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4年12月7日】我曾于2000年底利用放假之际，从新加坡去西藏洪法，由于安插在寺院中的暗探告密，使我们被非法抓捕，我的护照从此被扣押，之后一直在国内流离失所。2002年9月，在上海住所内，又再次被公安非法破门而入，并被上海国安非法拘捕，之后对我進行了近半年的系统洗脑、恐吓、威逼、欺骗的高压迫害。在此，写出我被迫害的经历，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之邪恶、虚伪和灭绝人性，同时也暴露国安的邪恶手段。国家安全机关成立之初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然而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国安演变成了邪恶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工具，由一开始的幕后活动，到逐渐的跳上前台，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其继承了××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经验，并使××党的邪恶本性和流氓专政在这场迫害中得到進一步强化。
记得在我出来时，他们曾对我家里人说：“我们是大都市的办案人员，是讲文明讲法律的，我们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你看我们对她多好！”我不禁为国安迫害的手法之邪恶而寒颤。的确，他们的确没有对我使用过肉体上的暴力，然而国安所采用的是更为邪恶的杀人不见血的手段！为了给被逼供者造成心理及精神上的强大压力，利用外在环境、谈话、恐吓、疲劳战等多种它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和琢磨出来的邪恶手段营造分化、孤立、恐惧、无助的假象，强迫被逼供者在精神承受不住时配合迫害。之后再乘机采取所谓“交朋友”的手段，在将对手逼到墙角欲置其于死地后，再后退一步，试图以伪善打动被迫害者，以期使后者心生感激，進而能被其利用。我后来看到曾被上海国安诱骗、迫害的台湾法轮功学员林晓凯写的揭露文章，其手法真是如出一辙，一模一样。可见，这一切都只不过是邪恶的手腕而已。
2002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和另外一个功友正在室内看书，可能是因为被特务告密或监视，忽然响起猛烈的敲门声，之后一帮警察流氓式的破门而入，将室内非法洗劫一空，之后我们被带到了上海闵行区公安分局，在此期间我们因拒绝配合拍照和报出姓名，被三四个警察流氓式的按住全身，并拿来刑具，强行拍照。第二天，又来了一帮人，将我们带到另外的地方，在去的路上，我的头被强行按下，我几次想反抗起来，都被强硬的摁了下去。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被带到了上海国安闵行分局。
一進去，就感到了邪恶的氛围和强大的压力。上海国安通常的做法是你刚一進去就先给你来个下马威，使你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给你心理造成一种威慑，然后配合采取车轮战和疲劳战，目地是为了使你在已经很疲劳、恐惧、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進一步给你施压，营造一种随时都可能被残酷折磨而没有人知道的恐惧、孤立的氛围，试图从一开始就击垮你的精神，然后再抓住怕心下手。
记得我刚一進去时，就有一帮人不停的、轮流同我谈话，强迫我认罪，并强迫长时间不让我睡觉。由于我长时间没有休息，加之头天在公安局已经耗费了很多精力，很疲劳，所以我时常眼睛会忍不住合上，只要我一合眼，他们就会不断在我耳边大声怒吼：“不准睡觉！”当我绝食时，他们便对我叫嚣：“不要以为绝食就可以威胁到我们，我们有的是办法，你绝食，我们就灌，熊文齐你听说过吧，人家绝了两年的食，也没有放！”
在晚上又派一男一女的打手对我进行恐吓，逼我认罪。由于我当时已疲劳到近乎神智不清，所以我不能很清楚的记起当时的场面，但是那狰狞的模样和狂暴的吼声一直都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这样的目地，除了给我心理造成强大的压力外，也是试图在我筋疲力尽，神智不清时，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头三天里，他们不断的说：“在72小时之内，如果你态度好的话，就可以被释放，我们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是为了你好。”其实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不断的给我施加强大的压力，一方面不断的给我诱惑，以期使我能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三天后，他们告诉我，由于我态度不好被转到看守所。一進看守所，还没有休息，就在深夜又被非法提审，并故意打开所有的探照灯，直射我的脸部，营造阴森恐怖的氛围，对我施加心理压力，他们就是靠这种车轮战、疲劳战和心理战试图击垮我的意志。我记得当时他们曾对我说：“再这么让你站一晚上，不睡觉，你根本就不可能受得了！”可见，他们后来所谓的“春风化雨”，所谓的多么“文明”，根本就是无耻的耍赖。就好比打人不留痕迹，还倒打一耙，说：“你看我们多好，我们在给你治病。”其手段之阴险，恐怕也只有××党才能、才敢干得出来了！
