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4年3月23日】我所讲述的几个片断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我提笔想写下这几个片断时，心里就非常难受，毕竟做的不足的地方太多。我悟到：写出来也是在消除这些邪恶的东西。当我拿笔准备写时，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临死也要挣扎，给我捣乱：当我写到一半时，台灯不亮了；闹钟不响了；最大的干扰是我的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非常重，都写不了字了。我向内找：我觉得没有错，揭露的是邪恶，有很多人还不知道真相呢！当我悟到这一点时，提笔能写了，身体恢复了正常，灯和表又都神奇般地好使了。我写完的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脱下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是一段段的，不一样颜色，很肥，把它扔了。当时还有个人说：留着吧。我说：不留。醒来后我全明白了。下面是我讲述邪恶迫害四年多来修炼中的几个片段。在整理之前我想了很久，觉得自己所经历的也不是什么突出的事例，但是，那里有邪恶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我想，把它们暴露出来，也是在消除它们。
* * * * * * * * * * 2000年1月19日，我和功友去北京上访，当时我悟到：我是大法的一粒子，就做一个粒子应该做的。上访的当天下午被送到驻京办事处，那里已经关押了许多吉林的功友。下午三点多，梨树政保科的周彦文和王良把我们带走，并把我们身上所带的钱全部收缴，没出具任何手续，还美其名曰为了我们的安全等，说回去就给我们，至今没还。听其他法轮功学员说也受到同样勒索。
我们一行29名学员全部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遭受迫害，在那里早上吃的是玉米糊糊，给几条咸菜，中午和晚上是一个似鹅蛋大小的玉米面窝头，玉米面都变质了，还没熟，吃起来辣嗓子，有几条白菜在汤里头游泳。有一天半夜，我和大家一起炼功被管教发现了，恶警体罚我们面墙站两个多小时，然后一顿打骂，接着就用铁镣子把我们两个人铐在一起进行迫害。几天后，恶警开始强迫我们放弃修炼，若谁答应不炼，写保证书交2000元钱就可以回家；说“炼”，就被判劳教一年。他们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往死里打。结果，我被非法劳教。
在黑嘴子劳教所（新生队）20多个人住在一个房间，每天都要坐在水泥地上被体罚：不许盘腿，两只手不许放在一起，眼睛不许闭上，谁不这样做，就遭到犯人的毒打。每天吃不饱，没有上厕所的自由，没有洗涮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互相间的一个眼神都将遭到一顿打骂。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有一天我们炼第五套功法，刚炼一会，便遭到犯人的毒打。它们把一位60多岁姓王的功友拽着衣服从屋里打到走廊；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走廊里，我的腿仍在盘着。大队长张桂梅来了，拿着电棍对我们喊叫：“还炼不炼了？”我说：“炼！”它们就用胶带把我的嘴封上，用电棍伸到衣服里边电。
我被提前分到2大队，在那里我们被强迫每天干16—17个小时的活儿。上厕所、洗涮、吃饭，慢一点儿，就会遭到队长和犯人的打骂，没有一点儿人身自由。自从到了2大队，我天天晚上炼功，其它班也有炼的。姓强的管教知道了，把我叫到队部。问我为什么炼功，并说这里是强制的地方，不许炼功。我说：“我没有犯法，我是炼功人，我当然得炼功。”他说：“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是最顽固的，最有煽动力的。”边说边拿起电棍：“我早就给你准备了一个最大伏的电棍。”说着就电我的嘴和下颚，穷凶极恶地喊：“我叫你煽动，我就电你的嘴。”电棍电到我的脸上，心里有一种特别难忍受的滋味，感到心要跳出来了。那时，师父还没有发表正法口诀，我就背“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洪吟》）当我想到师父为众生承受的不知比我重多少倍时，感到不那么难受了。直到电棍没电了，累得强管教上气不接下气，才罢休。回到房间，几位功友看到我的样子，都哭了，我的脸和嘴都变形了，用手一摸感觉有油，还有一种烤焦的糊味。同我一起被电的是一班的杨淑梅，她的脸上也被电得往外流油，上半身的前胸、后背被电得没有好地方。第二天，因为我俩被电的事全大队有一半功友绝食抗议，我也绝食5天。
