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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法轮功学员自述过去几年所遭受的非人迫害
文/湖北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2004年3月12日】为什么中国有很多警察敢将法轮功折磨致死？这份证词中的恶警的自白告诉我们：“对待法轮功，我们有内部文件，打死你们算自杀，打死白打死，打死就扔山沟里喂野兽，谁也不知道。” 我是湖北某市法轮功学员，因修炼法轮功于2000年底被单位除名。1996年底我有缘得到法轮大法，看了《转法轮》一书后，深感这是一本宝书。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是教人重德行善，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心为着别人的高境界的好人；修炼法轮功的人遇到矛盾都能向内找，找自己的不对，重视心性的修炼，做一个完全为着别人的人。如果人们都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人人都能做到重德行善，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就稳定了吗？然而在人类道德急速败坏的今天，江泽民却利用手中的权力，专横地将法轮功取缔了，这是错误的决定，是违背天理的，而栽赃诬陷法轮功的一切谎言都是毒害众生的。 自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们地区的紧随江氏镇压法轮功的人多次找我的麻烦，阻止我修炼法轮功。99年12月底，我去北京依法上访被警察抓上了警车押回了当地，在云梦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因我与被一起被关押的功友每天都坚持炼功，看守所就给我俩铐上了很重的脚镣来迫害我们。 2000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孝南公安分局的几个人突然敲门进到我家里来。说是要我到看守所去。我问：“为什么？”他们却说：“你在家里还是要去北京的，还是到看守所里去好。”就因为怕我去北京而没有任何其它理由就将我关在孝感市第一看守所半年。 在2000年11月底的一天早上，又是这些人到我家里来把我家里给抄了。正好那天我有事出门在外，没有抓到我。抓我的人扬言，谁说出我在哪里就奖给谁钱。这样我有家不能归，在外流离失所。 2000年12月底我又去北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被恶警抓上了警车，我看到了一名大法弟子被恶警将他的头踩在脚下，他还在喊着“法轮大法好”！其他大法弟子谁制止恶警的恶行，恶警就用棒子朝谁的头上打几棒子。恶警们把我绑架到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由于我不说姓名地址恶警们就把我编成了G3号，提审我的地方是101预审室。一男一女两个恶警轮换着用电棍电我，先电手、胳膊到头部，后来就将电棍放在我头上滚动式地在我头上不停的电击，那男的一边电我，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风凉话。 我还是没有说出姓名地址。恶警为了给自己下台阶骗我说：“你不说照样劳教了。”这样我又被关进了监号。恶警指使在押人员折磨我，监号里的牢头狱霸要我长时间的半蹲着，并拳打脚踢，不让我睡觉。我被恶人折磨的昏过去一下子倒在地上，嘴里摔出了血，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第二天恶人又强行将我的衣服脱光，用一根皮管子对着我的脖子冲冷水。当时如果不是师父保护了我，自己是挺不过来的。不知冲了多长时间，冲完后光着身体还不准我穿衣服，几个人又打了我好半天。当时监号里有20多人。有些善良的人为我流下了眼泪。又过了一天，有一个在押人员拍着我的肩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我想这个人已经明白了真象。 一个星期后我和其他上千名不报姓名地址的大法弟子被送往辽宁省的各县市。我和另外二十多名大法弟子被送到了凌源市看守所。凌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恶警采用“车轮战”逼讯，上手铐（背宝剑）拳打脚踢，还用棒子打，打得鼻清脸肿，身上全是青块，灌药、灌酒。拿极肮脏的拖把往我脸上擦。恶警还骂大法和师父，都是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把师父的照片剪成一片一点的往我头上，脸上贴。放在地上要我用脚踩，我不踩恶警就用棍子打我的腿和手。 恶警们又点燃一支烟强行塞进我的鼻子里，呛得我一直流眼泪。我一要用手拿烟，恶警就用刀片打我的手，还拳打脚踢。面对恶警愚弄、调戏，我真不知用什么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帮穿着警服而下流至极的流氓。 在零下30度的天气，恶警不让我穿棉衣把我带到风最大最冷的地方挨冻。他们身穿羽绒服，头戴大毛帽、大手套，在一旁守着我，还叫冷。恶警边说着下流话，边搓着雪团强行往我脖子里灌，还说是我们这帮法轮功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后来又带我到了一个审讯室。一进去就将门锁上，强行把我锁在了一个铁椅子上。两个身强力壮的恶警轮换着对我用刑。