他们时刻打着法律的幌子，逼迫我承认违法了法律，并叫嚣：“只有凌驾法律之上的人，没有凌驾法律之上的法。”在看守所的一个月期间，他们基本上避开法轮功，而主要是让我所谓的“交代问题”，如我做了些什么？跟什么人有过联系？其真正的目地是为了印证他们已得的信息和发觉更多的线索，以便向上邀功请赏。他们通常会营造一种国安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假相。例如，我后来看到曾被他们迫害的林晓凯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当时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年前的email帐号和很久前写的一篇体会怎么会被国安一字不漏的知道的一清二楚，其实这是因为这些资料在我们当时的电脑里，而我们被迫害后，国安就破解了我们的电脑。国安就是利用这些手法，时时刻意营造一种他们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假相，以期使你产生极端的恐惧，然后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其实这完全是他们的手腕。
我记得当时他们曾对我宣称：“我们国安和公安不同，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力，你到我们手上来是你的幸运。对于我们的朋友，那就是朋友的做法；对于我们的敌人，那就是要严厉的打击，对于法轮功××分子，我们打掉一个是一个！”我不想说的，他们就将他们先前了解到的说出来，以便诱诈我说出更多的。虽然我当时很清楚的看透他们的这套诈术，但由于正念不强，在筋疲力尽之时完全用了人的方法跟他们周旋，不断的推测他们哪些知道，哪些不知道，知道的我就说，不知道的就搪塞过去。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认为我有机可乘，之后才会不断的被继续迫害洗脑。
在这期间，他们也让我说出我的修炼原因，修炼心得，我原以为他们是想听我的体会，后来才明白他们真正的目地，一是为了能够从中了解到他们不知道的人或者其它信息，以便挖掘更多的线索，另一方面是为了研究我的性情、心理、特点，以便制定对付我的方案。另外，他们还多方调查、四处打探我的为人、脾气、性格等，以期可以找到漏洞下手。他们也会从我的话语、眼神、姿势中不断的推测我的想法、心态，以便能迎合我的心理谈话，从而麻痹我，放松警惕，从中套取他们想要的。他们还不断的问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情况，由于我当时已离开新加坡很久，根本就不清楚当地的情况，他们的套话反而让我更加看清了他们的手腕，很可笑。
还有几次，他们经常故意诈我，说我知道电视插播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他们迫切邀功请赏的嘴脸暴露无遗。因为电视插播是邪恶最害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而能够阻止法轮功学员成功的插播电视，无疑能为他们捞取往上爬的丰厚的政治资本，所以当然也是他们垂涎窥觑已久的。只可惜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也会采取离间的方法，如不时告诉我：××已经转化了，人家都把你说出来了，只有你这么傻；××根本没把你当朋友，绕开你单独和××联系，分明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有一次为了让我产生孤立和无助的感觉，告诉我说：“你看你進来这么久了，有谁管你啦？有谁打过电话来？”等等诸如此类的手法，总之，是凡能用上的瓦解我内心防线的战术他们都用上了，当然，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这一切不过是小儿科一样。
一个月以后，他们又把我转移到了上海市办的洗脑班，对外美其名曰为上海市法制教育学校，原是上海市司法局的警官休养所，位于青浦区佘山脚下的外青松公路7936号。
我后来明白，他们当时之所以把我送去洗脑班的目地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我的脑子彻底的被洗过来，能够从心里放弃法轮功，仇恨法轮功，他们才能利用我。
法制教育学校“正常”情况下一般每期为2～3个月，若法轮功修炼者不妥协的，则可以非法的无限期的“转化”下去或直接送去劳教，几乎每期都有直接被送去劳教者。每期人数一般为30～50人，采取“军事化”管理和全封闭式的洗脑。每个“学员”有一个“帮教”和一个“陪教”。帮教大多是从其它司法机构例如监狱、劳教所等地方抽调来的，这些从基层调来的人大部分也不了解镇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也是听信了大陆喉舌媒体的造谣报道，其中一些人经常在暗中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法轮大法真象。其实在后来同这些帮教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到她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由于长期被封闭在一言堂的谎言中，长期接受××党的宣传，她们的大脑都被彻底的清洗过，蒙蔽很深。可能是邪恶势力怕这些帮教与法轮功修炼者接触时间过长，了解了法轮功真象而对“转化”工作不利，因此一些帮教在每隔一段时间会调换一批。“陪教”我的人则是国安局的女工作人员，而国安局的办案人员几乎每天都会过来配合帮助“转化”我，并研究、打探我的思想状态，以便制定下一步攻克我的方案。