强管教怕我炼功，就命令犯人每天收工后用绳子把我的双手绑在床头上。干一天的活，翻不了身，腰疼的象折了一样。早上起床松开时，很深的绳子印一天也下不去。由于长时间被绑，血液不流通，手雪白的，发麻，干活时也麻。有时她们绑得很紧，到半夜时绳子自动解开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着我。
恶管教还经常弄虚作假，平时为了多得到奖金，没日没夜地叫我们干活，等有人来参观时，把我们关到一间小黑屋子或库房，就伪装出一副文明管理、民主人权的假象，欺骗世人，实际上是做着最见不得人的勾当。它们在劳教所门口挂一张大法师父像，接见的人得骂师父，不骂不让见，有的学员家属宁可不接见也不骂师父。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我虽没有妥协，但也没有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来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冲出魔窟，这也表现出我对法认识不足的一面，最后我被无条件释放，重新汇入正法洪流。
2001年3月8日，我因在北京发放真象资料，被恶人举报，送到北京市房山区梁乡某派出所。它们问我的名字，从哪儿来，住在哪儿。我说：我叫大法弟子。恶警气急败坏地说：看我们怎么治你，在我们这儿没有一个能挺过去。它们把我背铐到暖气管上，脚尖刚好挨地，凶狠地对我说：“我看你说不说。”然后拿起电棍电我的大腿内侧。另外几个恶警还嬉皮笑脸地说再往上点。我听到这话心里真难受，比电棍电得还难受，这哪是人民警察呀，纯粹是一伙流氓。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失去生命，我也不会说出一个字。我在心里背法。它们一看我还是不说，就把我吊到外面的铁栅栏上，过一会又把我吊到电线杆子上，然后再打我，我被打昏过去了，它们就用凉水浇，最后我被关进房山区看守所。
一到看守所，我就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第3天它们就开始灌食。它们说，我最顽固，要找一个粗管子（加重迫害）。当时我想：我就是不配合你邪恶。于是我反抗不配合插管，它们把我铐在床上，又叫来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刑事犯来帮忙，用绳子把我的腿、身体全绑上，给我灌食。我就想：我这么纯净的身体怎么能要你们这些黑黑的东西！它们使尽了招也灌不进去，只好把我送回号里。
在看守所里，有位哈尔滨叫李淑兰的功友，65岁，已经绝食3个月了，它们也不放人。
在我绝食的4、5天里，它们灌食一次次失败，于是对我进行新一轮的迫害，给我戴最重的手铐和脚镣，手和脚是连一起的。第7天，它们想办法治我，把我吊到南4号，利用犯人进一步对我进行迫害。凭着对师父的正信，我度过了一个个的难关。绝食20多天时，邪恶之徒再也不管我了。我悟到：绝食不是为了丢掉人身，是为了证实大法，我还有责任在这里，我得跟犯人们讲清真相。于是我停止了绝食，在生活上、精神上关心她们，并不断地给她们讲清真象。后来有一个犯人知道了我是东北的，告了密，我被非法判了两年劳教。
2001年5月29日，我被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的队长姓秦，南方人，40多岁，非常狠毒。它让我写保证不绝食，不炼功，我不写，它就打了我一顿。它要求我们走到门口得喊“报告”，我不喊，它又打了我一顿，然后就让我到放风场蹲了一下午。
在那里我们被强迫劳动（包一次性卫生筷子），每个人有定额，完不成不让睡觉，从早上4点开始干活儿，直到晚上11—12点才收工。上厕所都受限制，有的人都便到裤子里去了。恶管教不许我们说话，也不许随便喝水，毫无人性可言。这里下队前，我们要把衣服全脱光了，连短裤都不留，全身检查一遍，有特殊情况的连卫生巾都不让用。
劳教所后，每个学员马上有几个犹大包夹，围着说诬蔑师父和大法的话，用它们的理解断章取义地说，还假惺惺地关心你。不放弃修炼的学员至少三天三夜不让睡，我知道的最多的长达17天不让睡，不让洗漱，不让用日用品，一顿一个窝头几条咸菜，上厕所包夹都跟着。在那里，如果它们发现你看别人一眼也得挨打，不让回寝室，回去也是等半夜12点以后，睡两个小时就被叫起来。劳教所的恶警非常怕不放弃修炼的学员跟走了弯路的学员说话，生怕走弯路的学员通过交流，再醒悟回来，重新修炼。邪恶之徒也深知，它们的迷魂药是不长久的，是站不住脚的。
三天内要不转化的学员，就被恶警视为顽固分子，再换几个犹大。它们是连骗带吓唬，利用疲劳战术加上伪善。在这种情况下，学员主意识稍一放松，就容易上它们的圈套。五天后学员还不写三书，它们就找队里。它们认为最有效的是轮番洗脑，不只是动嘴了，动手打，面墙罚站、蹲着，整天不让合眼，稍微一合上，就冷不防打你一下，有的功友就这样被吓的精神都失常了。