我的嘴里被打出了血，恶警就拿极脏的抹布给我擦掉，目的是怕有人进去看见。偶尔有人敲门，恶警不开门，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 恶警说：“对待法轮功，我们有内部文件，打死你们算自杀，打死白打死，打死就扔山沟里喂野兽，谁也不知道。” 2001年元月下旬我从凌源市转到了当地看守所，又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强行判我三年刑。在孝感市第一看守所关押期间，我得知女儿去北京证实法被抓回也关在这里。女儿才十八岁，修炼了法轮大法后重德行善，做了一个真正的好人。公安局的人反而说我，是我要女儿炼了法轮功害了她。他们利用各种骗人的手段将我女儿关了半年，女儿出来后由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孝南公安分局政保科一直到处抓她。所以几年来女儿一直有家不能归，在外流离失所。 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全身的疾病，人称药罐子，活得生不如死，没几天想活的。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道德素质提高了，思想境界、生命都得到了升华。可是自99年7.20以后政府一直在迫害我，不断的抓我关我阻止我修炼法轮功。这场迫害的实质就是对真理的迫害，出卖人的良知，这场迫害毒害了世人与众生。 2002年元月中我被投进了武汉女子监狱，在六监队有两个犯人包夹我（包夹是被狱警指派用来看管法轮功学员的犯人）。每天要我背抄监规。不配合就强行要我“挖墙”（挖墙是一种整人方法，就是让人离墙有一段距离，立正站好，然后让身体向墙倾斜，用头顶着墙），不准睡觉，还要做手工活，由于长时间不准睡觉，我经常头部直直栽倒地上，额头摔烂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好。监狱看我在入监队不能“转化”，就将转到了三监区五分区（中队），由邓正悦、王焕英、刘凤娥、熊桂英、黄富群、武智慧六个人包夹，24小时寸步不离，跟着我。每天还要背监规，对我强行洗脑，迫害我看那些诽谤诬陷大法的资料、书籍、电视、录象和焦点访谈，强迫我写“认识”，写“思想汇报”，不配合就不让睡觉，几天几夜“挖墙”，同时不让洗漱，上厕所也要限制，本来上午要上厕所，非要下午才能去。我的双脚肿得象馒头，双腿肿得很粗、发亮，上厕所时下蹲都很艰难吃力，痛得不行。“挖墙”时它们只要认为我没站好，就踢我肿得象馒头一样的脚。他们要我写“三书”，我不写，恶人就诽谤师父与大法，还侮辱我的人格，并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我不愿看到他们造业就背“洪吟”，她们不但不听，还恶狠狠的将我的嘴打出了血，牙也被打松了。由于我已经有好几天几夜没睡觉，又被折磨得厉害，就昏倒了好一阵。稍好一点后，他们又没人性的，继续折磨我，随心所欲想打即打，想骂即骂。乱打我的头部，下毒手打。经常五、六天，一个星期不让睡觉，有时让睡觉，每天也只准睡上一、二小时，循环往复。包夹人自己都说，她们要象我这样一天也受不了。她们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你的身体不是金刚铁骨，死是不会让你死的，让你死不死活不活，生不如死，受不了就‘转化’。一天不‘转化’就这样不停的折磨你，还有更厉害的在后面等等”。她们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五月初，中队把我和六个包夹人员送进了一个最小的监号，这样恶人们就为所欲为的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六个人将我按住、捉住我的右手，强迫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将手握成拳头捏得紧紧地，几个人都掰不开，于是她们就掰我的手指，一个一个指头掰，痛得我惨叫，他们都不放手，我的右手小指被掰伤了肿得象个胡罗卜，近两个月的时间，日夜疼痛难忍，后来不红肿了还是经常疼痛（至今已伸不直，已残）。它们的目的没达到，就找来了一根尼龙绳子将我的双手腕反捆在一起。反着悬吊在高低床的上铺铁架子上，这样我全身的重量都在双手腕上，由于胳膊是反吊着的两肩痛得难以忍受。 在吊的过程中还反复问我写不写，也不知吊了多长时间。有时放下来问我写不写？说不写就吊上去。再吊上去的滋味就更痛苦，就这样搞，一天也不知有多少回合。到晚上已经很晚了，他们说也搞累了，需要休息，就把我从铁架子上解下来双手还是反捆着站在地上，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倒在了地上。他们又将我从地上拉起来反捆在下铺的铁架柱上。将我的头发吊在上铺的铁架子上，目的是不让我打瞌睡。其实我早已被它们折磨得神智不清了。也不知有多少天没有睡觉，加上那样没停的折磨，那天半夜他们再次将我捆在那里时，就已经失去了知觉，“保证书”完成的过程我是不清楚的。 为了达到它们的所谓“三书”，他们采取了欺骗的手段。说要我写认识，我不写犯人邓正悦就把“认识”写好，一边继续不准我睡觉，一边捆绑、吊打折磨我。由于长期不让我睡觉使我神智不清，有时站在那里突然就栽倒了；有时是在原来的地方未动，我却感觉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也辨不清，他们总是要将我折磨成神智不清时在晚上，逼着我推搡着我的肩膀，抄写一个字要推搡好半天，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抄成。