这个所谓的“法制学校”每期都耗费巨大，经费一般有两处来源，一部分是从由老百姓上缴税款的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中直接拨取；另一部分则是强行向被绑架者所在企事业单位收取。每个人每天的费用是100元，由于非法将我送去洗脑迫害的是国安局，所以前几个月的非法费用由国安承担，而后几个月，由于我家里人知道了我的下落，他们利用家人怕我在里面受罪的心理，而将我的费用转嫁到我家人的身上。记得当时他们曾对我说：“为了‘挽救’你一个，我们花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我们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还记得有一次，他们对我叫嚣：“你是不是觉得你很了不起，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我当时还心想：我巴不得你们少点人围着我转呢，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我越坚定，邪恶就越多的精力被牵扯，而在这边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安的人围着我（当然这其实也是一时的表象，如果我当时真能做到金刚不动、坚不可摧的话，邪恶自会知难而退）。想想江氏集团为迫害我一个人就花费了这么多，而中国有近一亿的法轮功学员，那将要花费多少！而为了迫害法轮功，江氏邪恶集团不惜动用四分之一的社会资源，劳民伤财，各地大肆兴建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不惜花费巨资监控网络和电话、向国际社会大量遣派特务及用巨额贷款收买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将整个国民经济拉入无比灾难的深渊。
在洗脑班里，法轮功学员一進来后，就被限制在一间房间内行动，吃喝拉撒全在号内，“帮、陪教”二十四小时监督，没有自由。房间内放了三张床、一台电视机和一张写字台。电视机是专门用来播放诬蔑法轮功的录像，每天上午、下午采用录像、广播、报告等形式，反复滚动播放诬蔑攻击大法的“文革式”材料，强迫修炼者视听；写字台是用来让法轮功学员阅读攻击批判法轮功的“文革式”文章，并强迫学员在每日的心得体会中谈出个人的体会，以帮助他们了解学员的思想状态和洗脑效果，并进一步制订下一步的洗脑内容。就这样通过谎言、恐吓、威胁和全封闭式环境使人长期处于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思维混乱状态下，从而对被“转化”人员进行潜移默化的洗脑。学员整日都在批判、威胁中度日。
记得我当时曾被迫成天看侮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带及各地洗脑班的材料，当我拒绝看时，他们便邪恶的说：“你以前可以看那么多的法轮功的书籍，在这里就是要看这些，不看也得看，我们就是要把你的脑子洗过来！”
当我指出他们这是谎言后，他们便停止了强迫我看，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转化不了我，所以又采取了另外的手法，他们同上海市洗脑班配合，组成一个8人构成的攻坚队，从早上到晚上不停的同我谈话，并找来所谓的法律界人士、宗教界人士跟我对话，以期对我進行疲劳战、车轮战，并找到我话里的漏洞，从中下手，以达到转化的目地。记得当时我问他们凭什么说法轮功是×教时，他们曾用国际通用的邪教标准扣到法轮功的头上，而当我反问他们既然是国际通用的标准，那为什么法轮功在其它国家都受到欢迎，而仅在中国成了×教，是否这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标准呢？他们都无话可说，而他们应用的国际通用的邪教标准有一点就是精神控制，看看××党因为看到过多的人拥护除了共产主义以外的另一种强大的精神信仰而产生极端的恐惧進而发起了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看看那些被转化后的人在公众面前表现的痛哭流涕，并宣称“感谢党挽救了我，给了我新的生活”的场面，不得不令每一个理智尚存的人骇然：××党才是真正的精神控制，才是真正的扭曲灵魂，才是真正的邪教！
在这期间，由于我前期忙于做事，法学得少了，邪恶便乘机钻空子，而我人的这面在这种无休止的“转化”中，产生了一种人的绝望，不知道这样的“转化”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在被迫害的痛苦中承受不住，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深深的痛悔和污点。当时我内心处于极大的痛苦中，我没修大法之前就认为人活着应该高风亮节，有一副铮铮傲骨，做事不能违背良心，更何况我现在修的是大法，然而我却在压力下背叛了我自己。曾有好几次，我甚至试图自杀，因为我真的不能忍受这种强加于我灵魂的耻辱和玷污，只是我还尚存的理智告诉我，如果我自杀了，会被邪恶更加利用来抹黑大法，而且师父法里面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就这样，我才能活到今天。
在经过大概四个月左右被强制的残酷洗脑后，我被放了出来，但这还不是他们的最终目地。我当时隐约的觉得他们最终的目地其实是想让我当特务，为他们提供情报，所以有一次我直接问他们：“你们总不至于让我当特务吧！”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邪恶，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再没跟我直接提过此事，却用所谓的“戴罪立功”一词可笑的半遮半掩的来代替了。