所有的这些手段也没能让我屈服，无论它们说什么，我就是不听，我就是一遍遍地背法。我心里明白，丝毫不能马虎，人心出来，就会面临走弯路的危险。我背“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这段法帮助我走过了一个个难关。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经常有人参观，每当这时，管教马上把卫生筷子藏起来。我顺便说一下所谓的“卫生筷子”：筷子在地上被随便踩；有的人长了疥疮，用手乱抓一气疥疮后又去包筷子；没包好的大包的筷子拿不动在地上拽；打包是用脚踩。筷子藏好后，就是没完没了地搞卫生。如果哪一天改善伙食了，那就是有参观人的来了。遇到有宣传媒体来这儿参观，管教提前把人找好，背好了台词，对着镜子练。有外国人来参观了，把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关到一间小黑屋，挑几个所谓表现好的到操场上跳“经络操”。听说有的还回答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内容不详。这里还有集训队，6个月不写三书的学员就被送集训队。一般队里不上报不放弃修炼的人数，怕影响转化率，得不到奖金。听说集训队有各种迫害方式和刑具，有开飞机、开汽车、坐铁笼子。坐在铁笼子里四处不能动，大小便都在那里，非常苦，可见那里的邪恶程度。
后来它们也不强迫我放弃修炼了，但是有监视，不许我和别人说话，说了就告诉队长，就又要去队部洗脑。我班老年人多，我是年龄最小的，有什么重活我都抢着干。洗衣服，打水，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在哪里，什么环境下，我都向内找，都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表面上看还不错，其实，从修炼的实质上讲，这个时候我已经掉下去了，这不是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否定旧势力的状态。就这样，我沉默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队长对我很放心，这说明我的行为符合了它们的心愿。
2002年6月，有一次队长带我们三个人去北京市大兴区法制培训中心，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功友。功友告诉了我发正念的口诀，又给我讲了发正念的重要性，因为一年来我没有和功友接触，根本不知道发正念，当我第一次发正念时，把我吓一跳，只看见有一排排的小兵，背着东西，手拿着很长的棒子从四面八方过来了。
我还有幸看到了师父的《在北美巡回讲法》和经文《正法与修炼》。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法了，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的。我想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不让我再继续沉默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这是给我的机会呀。
我想我得想办法把经文带回去，让功友们都看到，我有这个责任。我用最小的字把经文用最快的速度写好，放到安全的地方。这里经常搜房间，要是搜出来会有很多无辜的人受牵连。我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情，不允许邪恶迫害，因为我们一动念旧势力看得很清楚。回队后，每次不搜身，而这次非常严，但是我心里非常平静，我带的经文没有被发现，另两个功友都为我捏了把汗。这都是师父在呵护着我们。
回到班里，我们把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的内容和发正念的重要性都告诉了功友，有几个功友又重新回到了修炼中，都留下了热泪。自此，我们班的功友全都开始天天背法、发正念。我们班的学员每个人都利用上厕所、打水打饭等机会与其他班的功友交流、切磋，特别对那些没有了正念的学员，告诉她们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要多背法、发正念。我把《正法与修炼》写成纸条传给每个班，这时邪恶知道有经文传进来了，不知所措，还以为是接见带进来的呢。再有接见时，回来后把我们带到水房，让我们把衣服全脱掉检查一遍，什么也没查出来。这时邪恶之徒就清间，我们班的经文都放在我这儿，因为我在上铺，一有机会我就拿出来发给功友，看完了再收回来，放别人那一旦发现就会被加期。开始规定一周清一次房间，发现有经文后，一周清两次，而且没有固定时间，说清就清。
到2002年11月8日，邪恶之徒找一个借口，放我回家了，我又投入到了正法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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