这样他们才让我睡两个小时，等我清醒一点后看到它们恶毒攻击诬陷师父的“认识”是自己抄写的时，真是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他们却哈哈大笑。 即使这样它们认为目的还没达到，包夹人邓正悦又将“认识”题目改成“决裂书”，“悔过书”要我签名我不配合他们又重复的折磨迫害我，包夹人说“监狱领导大队领导每天都在打电话向中队逼要你的‘三书’，干部逼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就要逼你”等等。在还是达不到目的情况下狱警彭红霞，要它们几个人再想想办法，可想而知六名包夹我的犯人所干的一切都是在彭红霞的指使下干的，他们一边迫害我，还要逼着我说它们好。由于狱警彭红霞说了要它们再想想办法，于是邓正悦、王焕英就又换了一种更残忍的吊法，将我的左手腕和左脚腕，用尼龙绳捆在一起悬吊在上铺的铁架上，头朝下，整个身体都是斜着悬起来的，只要我的身体挨床边时，他们就用脚踢，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在手腕和脚腕上，他们将绳子系得死死的，绳子都勒进了肌肉里，全身那种痛苦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同样的方法又将右手右脚捆在一起重复吊着，我的双手双脚麻木、疼痛近一年时间。 他们每次在吊打之前，总是要将我按倒强行灌药，说是灌的“安全药”，目的是在捆绑吊打的过程中不出事，他们对我随意打骂极频繁。每次吊打都是关着门的。有一次几个人一起都过来抓着我打，因为我没有被捆，所以就突然冲出了监号。边跑边喊：“打人了”跑到狱警办公室门口，这时狱警彭红霞闻声出来大声吼着问我：“有谁打你，谁敢打你呀！”这时打我的人也追到了跟前，他们竟然不承认打了我。监狱彭红霞接着说：“这里是强制机关，不听话就要强制执行。”实际我心理一直都知道是狱警大队、中队的干警在逼迫犯人对我迫害。包夹人总是在我面前叫苦：“干部不逼我们，我们是不会逼你的，我们也是被干部逼得没办法，才这样对你的，”等等，还说了很多。 有时大队干部直接下来逼迫犯人来逼我，可是监狱领导干警把迫害法轮功的全部责任都推给犯人，在监狱成立的“法轮功”中队时，监狱张科长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是在三大队办公室，说是了解情况，其实要我讲假话，当时骢教导员对我吼着说：“迫害你的是犯人，干部不知道，”并恐吓我说：“你到底‘转化’没有，要是没有‘转化’，那就退回原来的中队去。”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她说的一些话都很愚蠢，不打自招。这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只不过是想要我说假话而已。 在中队包夹人王焕英一边在我脸上写字，一边用笔尖戳我脸上的肌肉，用双手将我的脸揪得又肿又青，我只知道每天都很痛，是她自己说青了我才知道。恶人熊桂英总是在我的身上、衣服上、鞋子上写诽谤师父、诬陷大法的话，恶人邓正悦也很多次用小报纸写了好多诽谤师父的话。 他们还在天气最热时要我站在没有风的地方、蚊子最多的角落里“挖墙”，让蚊子叮咬。长期不准睡觉不准闭眼睛，只要我的眼皮不受控制闭上时，熊桂英就用报纸糊上脚气药膏往我的鼻子里猛捅，我制止她时，又往我的眼睛、脸上到处擦。我的衣服上、身上擦得都是，气味难闻极了。大热天不准我换衣服，也不准我洗漱，还要说我又臭又脏不讲卫生。它们对我一系列的迫害过程，用尽了各种强制、欺骗、高压、卑鄙的手段。我在狱中就写了严正声明，对我在被暴力折磨下的所谓“转化”全部作废。同时还写了揭露它们的罪行材料。 2002年7月中我被转到了监狱成立的法轮功中队，在那里十多名大法弟子都再一次地严正声明，并将监狱迫害我们的事实全部都揭露出来了，监狱韩政委说，再也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其实在监狱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仍然在继续被迫害。 在2002年底监狱为了继续转化我们，又用了另外一招来迫害我们。从狱外找来邪悟了的，到狱中散布邪悟。这样使得我们这些长期被关押、被迫害、被洗脑，又长期没学大法的十多名大法弟子被邪悟“转化”了。目前还有一些学法不深的学员，还在上当受骗。我回到家后在师父的慈悲和同修的帮助下明白了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加上有强大的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难过，深感对不起苦心救度我的伟大的师尊、对不起大法、对不起所有的众生。是师尊把我从地狱里一次又一次的捞起，又给我信心和希望，一次又一次的慈悲于我。我用尽宇宙中最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来表达师尊的洪大慈悲。 2003年12月19日我回到了老家农村探望家人时，对村里人讲了大法真象。22号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23号上午当地的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孝感市孝南公安分局一群警察敲门闯进了我家里，直接进行抄家，理由是我在老家讲了法轮大法真象，将我的大法书和近20盘磁带、提包、身份证、衣物，生活日用品等都抄走了，并要我跟他们走，我不配合，几个警察就将我抬到了楼下警车上，拉到了孝昌县公安局，他们要审讯，我一直给他们讲真象，揭露邪恶，在师尊的保护、慈悲下在天黑时我就回到了家里。 ［编注］署名的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