记得当时我在里面绝望的时候，曾对师父说：“师父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会抓紧学法背法，一定不可能被它们转化。”可是当我再次出来时，我却曾一度几乎垮掉，因为我真的不能容忍我自己这种背叛大法、背叛灵魂的行为，虽然我心里面从来就没有忘记大法，而我却可耻的做了我自己最鄙视的人，我无法承受这种耻辱。记得在我最初出来的那几个月，我活得好像行尸走肉一般，灵魂深处被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白天在人前装得若无其事，然后，每天晚上在深夜时，便开始痛彻心扉的、抽搐般的痛哭不止，直到麻木。我深深的领教到这种流氓式的××党强权专政的邪恶，它真的企图彻底摧毁人还有的人性、道义和良知，摧毁人内心深处最后还留有的一点点的人格和尊严。
为了怕我“反弹”（醒悟），并最终达到利用我的目地，他们要求我出来后在上海工作，这样他们可以找到我。之后，他们又不断的找我谈话，说要跟我交朋友，不过我始终保持一种远离的态度。一次他们曾说：“你出来，不但不感激××党的宽大，反而还有一种怨恨的情绪。”我这才明白，其实他们放我出来的真正的目地是想让我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下能对他们心生感激，進而被他们利用。因为他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当人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再在适当的时候施以小惠，便能使弱者萌生感激之情，以至感激××党的宽宏大量，進而能被他们收买。这一手法历来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在我刚出来不久，他们有一次还想给我钱，我当时觉得很是不解，但我做人的原则让我立刻不加思索的严辞拒绝，可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时他们给我钱的真正目地并不是为了帮助我解决困难，而是为了拉拢我，收买我，如果我拿了他们的钱的话，就会被他们利用。
他们当时还曾对我说，他们对林晓凯如何“好”，吃肯德鸡，麦当劳，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办案机关都找不着。我听上去只是觉得好笑，如果一个人在杀人前，为了麻痹对方，先款待对方一顿丰盛的晚餐，再动手杀人，难道这就能掩盖杀人者非法迫害他人的实质吗？而中共的这套手法也的确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找不着：将法律玩弄于骨掌之中，打着法律的幌子，却为所欲为。
后来我找到一份远离上海的稳定的工作，能方便的每天看到明慧网，也能远离他们。在不断的学习师父新的讲法后，才使我慢慢的从那种深深的心灵创伤中恢复过来，继续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一年后，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终于能够安全的来到国外，将我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使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在中共力图塑造一个正面、开明、太平盛世的形象的同时，掩盖着怎样的谎言、暴力、专制和浩劫，其五年多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邪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暴，再次暴露了中共营造得虚假的繁荣背后被竭力掩盖的真实的一面。
另外一提的是，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也确有一些顾虑，明明知道陷在国安事先给我设的陷阱中却很难跳出来。当时他们在研究我从小的性格为人时，觉得我是个重义气、讲情义的人，所以在威逼利诱，高压迫害的同时，也会时不时的对我進行一些“照顾”，如我的内衣和日用品没有了，他们会给我买一些内衣和日用品等。我记得在我出来时，他们曾说：“你以后怎么做，我们也管不着，但是你要想想我们曾对你的‘情义’。”虽然明知道这是伪善，他们真正的目地是为了捞取他们的政治资本，可是我却跳不出人情。但是当我从法上认识这个问题，这一切的障碍便迎刃而解。其实在国安工作的人也是被××党利用的工具，在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强烈的感到，他们才是被××党长期洗脑的直接受害者，在长期变异的思想学习和政治汇报中，满脑被灌输的都是“反美”、“仇台”、对六四学生的诬蔑、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对其它宗教和党派的排斥、对无神论的鼓吹及对共产党的狂热和盲从，致使他们思想僵化、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于各种宣传、运动不经过大脑思考，全盘接受，“上边”让咬谁就咬谁，不论青红皂白，不惜把白的说成黑的，只要达到目地就行。而国安这套体系也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继承并发扬着××党中最不好的邪恶因素：暴力革命、谎言欺骗、阶级专政、精神控制，它迫害着大法，无视神佛的存在，败坏着人类最基本的道义和良知，也在从根本上毒害着人的思想和精神，是不应该存在的，也是在正法中要清除的对象。揭露它，也是为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尊严、道义和美德。
最后希望所有良知尚存的人能认清这场迫害和中共的邪恶本质，帮助我们结束这场迫害；也希望所有曾经跌倒过的大法弟子千万要爬起来，共同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救度众生，切莫失去这万古的机缘。
