能直起，恶徒洪山柱就一脚把我踹在地上，头被撞到墙上。
牢头经常被警察叫出去授意，变着法子对我进行迫害。如“拉地雷”，犯人韩雪峰把我的双脚绑住，冷不防把我拉倒，头碰在水泥地上，不响还不算，直到碰得大脑迷糊为止。还有“过磅”，就是几个人按着我跪在地上，脚尖搬直，然后往腿肚子上站好几个人。还用练步来迫害我，他们喊什么，我就得按着他们的口令做，不做就打，说是政府的命令。有一监管科的人过来，我就喊：“我有情况要反映！”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就走了。洪山柱上来就打，说：“你敢对政府说话，对政府不满。”还叫别的犯人一齐打我。
恶徒们还逼迫我身子呈弓形，头顶在墙角上，说是让我反省，直到两腿不能站为止。
管教田秋生在窗口说练得咋样？继续练，让他练。那意思是狠劲地打。他们打我后，恶警们就给他们开绿灯，让他们往家里打电话、发信、从市场上买东西及各种食物。
我被迫害得不能站起来，每天起床都是爬上半天，才能爬起来。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咬咬手指看是否还活着。受江××集团纵容、指使，任何一个犯人都可以无任何理由对我打骂发泄。
恶徒们还逼我爬着磨厕所、擦院子，并隔三差五就拉我洗冷水澡。有一次死刑犯王老五给我开玩笑说：“我可没打你”，用手指了指我的胸部。后来王老五了解了大法真相就给我道歉，让我给大家讲真相，环境开始有所好转，他们就让我炼功给他们看。由于洪山柱举报，指导员翟福云多次到窗口喊：让他练法轮功，狠狠地打。
这就是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中，恶警利用犯人对我惨无人道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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